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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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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普力夺政府主宰过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统治并没有促进地方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独立战争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Mors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首”[7] ，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极为专制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章法无法生根。这就使得拉美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制度软弱而低劣，无从使社会现代化。于是，在处于政治参与扩大时期的国家里，政治运动一直带有“人人有份、利益均沾”的格调，犹如工团主义和法人团体那样。甚至在20世纪的加勒比、中美洲、南美洲西部国家和巴拉圭等地仍然存在寡头普力夺政府。在中东地区也普遍如此，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权瓦解之后，英法两国只部分地或间接地取代了统治权，其余地区就形成了合法权威真空，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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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制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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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演变而来的。此种政治体制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制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制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秩序演变到激进的普力夺秩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制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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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普力夺体制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西方殖民主义削弱了甚至常常彻底摧毁了当地原有的政治制度。即使在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它也破坏了合法性的传统源泉，因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显然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脸色行事。殖民主义的反对派通常在当地上层或次等上层集团的后裔中形成，此等人士强烈信奉现代价值，他们的观点、职业和功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那一套。由于殖民帝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军事优势，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在伦敦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中了民族独立和民众政府，并试图发展群众组织以使之成为现实。只要殖民政权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它就常常会阻止政治组织的建立，然后它也常常会仓猝地结束它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反对建立政治组织，后来又匆匆忙忙准备让殖民地人民实行民族独立，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地上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各种政治组织之前，民族独立就来临了。甚至在那些于争取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群众卷入的地方，这种斗争赖以立足的社会动员水平仍然常常是很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并不足以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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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独立之后，人数不多、现代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所面临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光怪陆离的、无组织的且仍然是高度传统的旧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和19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何其相似乃尔。在拉美，欧洲人后裔试图强行推行一种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制机构。在非洲，上层人物也试图强行推行一种同样不适合他们社会的群众制度。在这两地，政治权威衰朽了，制度枯萎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变成一纸空文；非洲的一党之国变成无党之国。制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人统治来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相当持久的寡头普力夺统治时期。在非洲，较弱的社会分层和历史时机的差异造就了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这样，摇笔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领导了“突破”。这些人然后又被中产阶级的军官们撵下台，因为他们缺乏持续的动员政治支持和组织政治力量的后劲，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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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从绝对君主专制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像索摩查（Somoza）或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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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与大学生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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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8] 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政变的把戏。1958年推翻努里·赛义德（Nuries Said）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治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而随着君主制的结束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布，努里·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产阶级分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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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了君主制，戏剧化地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的人士手中。反对君主独裁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王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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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们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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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转向集体军人政府。[10] 在20年代的智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他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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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员20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以后它夺取了政权。[11] 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火力侦察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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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Brinton）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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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Naguib）周围，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Nasser）所取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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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君主专制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权，将王室成员投入监狱，并敦促国王接受有限的君主制。颇为保守的文官披耶玛诺（Phya Mano）出任总理。1933年春，披耶玛诺总理拒绝了政变时民间知识界领袖人物比里·帕侬荣（Pridi）起草的经济计划，导致了一场危机。军方头目们从内阁辞职，然后就采取反政府的行动。“同样是不流血的第二次政变成功了，不过这次政变的矛头是对着披耶玛诺及其追随者。披耶玛诺被指控为袒护王室全面复辟”。第二次政变完成了第一次政变未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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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政变之后，民党分子或者表示谦让，或者隔岸观火，等待时机。他们并没有派出自己人马到旧衙门去当官，而是宣称自己缺乏从政经验，需要挽留一批旧的王党分子坐守原职。第二次政变纠正了第一次这种错误的策略。这一次民党用自己的人取代了旧政权所有的文武百官，不管他们如何缺乏从政经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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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上校领导的叙利亚新兴的中产阶级政变推翻了库阿特利（al-Quwwatli）总统的政府，夺取了政权，同年8月萨米·哈纳维（Sami Hinnawi）上校发动政变，又赶走了扎伊姆。有人用过类似上述的语言来描绘这两次政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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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逐渐明朗，第二次政变实际上只是实现第一次原定的意图。扎伊姆在推翻库阿特利政权时的盟友们感到，他们必须首先剪除扎伊姆才能达到第一次起事的原定目的，即是说，必须从文职政府里撵走那些在管理国家行政和指挥巴勒斯坦战争中表现不称职的人，以便让那些在批判旧政权中表现得最正直和最有才能的人取而代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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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突破性政变也走过类似的道路。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的失败激发了一批青年军官改革者在1936年5月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一个以戴维·托罗（David Toro）上校为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政权创始了很多改革措施。但在1937年7月，“曾经一手策划政变并把托罗推上台的赫尔曼·布施（Germán Busch）中校又推翻了托罗”。布施政府仍“继续推行并强化了托罗政府的基本政策”。[15] 同样，危地马拉根深蒂固的寡头统治模式也受到挑战，40年代初有人试图推翻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将军的传统政权。1944年6月政变终于发生并获得成功，以庞塞·巴尔德斯（Ponce Valdez）将军为首的温和政府上了台。但这位庞塞将军“力图维护旧秩序”。[16] 然而他无力阻挡变革的进程。“陆军军官中有许多人战时曾在美国受过训练，意识到危地马拉需要改革，现在他们长期盼望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和拉迪诺人（混血儿）、首都的中产阶级从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一道策划赶走了将军们。”[17] 1944年10月，一次强化性政变推翻了庞塞并最终建立起阿雷瓦洛（Arévalo）的激进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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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瓦多，情况略有出入。在那里，1944年4月，人们以总罢工的形式，率先打破了14家族一统天下的局面，矛头指向进行独裁统治达13年之久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inez）将军。这次罢工是“圣萨尔瓦多市部分中层阶级颇为自发的行动”，导致温和的民间人士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Castañeda Castro）取代了马丁内斯。在4年后的“1948年革命”中，一批下级军官驱逐了卡斯特罗，成立一个新政府，计划进行“有控制的革命”。这些军官和中东领导此类运动的军官们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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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以来控制萨尔瓦多政治的军官们实为一丘之貉。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自少校、中校这两级中级军阶，从这里再往上升迁一般是很慢的。在军界官梯上爬不动所造成的沮丧使得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大有可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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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这些青年军官们的立场也和被他们所取代的老军头们迥然有异。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由于居住地区、教育、社会交往、经济地位和希求以及社会态度的关系，他们紧密地认同于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门第。大多数人曾经在美国的军事学院学习过，并与美国军事代表团有密切的联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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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复杂的拉丁美洲国家里，政治机构较为发达，它比较早地从保守的传统政权转变成为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府，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军人团体和政党之间也是相互合作的。在阿根廷，中产阶级的改革政党——公民联盟成立于1889年。第二年一批进步军官成立了“军人共济会”。他们曾于1890年、1893年和1905年与民间盟友合作组织了反对保守政权的起义，但皆未成功。[19] 这些可预料性政变表示，中产阶级军人改革者必将在适当时机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而掌权。然而阿根廷当时还不全然是个普力夺式社会，军方在民间的激进盟友“公民联盟”通过1916年的和平选举赢得了政权，因此也就未发生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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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各派政党较为发达，寡头统治对中产阶级的渗透较为开放，军人专业化程度也较高。因此，在向中产阶级政权的过渡中，军人干预只起了辅助性作用。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自由同盟，其领袖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Arturo Alessandri Plama）在1920年“寡头统治垮台时”当选为总统。[20] 当国会阻止亚历山德里的改革计划时，军人于1924年9月插手政局，并劝导国会批准改革。亚历山德里辞职，由高级将领执政团组成的军人政府接替。然而这批将军比较稳健，又着手将权力重新移交给较保守的文官政府。结果，1925年1月曾经参加过一个高度改良性质的军友社的青年军官起来造反，进行了一次强化政变，把卡洛斯·伊瓦涅斯（Carlos Ibáñez）中校推上台。他的改良主义和镇压性专政于1931年垮台并短暂地被另一个宣布智利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人政府所接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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