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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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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比较落后的社会里仍能发现寡头普力夺制度。在另一个极端上的民众普力夺政体，曾以庇隆主义形式出现于阿根廷，但这种政体主要还是发生在未来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普力夺社会还处于政治参与扩大的中间阶段。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乃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如哈林顿所预言，城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影响”导致更大政治动乱。[22] 在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愿意利用农村来遏制和稳定城市。如果政府能架设起通往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那么，政府就能遏制并根除城市的不稳定。如果农村消极而冷漠，如果乡村上层分子和大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为城市的动乱所禁锢，只好听从城市暴民、首都卫戍部队和京城大学学生的任意摆布。然而，如果农村掉过头来反对该政治制度，如果农村大众被动员起来反对现行秩序，那么政府面临的将不仅是动荡，而是革命和根本的变革。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显著特征就是城市不稳定。排斥农村于政治之外使城市的不稳定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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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进步的、西方化的或激进的军官造反，推翻传统政治制度或寡头统治，会为其他中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治扫清道路。从军人推翻君主或寡头统治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登上政治舞台之间，可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在这种激进普力夺政体的早期阶段，政治典型地表现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结构松散的集团之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和冲突。譬如，这就是1908年到1921年间的土耳其和“1932年革命”后30年来泰国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突破性政变后的政局。其时，将军和校官集团为争夺控制权而彼此进行斗争，然而因为没有一个集团愿意将其影响（及其权力）扩展到军界以外，将其他社会势力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所以也就没有哪个集团得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基础。然而，一旦传统的合法基础威信扫地，其他中产阶级集团在适当时机就在政治舞台上增援军人，并力图以他们自己独具的方式参与政治。这些中产阶级包括专业界和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商人，实业家，律师和工程师。普力夺社会发展到中等水平时，有两股最积极的社会势力。典型地来说，一个就是知识界特别是学生，另一个就是军队。学生参与政治和军人参与政治，很像一对孪生兄弟。两者都是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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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参政分子的多样化导致不同集团的政治行动、技巧，明显地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体制下的参与集团，比起在较为高度发达而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下的参与集团来，其政治性要强得多。但是与此同时，在功能上，它们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却比在较为发达的体制下的参与集团要差得多。例如此时的大学，一般都聘兼职教员，招收半工半读学生。这种大学往往算不上是地道的大学，作为其主要功能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很低，学术声誉很差，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作用却又很闻名。知识和学术价值很少受到尊重；学生可以指望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赤裸裸的贿赂来混日子；委任教授很可能不考虑学术水平。总之，学术价值和程序常常只获得了低水平的制度化。作为一个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功能的学术机构，大学没有制度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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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功能自主性的缺乏常常又和高度的政治自主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警察看来，大学处于他们采取适当行动的范围之外。在校园之外非法和立即遭禁的活动，如果要是在校园内进行，是能被容忍的。正如利普塞特（Lipset）曾指出：“在沙皇俄国，大学自主性有时是存在的，以便让非法革命团体中的成年人在校区举行会议而不受警察干预。最近几年，委内瑞拉的恐怖主义者就钻了大学自主传统的空子，把学区作为逃避警察的庇护所”。[23] 大学的政治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从中世纪大学和其他行会享有的法人自主性中继承下来的。学生的自主性，部分来说，是他们历来出身于上层阶级这一状况的产物。“既成权力机构内部人物的子女”比起与既成权力机构不太沾边的人有更大的自由去破坏这个既成权力机构。“我们能把机关枪对准他们吗？”一位伊朗警官在一次重大的学生反对当局的示威时问道，“我们不能那样做，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嘛。”[24] 以法人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传统遗产，赋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大学及其成员一种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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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力夺社会里，大学的特点是学术职能居次而政治自主性居首，这种现象在军队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军事职业化水平较差，军事价值像学术价值一样，从属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涉足军事领域。同时，军方亦竭力保卫自己的政治自主；武装力量被认为处于文职政治领导人的直接权威之外；军事预算总是由宪法或习惯加以规定；军队控制其内部活动，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阁中掌管军队的阁员来自军方。军队和大学一样，为了政治权势而牺牲职能自主性。在大学里不能发号施令的政府，大体上也奈何不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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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盛行的政治活动形式——贿赂、罢工、示威、政变，都是给政治权威带来压力的手段，而非行使权威的办法。它们不是国家或者主要从事政治的机构的行动形式，而是从理论上讲其主要职能乃是非政治性的一些团体的行动形式。因此，这些团体对政治的介入是因时而异的。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各集团对政治的参与是随着选举和代表大会的周期，或随着政治问题的起伏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政治集团的活动家为了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而进行的努力会刺激其他各反对派集团采取类似的行动。结果，参与升级，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参与会采取类似的形式，并通过类似的机构渠道来表达。在一个普力夺社会中，各社会集团对政治的参与也倾向于同起同落。但是，一个集团的政治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动。这些依次又可能引起第三集团及其他形式的政治行为。冲突激化，方法亦多样化，于是导致一场重大政治危机，而只有当各集团的政治行动松劲时，危机才得以缓解。政治活动有助于现代的制度化政体的稳定，却促进普力夺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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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施加压力的“最高手段”就是把他们从权力位置上拉下来。在普力夺社会，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军事政变。所有社会集团都按照他们各自直接行动的形式行事，而军队的形式显然最富戏剧性而且最有效。不过，军事政变通常是其他集团采取别的政治行动形式的反应或产物。在激进普力夺社会，军人干预政治并不是偏离正常的和平政局的孤立现象。它只是各种冲突的中产阶级集团所采用的五花八门的直接行动手腕中的一种而已。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没有大家接受的表达利益的制度渠道，而这就意味着，会“通过民众暴乱和军事干预这两种机制”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各种社会势力诉诸直接行动并不偏离这种制度的准则，相反，“持续使用暴力正体现了这种制度，或者说，至少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非常大的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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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暴乱和示威是学生和有关的中产阶级集团采取政治行动的普通形式。典型地说，这些行动只有当其促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到迫使军队起来反对政府的地步，才会造成政府的垮台。例如，1957年在哥伦比亚，学生骚动导致了意在防止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Rojas Pinilla）再次正式当选从而继续执政的总罢工。军队最初拒绝采取反对罗哈斯的行动，但是随着暴乱的升级，教会和军队先后站到了学生一边。至此，罗哈斯只好完蛋。1960年在韩国，学生反对选举的示威导致冲突，186名学生被枪杀。学生的行动迫使其他社会势力转而反对李承晚政权。美国率先谴责李承晚政府的行径，接着军队就宣布在这场争执中保持中立。军队撤回支持造成李承晚政权的垮台。1963年在南越，和尚和学生的行动造成了类似的情况，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军队，都撤回了对吴庭艳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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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军队强烈地认同政府或坚决效忠政府，学生的造反活动将不会对政府的存在构成威胁。例如在1961年和1962年，德黑兰的学生骚动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军队仍然忠于政府，动荡遂被遏止。1960年秋天在加拉加斯，学生骚动导致军队包围了中央大学，这也是因为士兵和劳工组织忠于政府。同样，1962年在缅甸，学生反对军人政权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士兵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战斗，学生会大楼被夷为平地。学生的示威和骚动在诱导或迫使政府作出实质性让步时是有些能量的，然而很有限。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他们具有使形势向两极分化并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或支持或反对政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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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力夺体制中，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政治技巧的多样化。政治参与扩大到城市工人阶级，就将示威的方式增加到一切可能的类型，并将作为直接政治行动主要形式的罢工也引了进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劳工参与政治标志着普力夺社会已开始从激进普力夺阶段向大众普力夺阶段迈进。然而，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有组织的劳工，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说，并不完全是下层阶级的运动。凡是能组织起来的，通常包括工业劳动大军中经济处境优越的人，而最强大的工会经常是中产阶级和白领职业者的组织。大规模的示威和骚动是学生的拿手好戏，而罢工，特别是总罢工，则是劳工独具的杀手锏。劳工采取罢工行动的能力像军队发动政变的能力一样，部分来说，取决于其团结的程度。如果劳工内部团结得不错，那么，其政治行动的成功就取决于劳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其他集团采取协调或平行的行动，而最重要的又是军队的动向。在格局上，存在下述四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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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工对政府和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的政治行动几乎总是不能达到其目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就会被政府、警察和军队的联合行动所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常常证明劳工的软弱（1962年在秘鲁，1966年在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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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工加上军队对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起到学生暴动一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形势发生分化。如果军队本来就对政府怀有反对情绪，它就会乘罢工之机，与劳工采取相应或合作的行动去推翻政府。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相对来说较少（1946年在海地，1958年在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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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劳工加上政府对军队 这种形势最常出现于军队率先采取直接行动推翻得到劳工支持的政府时。劳工马上会团结在政府周围，宣布总罢工，以便挫败军队的政变。德国的卡普暴动就是这种模式；1923年在墨西哥，军队反叛，试图推翻奥夫雷贡（Obregón），而劳工起来支持奥夫雷贡，也属这种模式。1949年危地马拉发生过类似情况，其时一个军人集团反叛了阿雷瓦洛总统，而劳工支持阿雷瓦洛，号召进行总罢工，并组成志愿军，忠于政府的军队为这批志愿军提供了武器。一般来说，劳工和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军队，其胜利取决于军队内部的某种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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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工、政府、军队三者相互对抗 这种情况指的是，劳工以罢工和造成国内混乱相威胁，给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又可能诱使军队为了钳制劳工并恢复秩序转而去推翻政府。政府面临着要么就改变其政策，要么就失去政权的选择。这种“通过暴力实行民主”的模式在秘鲁政坛上盛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1964年，玻利维亚铅矿工人反对帕斯·埃斯登索罗（Paz Estenssoro）政府的罢工导致国内动荡和混乱，从而招致军队起而推翻帕斯。军队领导人对工人并无特殊的好感，几个月后他们就与工人干了起来。政府权威的削弱和文职官员的无能使局势不堪收拾，给军队造成了可乘之机，得掌大权。在厄瓜多尔，贝拉斯科·伊瓦拉（Velasco Ibarra）在类似的局势下，三起三落。每次当选总统后，他都使自己的追随者大失所望。“昔日的党徒，特别是学生和工人开始示威，反对他的政府，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武装力量就认为必须把他赶下台。”[26] 在这种冲突模式中，普力夺制愈演愈烈：军队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怂恿劳工和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促使另外一个集团以削弱政权的力量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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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军人干预通常是对几个社会集团冲突升级及任何可能存在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衰弱的反应。军人干预能起到阻止各种社会势力被急速动员起来投入政治或涌上大街（二者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其实是一回事）的作用，并通过消除冲突升级的目标和直接刺激，收到缓和爆发性政治形势之效。简而言之，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动的终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显著地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所能采取的手段。虽然骚动、罢工和示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迫使政府修改其政策，然而这些手段本身不能改变执政者。军事政变是使政府换马，而不仅仅是改变其政策的直接行动方式。妙的是，要达到仅仅改变政策的有限目标，军界领导实际上是无计可施的，它当然可以以政变胁迫政府改变其政策，但它若是真的发动了政变，也就无从给政府施加压力，令其改变政策了。在这一点上，民间社会势力，甚至部队中的义务兵（他们可以罢工或哗变）也比军官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事实上，军官只有动武或威胁要动武这两种选择，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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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采用的政治策略的实质，反映了军队的组织内聚力，也反映了其他社会势力能给政府施加压力而军队却能取代政府这样一个事实。和尚、牧师能示威，学生会闹事，工人能罢工，但是除非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当中谁也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全局。一位学者曾就1960年韩国李承晚被推翻一事说，动乱中最严重的因素是，“首先发难的学生和城市势力既无组织，也没有足以恢复社会秩序的纲领，国内尚存的其他政治势力在推翻李承晚时也未曾与他们密切配合”[28] 。相反，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中，军队确有某些能力，至少使秩序短时期内得以恢复。政变是直接行动反对政治权威的极端手腕，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该权威的行动告一段落的办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办法。这样，在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军事政变能收到立即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的效果，包括使纷争不已的社会势力各方从大街上撤退，从而产生令人一种松口气的和谐气氛。举例来说，在1962年3月缅甸政变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局势至少不会进一步恶化”[29] 。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大多数情况下，政变取代文官政府之后，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冲突的严重性也会有所减弱。在政治暴动逐步升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集团在政治上急速地（即便是暂时地）降温，离开街垒回家，以观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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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手腕，军事政变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是一种政治联合体的行动，旨在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去非法地取代现存政府的领导人；（2）通常使用暴力的规模较小；（3）卷入的人数不多；（4）政变参加者已在现存政治体系中拥有权力基础。显而易见，政变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时才能成功：（1）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全部人数很少，或者，（2）参与现存政治体系的人数量很大，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却赞同政变。后一种情况很难得，因为如果参加者人数极多，实际上就很难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合来支持政变。此种联合建立不起来，政变不是被其他各集团组成的反对派所击败，如卡普政变，就是导致一场全面的内战，如1936年西班牙军队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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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成熟的普力夺社会里，导致军人掌权的政变，是一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是各种社会派别和集团——通常包括军方和文职官员——联合行动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此前已经酝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酝酿阶段，各派政治人物的底牌都已摸清，对支持的人，要他们作出保证，对反对者，要使他们中立。如果政变的发生是由于知识界、劳工或其他民间团体制造了国内一系列的混乱，政变的预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使政变之前未曾发生公开的暴乱和动荡，从政治上的改换门庭、效忠和结盟的分化改组诸迹象中，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感到，政变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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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谋划政变的上校，如果他是精明的，其准备的方式大体上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一项关键提案进行点名表决前所作的准备差不多：他利用过去给人的恩惠做交易，承诺将来还有好处，晓以爱国和忠诚的大义，力图分化离间反对派，而在最后摊牌的紧要关头，他尤需有把握，使自己的支持者都动员起来，严阵以待。正是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政治上的多数——才能使政变免于痛苦和流血。真正把权力本身夺过来，可能只消少数人马，但在发动政变之前，通常已取得了社会上大部分政治头面人物的支持。实际上，就干得最干净利落的军事政变而言，被推翻的对象实难进行任何抵抗，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政变发生，他们就大势已去，赶快悄悄地奔向飞机场，溜之大吉。在此意义上，夺权表明政治斗争的终止和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选举日发生的状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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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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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花费了很多的笔墨和时间，辩论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起了进步作用还是保守作用。大多数人似乎同意，在中东，军队总是变革的倡导者，正如哈尔彭（Halpern）所说，军队“是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先锋”，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有内聚力和纪律性的成分，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革命性的。至于在拉丁美洲学者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持“进步”说和持“保守”说的人都能在事实、逻辑或统计方面举出突出的例证来自圆其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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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观点都正确。拉丁美洲的情况只是比中东来得复杂而已。除了土耳其，实际上中东所有的普力夺或半普力夺制社会仍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参与从寡头统治向中产阶级扩展的过程中。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制的环境中，执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由中产阶级进入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这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在比较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巴西，军队在20世纪初期起过改革作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军官们领导过或配合过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60年代初期，秘鲁军官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中坚，厄瓜多尔军官亦起了进步作用，然而，在5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在60年代的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军队的这种角色显然是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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