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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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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说，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制度结构之外广泛而迅猛地扩大。因而，它的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会产生。以此而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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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许多致力于鉴别革命原因的研究着重强调其社会和心理上的根源。这样，他们就忽视了影响革命发生可能性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因素。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中——立宪的或共产主义的。之所以如此，道理十分简单：它们已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与政治的精英分子的一套程序。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不是发生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国（法国、中国、俄国），就是发生在其基础狭窄的军事独裁国家（墨西哥、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古巴），或者发生在殖民统治国家（越南、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政治体系都很少显示出有扩大权力和为新的集团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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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最明显但同时也最受忽视的事实是，成功的伟大革命并未发生在民主的政治体系中。但这不是说，形式上的民主政府对革命就有免疫力。事实无疑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狭窄的寡头民主政体可能和一个基础狭窄的寡头独裁统治一样，都无法带来扩大的政治参与。尽管如此，民主国家内没有成功的革命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它表明，一般说来，与权力同样小但集中的政治体系相比，民主政体更能吸收新的集团进入其政治体系。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革命迄今未成功过，这表明，在它们和比较传统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异可能正是这种吸收新的社会集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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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实行“非民主”的做法，阻挠政治参与的扩大，那么，它很有可能引发革命。且以菲律宾吕宋岛佃农的胡克巴拉哈普（Hukbalahap）运动为例。佃农起初企图利用该国民主政治制度提供的参与机会，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胡克分子参加选举，并且有几人被选为菲律宾议会的成员。可是，议会拒绝接受这些代表。结果，胡克分子领导人就返回农村，鼓动赶快起来造反。只是当菲律宾政府在麦格赛赛（Magsaysay）的领导下，通过为农民提供认同和参与现存政治制度的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机会，从而削弱了胡克分子的吸引力的时候，革命才被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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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存在着抵制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而且需要有追求此种扩大的社会集团。在理论上，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中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实际上，当每个集团的革命倾向处于高涨时，它总要经历一个短暂或漫长的引发阶段。在某个时刻，该集团开始形成某些企望，这些企望导致它向政治体系提出象征性的或物质性的要求。为了达到其目标，集团领导人迅速意识到，他们必须找到接近政治领袖的门路和参与政治制度的方法。如果这种门路和方法都不存在，并且不会很快出现，那么，该集团及其领袖们便觉得受挫并产生疏离感。可以想象，这种状况能够存在多久是很难说的，最初引起该集团试图进入政治的要求或许可能消失；或许该集团会通过暴力、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企图强迫实现其对该制度提出的要求。后一种情况发生时，不是制度自我变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手段的合法性，从而认可满足这些强行提出的要求的必要性，就是政治精英分子试图对提出要求的集团进行镇压，从而终止这些强行手段的使用。只要政治制度内的各个集团非常强大并团结一致地拒绝接纳有所追求的集团来参与政治，那么，当无绝对的理由说他们的反击行动不会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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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落空和参与政治制度的机会被否认，可能造成一个集团具有革命性。但是要革命，一个革命集团是不够的。要有许多集团从现存秩序中疏离出来才足以酿成一场革命。革命是社会中“多种功能性障碍”的产物。[9] 一个社会集团可能发动一次政变、骚动或起义，但是，只有许多集团的联合才足以形成革命。不难想象，此种联合可以采取任何数量的集团结盟形式。但实际上，革命联盟必须包括某些城市和农村的集团。反政府的城市集团可能造成普力夺国家里特有的那种持久的动荡，只有城市和农村的反对派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一场革命。谈到1789年时，帕尔默说：“农民和资产阶级与同一个敌人交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成为可能的原因。”[10] 推而广之，这也是每一场革命可能发生的原因。更精确地说，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内，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有赖于：（1）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资产阶级——与现存秩序疏离的程序；（2）农民与现存秩序疏离的程度；（3）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不仅与“相同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的程度。这个目标通常就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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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受挫与农民受挫在时间上不相吻合，那就不可能产生革命。不难想象，一个集团会在某一个时期与政治制度高度疏离，而其他集团则会在另一个阶段与之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总的进程比较平缓，就能减少这两个集团同时疏离于现存政治体制的可能性。社会经济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急速时，革命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大。就爆发一场重大革命而言，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不仅必须与现存秩序相离异，而且，他们还必须有能力和动机去沿着平行的——如果不是合作的——道路行动。如果促成联合行动的刺激因素消失，那么，革命也将被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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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城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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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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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什么集团最具革命性？三种明显的可能性是：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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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由于乡下穷汉涌进城市所形成的那些贫民窟和窝棚最易构成革命的策源地。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拉美城市中，15％—3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棚屋和郊区，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类似的贫民窟社区也曾在拉各斯、内罗毕和其他非洲城市中开始出现。在多数国家，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明显地超过了城市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城市中劳工大军的失业率时常达到15％或20％。显然，这种社会条件不仅已成熟到足以产生反对派，而且也足以引起革命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可能会发生席卷许多国家的城市的暴动与起义忧心忡忡，因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作过承诺的。杰克逊夫人（Lady Jackson）曾告诫说：“城市可能像炸弹一样地要人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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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60年代中期令人惊诧的事情是，棚户区和贫民区竟没有演变为反对派或革命主要场所。在整个拉丁美洲以及在亚洲非洲的多数地区，贫民区的规模变大了，生活条件也没有什么改观，但除了罕见的例外，预期的社会暴力、骚乱和起义没有发生。一方面是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弊病，另一方面又没有抗议或纠正这些弊病的政治行动，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实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个惊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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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政治和社会暴力事件很少发生，而且说来也怪，还出现了似乎与当地社会环境不相称的正统政治行为的模式。在理论上，贫民区本来应该是支持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左翼运动的大本营。然而事实上，情况却并非如此。贫民区在投票拥护反对派的时候，通常赞成右翼而不是左翼集团。例如，1963年在秘鲁，4名总统候选人中最保守的奥德里亚将军囊括了利马的贫民区的选票。同年在加拉加斯，保守派候选人乌斯拉尔·彼德里（Uslar Pietri）获得了棚户区选票的大多数。1964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这两座城市内，贫民区投票赞成比较温和的弗雷（Frei）而不是较激进的阿连德（Allende）。[12] 类似情形在圣保罗和其他拉美城市也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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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贫民窟这种明显的保守主义和顺从？似乎有四个因素在这里起了作用。第一，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显示了地理上的流动性。总的来说，通过迁居城市他们无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把在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去的状况相比较，移民便会产生“一种相对有所获的感觉。即使他们仍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种感觉也会产生”[13] 。第二，移民带有农村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其中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的行为方式。政治觉悟和政治信息的水平低下现象笼罩着多数城市的贫民区。政治对他们无关痛痒，比如对里约热内卢贫民区的居民抽样调查表明，在半年中进行过严肃的政治讨论的人少于1/5。农村的依赖方式被带进了城市。于是，政治渴求和政治期望的水准仍旧很低。各种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城市和农村中的穷人并不认真指望政府能做点好事来改善他们的境遇”。在巴拿马城，60％出身工人家庭的学生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将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大不了的影响。”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冷淡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形成了穷人的保守主义基础。对这种保守主义本来就用不着大惊小怪。美国也如此，“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表现出的保守倾向比地位较高的人要厉害得多”[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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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贫民区居民在政治上不太偏激的第三个因素是他们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势必很操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现存制度而不是反对现存制度才能获得。正如19世纪来到美国城市的欧洲移民一样，进入今日现代化城市内的农村移民只会为政治机器和发给工钱的老板卖命，而不会去给允诺千年王国的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家充当炮灰。正如霍尔珀林（Halperin）所说，贫民区居民“是着眼于改善物质条件的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支持能为其提供这种改善的人，即使他是一位独裁者抑或一位声名狼藉的政客”[15] 。利马郊区给奥德里亚将军投赞成票，因为在上届总统任期内，这位将军通过大搞公共工程规划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贫民区居民是寅吃卯粮，能指望的报酬必须是立时立地的。时刻都在为糊口操心的人是无心去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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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能对政治激进主义起阻碍作用。在拉丁美洲，极端的相互猜疑和敌对存在于许多城市贫民区之中，这就难以形成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合作以表达要求并从事政治活动。这种猜疑气氛在城市贫民区较移民老家的农村社会更为盛行。比如在秘鲁，54％的贫民区居民说，他们始终觉得甚至在朋友之间也有猜疑。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却只有34％的人这么认为。[16] 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去结社，已是困难重重，而更加传统的社会结构的顽强存在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困难。家庭继续起着重大作用，地方上的政治小头目就好似是地主或庄园的大管家。只要这些传统的权威结构能满足贫民区居民的最低要求，它们也就自然会把在较广泛的政治和社区目标基础上实行结社的动机缩小到最低限度。在非洲，情形则相反，流入城里的移民显然很快就自愿组成以部落或区域为基础的社团。这些社团履行一系列互惠和福利的功能，似乎将为走向一种具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参与的较为发达的政治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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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贫民区居民可能支持政府，也可能投票赞成反对派。但是，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角。给贫民区在工作、住房等方面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改革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起着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在某些时候，这种局面可能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贫民区居民状况的改进反倒完全可能引起较多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第一代的贫民区居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贫民区，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期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如果这种机会不能很快到来的话，贫民区内的激进主义就将显著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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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里斯（Soares）根据里约热内卢的资料生动地说明了城市居住期的长短、职业变动和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巴西工党的熟练工人，在那些住在里约热内卢二十多年和不满二十年的人当中，比率是相等的（37％—38％）。但在流入城市的非熟练的移民工人中，城市居住期的长短造成了投票模式上的重大差别。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不满二十年的人支持工党的只有32％，而居住达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人支持工党的则为50％。[17] 简言之，长期居住城市，加之职业几无变动，便造成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加尔各答，在由职业无赖领头的暴徒集团中，不少人出生于占城市人口1/3的本地人，而出生于占人口2/3的农村移民和难民的人，在这种集团中却为数不多。后者的农村社会关系降低了他们参加无法无天活动的可能性。“与流行观念相反，移民与乡村和家庭的联系及其对大城市的不解甚至疑惧，使得他们颇为安分守己，而定居城内、在收入和安全方面依赖城市的居民，则会轻易地反抗当局并参加地下黑社会。农村移民必须先熟谙城市那一套之后才会去从事职业性犯罪。一个庄稼汉或他的子孙在变为罪犯之前，必须先有人教会他们不要惧怕而要藐视权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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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在欧洲人移居北美的过程中，土生土长的第二代人在适应当地环境中产生的紧张和不满最为明显。用汉德林（Handlin）的话来说：“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捅乱子，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19] 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北部，黑人贫民区出现过大量的犯罪行为和暴力事件。这些坏事都是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南方农村迁移到北方的第一代移民在城市生养的孩子们干的。第一代人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后就从事其他的捣蛋活动。参加1967年7月暴乱的44％的底特律黑人出生在底特律，而且生于当地的黑人中只有22％没有参加暴乱。同样，在北方而不是在南方长大的人当中，暴动者占71％，未参加暴动者仅占39％。克劳德·布朗（Claude Brown）在1960年告诉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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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这样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之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通俗杂志一类的刊物，新的一代已不再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参议员，你知道吗？也许没有谁花时间注意这一点，但是，唯一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区作出了重大让步的事情就是暴动。在1965年瓦茨（Watts）社区暴动之前，没有人知道存在着瓦茨这个地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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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政治性和刑事犯罪性的城市暴力事件，势必随着移民人口中本地出生的人的比例增加而上升。在某种时机，由于城市出生的孩子要求得到城市的报偿，里约热内卢、利马、拉各斯和西贡的贫民区可能像纽约的哈莱姆和洛杉矶的贫民区一样，被社会暴力所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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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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