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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农民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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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但是，他们不能只靠自己就把革命搞起来。在城市之内他们可以反对政府、鼓动暴乱和示威游行，有时则能动员工人阶级和游民无产者来支持他们。如果还能争取到军队内某些分子的合作的话，那么，他们便能推翻政府。不过，城市集团推翻一个政府，一般并不意味着推翻政治和社会体制。这只是体制内部的变更，而不是体制本身的变革。除了极少数例子之外，它并不预示对社会进行革命性重建的开始。简言之，城市反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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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如果农村支持政府，政府就有潜力去孤立并遏制城市反对派。鉴于主要城市集团的不良政治倾向，任何政府，甚至一个在旧政府被这些集团推翻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如欲免遭其前任政府的同样下场，都必须在农村找到支持力量。例如在土耳其，城市中的那些学生、军人和专业人员集团在1960年推翻了门德里斯的统治。上台的古赛尔将军的军人政府和随后的伊诺努领导下的共和党政权得到了这些集团的有力支持，但是却无法得到乡村农民大众的支持。只是在1965年由于正义党在广大农民支持下赢得了明显的胜利时，一个稳定的政府才随之出现。该政府仍旧遭到城市主要反对派的挑战。但是在一个自诩为民主的制度内，得到农村支持但遭到城市反对的政府，比起主要以城市中反复无常的集团为后盾的政府来，要稳定得多了。如果上台的政府都不能够得到农村的支持或默认，那么，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微乎其微了。例如在越南，吴庭艳政权被城市学生、僧侣和军官们组成的反对派推翻之后，这些集团的成员反对继任的每一届政权。由于被越共切断了来自农村的支持，继任政权在城市政治的泥潭中便不可能找到稳定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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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作为把农民纳入政治制度方式的“绿色起义”，其性质决定着以后政治发展的路线。如果农村支持该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遭叛乱之虞。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和城市皆能压住阵脚的上层土地所有者。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其他集团就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向现存制度发起挑战。然而他们要成功地推翻该体制，则有赖于他们赢得农村同盟者的能力，也就是说，赢得农民的支持去反抗传统的寡头政治。政治体制是否能幸免于难，其政府是否能保持稳定，那就要看它能否抵消革命吸引力，并使农民在政治上站到自己一边。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体制内占优势的集团必须转变自己的支持基础，并赢得农民的效忠。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带根本性的政治竞争就是政府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进行的竞争。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农民积极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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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民既能起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高度的革命作用。农民的这两种形象，都是常见的。农民时常被看作是极为传统的保守势力；抵制变革，忠于教会和国王；敌视城市；埋头于家庭；关心本村；怀疑有时甚至敌视那些带来变革的人，如那些直接来到乡下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农民状况的医生、教师和农学家。这样的好心人被疑心和迷信的农民杀害的事例，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化中的地区都时有所闻。凡此都显示出农民的保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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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这种极为保守的形象与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形象同时共存。西方及非西方社会内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三个国家内，农民多少是自发起来推翻旧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结构，夺取土地，在乡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没有农民的这种行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不可能称为革命。在1789年夏季的法国，当国民议会还在凡尔赛宫辩论时，农民在农村发起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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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叛乱猛烈地蔓延到全国。农民拒付官税、什一税和田赋。他们闯入城堡，烧毁记载他们义务的法律文件。通过自己的行动，农民是有意去摧毁采邑或“封建”制度及这个制度所代表的财产和收入的形式。在这个意味上来说，他们希冀做到的实与社会革命相差无几……农民毁灭了庄园制度，实际上也就摧毁了贵族等级的经济基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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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农村这种基本上不合其意的形势，国民议会里的中产阶级多数派干脆将它“阻止不住的东西加以合法化”。在8月4日的决议案中，中产阶级宣布“废除封建主义”，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认可了农民在乡村造成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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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形势与法国没有实质区别。由于临时政府延误了土地改革，农民纷纷从军队中开小差，返回家乡为自己强占土地。春天，他们的行动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并披上了半合法性的外衣。如同法国一样，他们完全拒付地租和官税，并进而非法地把地主庄园土地作为自己的牧场或改作他用。然而到了夏秋两季，暴力和骚乱事件就蔓延开了。5月份，在俄国两个重要的农业区域内，60％的农民行动表现为假冒名义强占财产，而有公开夺取行为的人也达到30％，毁坏财产者占10％。10月份，假冒名义的行动就只占14％，公开夺取活动者仍占30％，而此时牵涉到破坏和严重糟蹋的行为者上升到了56％。在10月以前，农村革命已演变为一场对旧秩序进行赶尽杀绝的野蛮而残忍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图书馆、艺术品、纯种马场、温室和实验站都遭到毁坏，连牲畜的腿都被打断，房屋被烧毁，有时地主或管家遭到谋杀。现在它已远非是对庄园和财产的单纯掠夺了。”[31] 此时，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地方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还是接管了土地。由于拒绝认同这场运动，临时政府就在自己的死亡证书上画了押。列宁迅速抓住了这一时机。临时政府无法唤起乡村民众的支持，它也就不可能在城市里保住自己。正如当时列宁精辟论述的那样，农民起义是“当代俄国最重大的事实”，将暴动时机推进到“一个糊涂而吓破胆的政客一千次悲观的逃避也免不了到来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使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得以成功。“没有农民，”欧文（Owen）评述道，“列宁仿效1871年巴黎公社所作的努力肯定会遭受蒙特马利高地的社会主义者相同的命运，作为一个类似的事件留传于史籍之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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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情况与此也无实质区别。像他们之前的其他革命集团一样，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在1926—1927年国共两党军队的联合北伐之前，农民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几乎没有受到注意。这场运动的一名参加者是毛泽东，他被任命为农民委员，负责限制两湖地区的农民起义。但是他发现农民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湖南和湖北的农民就像1789年的法国人和1917年和俄国人的行动一样，已在夺取财产和赶走地主。“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毛泽东报告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种在土地占有特别不均而农民处境又恶劣的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性起义，丰富了关于农民在革命力量中起关键作用的理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处于此种情况下的农民所具有的革命潜力显然已属众所周知。关于革命的基本道理，还是毛泽东在1927年说得精辟。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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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予适当的分数，我们把民主革命的成就计为十分，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的成绩只有三分，而剩下的七分应归之于农村革命中的农民……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终始没有错。[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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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已深知这一教训。弗塔多（Furtado）注意到在巴西，农民“与城市各阶级相比，更易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类思想的影响。尽管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前者应该是革命运动的先锋”[35]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情况普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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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那么，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把农民变成了革命者？如果造成农民反叛的条件可以通过改革来得到改善而不是使之恶化，那么，就存在着某种和平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不一定非发生暴力动乱不可。传统社会内的农民无疑是一种恒久的保守势力，他们禁锢在现状之中。现代化通常给农民带来两个重大冲击。其一是首先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在传统的社会里，土地不是由村社就是由大家族共同拥有和耕种。现代化，特别是西方土地所有制观念的冲击，破坏了该制度的基础。如在意大利南部和中东地区，核心家庭取代了大家族：曾经足以维持集体生计的共作田被小块且分散的个人自用田所取代。这种小块自用田几乎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却极大地增加了家庭可能遭受毁灭性经济灾难的危险。在有些地方，同一块土地原来是许多个人和团体都有权使用的，西方统治者总是打破这种模式，坚决主张土地单一所有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较多财富、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获得对土地的独占权，而财富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丧失其对土地的传统特权。例如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的法律破坏了旧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基础，使酋长们成为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特别是新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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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令禁止其他人与土地所有者一道登记任何形式的土地共同权或特权，从而使佃户的权利失去了法律保护，或使部落成员的土地共有权失去了不受酋长侵犯的法律保护。事实上，几乎所有地区的土地都落入了有文化阶级的成员手中——现存的土地所有者、收税员、官吏及部落的大小政治首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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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英国人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把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所有权单独颁授给原先只起收税员作用的柴明达尔。在拉丁美洲，土地公有制曾盛行于印加、玛雅和阿兹台克人中。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大庄园取代了这种公有制的所有权。印第安农民沦为苦役，或只得靠小块土地勉强糊口。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到个人私有的转变常常被视为进步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一步。因此在墨西哥，胡亚雷斯（Juárez）政权1856年的“迟缓法”要求法人团体（如教会）和占有集团（如印第安人村落）出售他们的土地。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个体自耕农制度，然而，它实际上只是加快农民沦为雇农。只有那些现有的富户才买得起从集体所有制和其他有关限制中解脱出来的土地。其后的半个世纪证实了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到愈来愈少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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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现代化最终也导致了农民的渴望上升的话，那么它给农民造成的贫困在政治上本来可能是无足轻重的。造成贫困和渴望上升之间的时差可能是很长的，有些地方确实长达几个世纪。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启蒙就传到了乡下。交通和运输的障碍消除了；道路、推销员和教师来到了乡村。农村也出现了收音机。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没有什么比这种意识更具革命性了。农民认识到他们在物质条件上的艰难困苦比社会上其他集团糟糕得多，而这一切又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他的目标正是一些革命运动所强调的，即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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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其眼前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关注，与城市内的产业工人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处境更糟罢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乃在于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各自可用的行动手段。像企业家一样，工人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新手。他参与新的经济财富的创造。他与雇主之间的斗争围绕：（1）工人能否组织起来以提出分享新产品的有效要求；（2）此种产品在工人、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实际分配状况如何。如果所有者承认工人进行组织的权利，从而在本质上排除了第（1）条斗争的原因，那么，第（2）条中的问题就可通过集体劳资谈判加上罢工、封闭工厂等劳资冲突的其他手段去解决。这样一来，工人几乎就没有革命的动机；他们只是对维护自己所提出的适当分享经济成果的主张感兴趣。如果工会和集体劳资谈判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就存在着大家公认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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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民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资本家和工人在庞大的经济成果面前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农村中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恰好与城市相反。在工业界，较平均的收入 分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在农村，土地所有权 的较平均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才发现农业产量的增加比工业产量的增加困难得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农村的紧张局势可能比城市的紧张局势更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产业工人不可能取得个人所有权或控制生产手段。然而，这恰好就是农民的目标。土地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的供给量如果不是固定的话也是有限的；农民若获得了土地，地主就势必失去土地。因此，农民与产业工人不同，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现存的所有权和控制体制发动进攻。所以，土地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产业工人参与创造社会中前所未有的一套崭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农民和地主却共处于传统社会之中，对现存于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也许持续几个世纪）的破坏或改造是农村秩序变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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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乡村农民经济改善所花的代价远远超过城市工人经济改善所需的代价。因此，农村里较活跃而有才智的人移居城市就不足为奇了。与农村中僵硬的阶级结构比较起来，城市存在着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有利机会，这是驱使他们进城的因素。由此形成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区社会混乱，政治不稳。然而，这种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毛病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些人待在农村，后果才是严重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因此，与一般看法相反，一个国家遭遇革命的可能性也许同城市化程度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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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并无大家公认并能接受的途径去实现农民提出的要求。劳工的组织权利在多数国家已被承认；而农民的组织权利则大有问题。在这一方面，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和拉丁美洲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农民的地位与19世纪前半期欧洲和北美产业工人的地位没有多少差别。任何方式的集体行动都往往会被某个当权者视为本质上是革命的。且举一例：在危地马拉，城市工人中的工会在20世纪20年代就组织起来了。然而，农业工人的工会却遭到禁止。这一规定到1949年才被废除。在其后5年中，危地马拉农民联盟成立起来，并拥有200 000多名成员。1954年在推翻了左翼阿本斯（Arbenz）政权之后，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上校领导下的新政府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再次宣布农业同盟为非法。农民工会和农民运动仍超不过19世纪的水平。结果当然是助长了农民的革命倾向。正如塞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在评述巴西农民运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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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去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什么权利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或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就会被认为是带着颠覆的思想才这样做的。我们不得不认定，在其很重要的农村部门，巴西的社会非常僵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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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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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是革命性的集团。但是，要发动一场革命的话，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同盟军。一个潜在的盟友是城市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很革命的集团。然而，它的革命倾向有可能加强，因此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某一时刻，市区大学和贫民窟的联盟，也就是学生和贫民区居民的联盟，可能对政治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但是，这种革命联合成功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失败的条件。如果该社会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有可能推翻政府，但他们却不可能摧毁基本社会结构，因为他们的行动局限在城市地区之内；他们若想实行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变革，就必须使农民加入他们的联盟。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城市化已使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城市，城市革命行动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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