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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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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是革命性的集团。但是，要发动一场革命的话，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同盟军。一个潜在的盟友是城市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很革命的集团。然而，它的革命倾向有可能加强，因此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某一时刻，市区大学和贫民窟的联盟，也就是学生和贫民区居民的联盟，可能对政治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但是，这种革命联合成功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失败的条件。如果该社会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知识分子和城市贫民有可能推翻政府，但他们却不可能摧毁基本社会结构，因为他们的行动局限在城市地区之内；他们若想实行社会结构方面的根本变革，就必须使农民加入他们的联盟。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城市化已使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城市，城市革命行动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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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支持政治稳定的平衡力量。持久的城市化不仅增加了贫民区居民的数量，而且也扩大了中产阶级并使其多样化，于是便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为保守的中产阶级层，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将抑制和冲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就像前面所指出的，最早出现在舞台上的中产阶级集团就是最激进的集团，后来出现的那些中产阶级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比较保守。游民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一个激进化过程，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具革命性，而中产阶级则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可以设想在某一时刻，力量的对比适足以引起一场重大的但只是在城市里进行的社会政治动乱，但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是相当小的。[38] 因此，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并行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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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实乃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症结之所在。革命者要弥补这个鸿沟而遇到的困难与政府要弥补这个鸿沟所遇到的困难几乎一样大。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的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却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操着不同的语言。造成相互的猜疑和误解的机会太多了。纯朴而实际的农民对能说会道的城里人的天然怀疑，以及后者对思想狭隘的乡下佬的天然怀疑都有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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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标也不相同，并且时常冲突。农民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而且还是再分配性质的，正是这后一种性质的要求使农民成为革命者。相反，知识分子的要求则通常是抽象的和无止境的，这两种性质的要求使知识分子当中出现革命者。这两个集团实质上所关注的东西时常大相径庭。城市知识分子通常更关注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相反，农民至少在初期关注的主要是地租、税收和物价等物质条件。虽然“土地改革”是一个熟悉而明确的革命口号，但事实上城市革命者常常对要否把这一条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犹豫不决。作为城市和国际环境的产儿，他们倾向于用更加彻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来构成他们的目标。在伊朗、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和别的许多地方，革命知识分子在注意农民的要求方面都很迟钝。在伊朗，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白白地在策略上输给了国王，将自己摆到了反对政府土改计划的地位上。玻利维亚1952年革命开始时，共产党也反对土地改革。[39] 在中东国家里，激进的知识分子历来反对把普选权扩大到乡村贫民，其想法（固然不无道理）是，贫民的消极与冷漠只会给地主增加选票。最糟糕的莫过于城市知识分子把农民看作畜生，农民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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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个集团在社会流动和知识方面的差异，主动创立革命联盟的重担就落到了知识分子的肩上。知识分子有意唤起农民的努力，一般收效甚微，1873年至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党人试图“到民间去”的做法，便是这种努力失败的典型。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鼓动农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努力基本上也是失败的，只有古巴是明显的例外。在拉美的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社会差距和政府为削弱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所做的积极努力，阻止了革命联盟的建立。例如，危地马拉的左派知识分子最初甚至不会讲印第安农民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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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激励农民的努力几乎总是失败，除非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到足以使他们有具体反叛动机的地步。知识分子能够与革命性的农民结盟，但他们不能创造革命性的农民。在俄国革命中，列宁完全认识到农民的关键作用并调整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以便能赢得农民的支持。然而，布尔什维克依然主要是一个城市与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在城市中干得比在农村里更成功。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则相反，他们在城市里的失败是由于在华中城市地区缺乏接管权力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在城市斗争失败后，根据毛泽东自己对农民革命特点的观察，他和他的追随者转移到乡村去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时，伴随着每次革命而发生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就首次成为一支有组织和有纪律的队伍，并由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和表达能力的职业革命知识分子集团来领导。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之处，他们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使农民起义有了内聚力、方向和领导。在城市革命失败后的20年当中，他们使革命一直在农村保持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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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农民的或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在吸引城市知识分子参加时可能也有着同样的困难。例如在南越，城市中产阶级分子反对吴庭艳政府，并且在吴庭艳垮台后的几年里造成过持续不断的动乱；但有农民背景的越共却不能利用这种不满并就此与城市革命分子建立起联盟。一点不假，在60年代南越政府未能得到农民的支持，但使人们更加惊讶的唯一社会政治事实却是越共在城市集团中也未能建立起重要的支持力量，这两种失败都证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把城市与乡村社会分割开来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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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额外刺激能够引起双方的共鸣，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就将使革命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不易发生。然而革命还是会发生。产生革命联盟或革命同步行动的共鸣之处通常就是民族主义，刺激通常就是外敌。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很可能发生一场民族主义独立战争，然而这却不是一场社会革命。但是，要进行一场并非同时又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那就不可能了。诉诸民族主义能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政治，并为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的合作提供基础，这是典型的过程。对民族主义动员的刺激，可能来自于旧秩序崩溃前外国在当事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或者来自于旧秩序崩溃发生后出现的外国政治和军事干涉。在墨西哥、中国、越南、古巴和危地马拉等国，外国企业、外国军事基地或者外国统治的存在都是激发民众群起而攻之的目标。除越南之外，这些国家在革命开始时都是形式上的独立国，但它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又都是依附于外强的。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歧视性的税收法和经济法规有利于外国人。在革命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投资增加了一倍，法国投资翻了两番，美国投资提高了四倍。据说在墨西哥，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拥有更多的投资，他们拥有75％的矿井，50％的油田及甘蔗、咖啡和棉花种植园。法律制度袒护外国人，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将军、斗牛士和外国人”才有保证在法庭上打赢官司。中国在20世纪头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平等条约、经济特许权、无保留的领土割让和其他的主权转让赋予德国、日本、英国、俄国和法国以特殊地位，并使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中国享有特权。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总额已接近10亿美元。美国人在那里拥有90％的电话与电力系统，50％的铁路，40％的粗糖生产，还拥有占古巴人存款总额25％的银行。按人均计算，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是他们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投资的3倍。古巴出口总额的70％销往美国，进口的75％以上来自于美国。美国在关塔那摩有重要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古巴都是美国的卫星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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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力量的存在对于刺激革命无疑是起了某种作用的。但革命也发生在一些外国力量的存在既不重要也不明显的国家里（如法国和俄国）。然而没有外国干涉的刺激，革命就不可能彻底进行。这个模式是法国革命开创的：1792年夏普鲁士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给当时的大革命火上加油，“无套裤汉”和在巴黎的流亡知识分子乘势拓宽了平民参与革命的范围，完全摧毁了封建制度并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和国。“这场战争使革命变得更革命化……使它在国内变得更为激烈，在国外的影响变得更为有力。”[41] 外国干涉对于墨西哥、中国、俄国、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等国革命的革命化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玻利维亚革命由于没有敌对的外国干涉，反而削弱了革命的政治成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每一场革命都不仅反对国内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也会反对国外占支配地位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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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干预给韦尔塔的上台帮了忙，韦尔塔上台又导致马德罗被害以及卡兰萨（Carranza）、冈萨雷斯（González）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人领导的反韦尔塔起义。正是由于韦尔塔和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联合扼杀革命所引起的这第二次动员高潮即反韦尔塔起义，才把墨西哥革命从马德罗领导下的有限的中产阶级发难扩大为大规模动乱，农民和劳工在新的领袖集团指导下在这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新领袖人物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萨帕塔（Zapata）和奥夫雷贡是农民，卡列斯是乡村学校教师，比利亚是个只字不识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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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外国干涉在刺激革命并使之保持势头方面，就起到了更加显著的作用。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起到了动摇袁世凯政府并扩大了民众动员的作用。1919年凡尔赛和会宣布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转交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一个新领袖集团随之崛起。这些新领袖既不是来自传统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来自军阀，而是来自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1925年，由于北京政府未能采取积极行动以阻止警察在上海屠杀学生，从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对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示威游行，动摇了北京政府的权威并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北伐扫清了道路。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其后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刺激农民彻底动员起来，投入了反侵略战争。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存在及国民党政权贴上的美国的印记，在革命与内战的最后几年里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及其号召力。在每一个重要时刻——1919年、1925年、1937年、1948年——外国干涉都给革命力量以新的推动，并使其得以扩大对群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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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形势下，任何政府若与外国政权认同，就会造成损害该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府由于和英法两国占领军的勾结而威信扫地，也因此加强了基马尔的安纳托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华夫脱党政权屈从于英国的要求，由此所产生的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街头骚乱，动员起新的集团进入政治；这种政局终于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和以后的纳赛尔运动，导致了议会制政府在埃及的寿终正寝。同样，以民族主义运动起家的国民党，由于未能彻底进行抗日战争及它与美国的联系，反而染上了反民族主义色彩。在伊朗，国王与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民族阵线中竞相为夺取民族主义大旗而斗争。为了与摩萨台竞争，国王不仅反对苏联对伊朗的图谋，而且也为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而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并发展了他的“积极民族主义”原则来反对摩萨台的“消极民族主义”。伊朗的民族主义斗争正好碰上外国在伊朗的利益均衡发生了变化，这就给国王帮了忙。伊朗民族主义的矛头在此时主要指向它的传统敌人苏联和英国。国王同时反对这两个国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与美国的合作。在这里，一个传统统治者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旗号而竞争，而且至少是暂时赢得了胜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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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干涉的力量可能很强大，例如像在危地马拉那样，足以把当地革命镇压下去。但在通常情况下，干涉取得的成功越大，它引起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强，它激发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就越广泛。此外，进行干涉的外强通常也没有可行的遏止革命运动的政治替代力量。干涉总是与被干涉国的逃亡者和流亡者合作进行，甚至可能由他们来领导进行，而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旧政权。但是那个旧政权基本上业已被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制中权力总量的扩大所破坏。在每一场革命中，参与在某一时刻达到顶峰，然后就有所下降，但它不可能一直落到革命以前的水平。在这个体制里，权力的分配总比权力的总量要灵活得多，可以想象，已被分散的权力可能再次被集中起来，但是已被急剧地扩大了的权力却不可能被急剧缩小。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对这个革命运动的主要刺激是对外战争和外国干涉。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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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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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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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常常试图把“大”革命，或者说社会及经济革命，与那些“仅仅”是政治性的较为有限的动乱区别开来。但实际上，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正是在政治领域之中，或者直接与这个领域有关。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动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参与扩大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革命都涉及现代化；在创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这个意义上，某些革命还涉及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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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的直接经济后果几乎完全是消极的。这并不只是革命所引起的暴力和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暴力和破坏可能造成某些经济上的毁坏，但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则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玻利维亚革命并没引起多少流血，但却几乎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在古巴，暴力同样也相对较少，但经济后果却相对严重。一个社会要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回复到临近革命暴发时已达到的经济生产水平。此外，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总是取决于新政治秩序的制度稳定化。苏联的工业化运动不得不等待十年之久，直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模式，才得以开始。墨西哥经济的迅速增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也就是说在革命所创建的政治结构获得稳定和高度制度化的形式之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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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总是指出革命造成的经济崩溃，认为这就是革命全盘失败的信号。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玻利维亚、越南和古巴等国革命所造成的经济短缺和困难，皆被当作这些国家革命政府即将崩溃的证据。但在所有的革命中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诸如食品短缺、生计遭到忽视、不能协调生产计划、浪费、效率差等。这些现象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任何革命都不免要支付的“历史性进步的日常费用”的一部分。[43]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说：经济成功对革命来说并不重要，而经济损失对革命成功才大有好处。保守派关于食品短缺和物质困难将导致革命政权被推翻的预言从未实现，道理十分简单。在旧政权之下本来是不可容忍的物质损失，现在却成了新政权力量的证明。食品和物质享受越少，人们就越加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作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当政权日趋牢固时，”一个新闻记者在评论卡斯特罗时说，“老一代的古巴人学着适应艰苦的生活，而较年轻的古巴人则热爱起艰苦生活，并视此为革命的象征。”[44] 革命政府可能因为富裕而受到损害，但却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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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并不太重要，经济灾难只是为扩大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所付出的小小代价。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强度更为重要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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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精英人物的遇害和逃亡可能会受到革命领导人物的怂恿。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迫使持不同政见者和不能被同化的分子流亡是缔结这个共同体的一种手段。故此，这种被保守的外国人看作是革命体制的一个弱点的东西，实际正是加强该体制的一种手段。穆斯塔法·基马尔通过只包括本土的土耳其人而排斥在奥斯曼帝国起过关键作用的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其他集团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课学得特别出色。在1954年至1955年间，有90万难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从北越出走，这大大加强了北越政治共同体的力量，并同时引起了南越政治的混乱和分裂。1960年以前，东德政府默许其公民相对自由地移居西德，从而为东德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打下了基础。卡斯特罗愿意让大批不愉快的古巴人离开，有助于加强其政治的长期稳定性。在革命前的社会中，疏离的是多数人和穷人，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后的社会里，疏离的是少数人和富人，他们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通过屠杀或移民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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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团体的不满被其他为数更多的团体所获得的新的认同感所压倒，被由此产生的新的共同体和团结意识所压倒。这种共同体的新意识部分地体现于强调服饰和称谓的平等与一致：身着便装和相互称“你”成为时尚，大家都是兄弟或同志。革命虽没有带来什么自由，但却是历史用以创造博爱、平等和认同的最便捷的手段。这种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使经济匮乏和物质负担变得合法化。一个古巴非熟练工人在1965年曾说：“由于卡斯特罗，现在方有了真正的平等……哪怕食品缺少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现在是国家的一分子。为古巴的生存而斗争现在就是我的斗争。假使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也全力支持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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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政治发展涉及公众利益的创造和制度化。革命进程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为戏剧化地揭示出这一点。革命前的社会总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感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通常表现为政治制度的衰朽和破坏，政体四分五裂，地方和区域利益盛行，私欲横流，对家族和最亲近的集团的忠诚高于一切。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崭新而更为普遍的道德与合法性来源涌现出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革命性的而不是传统性的。口号、神秘气氛，可能还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对革命及其主要目标的忠诚代替了对旧社会传统集团的有限忠诚。旧秩序下的公共利益已堕入各种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的烂泥坑，新秩序的公共利益就是革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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