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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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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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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而这二者又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国家可能停滞不前，也可能借助既不能被称为革命又不能被称为改革的方式来实现变革。尽管革命和改革之间的界限确实模糊，我们还是可以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变革的速度、范围和方向这些标准来将它们加以区分。革命涉及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施政方针及社会政治领导方面的迅速、完全和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越完全，革命就越彻底。一次“伟大的”或“社会的”革命，意味着在上述所有这些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构成中都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反之，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则可以定义为改革。但是，又并非所有温和的变革都可以称之为改革。改革的概念当然包含规模和速度，而且也带有方向上的含义。正如赫希曼（Hirschman）所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的得到改善”[1] 。它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向着相反方向的温和变化，称之为“巩固”则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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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要想取胜，他的确要进行一场具有多条战线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参加者五花八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可能是另一条战线上的盟友。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们总是试图用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把多种政治问题简单而戏剧性地归并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革命者总是尽力积累分裂，而改革者却必须努力分散和消弭分裂。革命者力促政治的僵化，改革者却提倡灵活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必须能将各种社会势力一分为二，改革者则必须学会驾驭它们。因此，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实际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才能是罕见的，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改革是如此罕见了。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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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他着眼于变革，但又不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革。革命者对任何一种变动和混乱多少都会感兴趣。任何一件事，只要能够搅乱现状，大致上对他总归具有革命价值。而一个改革者却必须有选择，有鉴别；比起革命者来，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变革的途径、手段和时机上。他和革命者一样，都关心各种变革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后果，对于他来说比之于对革命者来说，意义却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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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革命者的首要目标是扩大政治参与，然后再利用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政治力量来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保守分子则既反对社会—经济改革，也反对扩大政治参与。而改革者却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增进社会—经济平等的措施通常要求权力的集中，而增进政治平等的措施则要求权力的扩散。这两个目标在本质上并非相互矛盾，但是正像那些实现现代化的君主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对于那些本质上无法承受权力扩散的政治制度来说，过分的权力集中会把政治体制导入死胡同。所以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取得平衡，并使双方的结合不致阻碍其中的任何一方。有利于一种形式改革的领导和制度未必就对另一种形式的改革也很灵验。例如，军人改革者，诸如穆斯塔法·基马尔、迦马尔·阿卜代尔·纳赛尔、阿尤布·汗等，在促进社会—经济变革方面比在组织新集团参与政治方面更加卓有成效。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贝当古、贝朗德（Belaunde）、弗雷——则可能在吸收先前受到排斥的集团参与政治生活方面比在实行社会和经济变革方面更加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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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志在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之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以图尽可能有所收获。另一种是所谓藏而不露的战略，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开来实现一事一办。前者是一种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战的战略；后者则是一种渐进的、“枝节”的、或费边式的战略。[2]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方式改革者都曾尝试过。他们努力的结果显示出，在大多数备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纷争的国家中，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为了达到目的，改革者首先应该把诸多问题分割开来，然后一旦时机成熟，就尽快地逐一解决，以便乘反对派措手不及之际，把问题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去，免得节外生枝。能否把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恰当地结合起来，是对改革者政治技巧的一种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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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全面铺开的改革计划，人们也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为采用闪电战略作辩护。为什么一个改革者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他的全部想法，鼓舞和动员起所有赞同变革的集团，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和谈判，在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平衡所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成果呢？如果他提出100％的要求，难道他不会至少获得60％吗？或有甚者，假如他提出150％的要求，难道他不可能获得他真正想得到的一切吗？这不正是我们在外交谈判、劳资关系和预算辩论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的通用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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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一个现代化中社会里推行的改革而言，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全面的或闪电战的战略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即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党派相对来说都是给定的和不变的，或者简单的说，当事各方的格局是高度稳定的。但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推行改革，其要旨乃是创造出一种形势，以便去影响——如果不是决定——政治舞台上的各个角色。改革者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谁将是盟友，谁将是对手。改革者的问题在于不可用一大堆要求来压倒某一个对手，使他感到吃不消，而是要用一个看起来目标极为有限的计划来使阻力缩小到最低限度。一个企图一下子得到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总是少有甚至毫无建树的。约瑟夫二世和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个人都企图全线出击，同时推进一连串的改革，以便彻底改变现存的传统秩序。他们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贪多求快，以致树敌太多。几乎所有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都觉得受到了威胁；闪电战或者说全面出击，只不过起了唤醒和激发潜在的反对派力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戏剧性的和迅速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从来就不会成功的原因。因为它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问题上把本不该动员的集团动员到政治斗争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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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瑟夫二世与光绪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所采用的成功的费边战略。基马尔几乎面对着现代化可能带来的一切问题：民族共同体的界定、一个现代化世俗政治组织的建立、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实施、经济发展的推动。然而，基马尔并没有试图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相反，他小心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中赢得那些在另外的改革中或许会持反对态度的人的默许甚至支持。他处理这些问题的程序是，首先对付那些基马尔能指望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最后才轮到那些会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最优先进行的是确定民族共同体的界限及国家的种族和领土的边界。一旦一个相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建立起来之后，下一步——就像墨西哥、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顺序一样——就是建立能够行使权威的制度。在此之后，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们才能够通过政治制度把宗教、社会、文化和法制的改革施行于社会。一旦传统的方式和习惯被削弱或消除，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打通了。简言之，经济的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有效的政治权威又必须植根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中。许多国家处理现代化问题的顺序是偶然事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土耳其，变革的顺序是由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好的。这种统一—权威—平等的模式是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顺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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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马尔在这些改革上的成功端赖他能够把各种改革分别对待，并且在他每着手一项改革的时候都暗示并无得陇望蜀之意。对于自己的宏伟计划和最终目标，他秘而不宣。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于安纳托利亚建立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在界定民族共同体的斗争中，基马尔谨慎地把建立一个有限的、完整的、同质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问题与这个国家未来的政体形式问题分离开来。从1920年到1922年，当内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基马尔领导下不断壮大的时候，苏丹仍安然地呆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抗击亚美尼亚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的赫赫战功，基马尔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但是苏丹和苏丹制度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于是基马尔就把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和反对苏丹政体的斗争分开来。他只宣称，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目的是要把苏丹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英法势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抨击苏丹的大臣，指责他们与外国人勾结，但并不触及苏丹本人。就像基马尔后来所说：“我们仅仅选择费里德巴夏（Ferid Pasha）的内阁作为攻击目标，而对巴迪夏（Padishah）（苏丹）的同谋则佯装不知。我们的理论是，主上被内阁欺骗了，他本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全然无知。”[4] 通过这种方式，基马尔便能把那些仍然效忠于苏丹传统权威的保守分子联合到民族主义事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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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民族主义的胜利确定无疑，基马尔便把注意力转向新国家的政治组织问题上。民族主义者早就表示了他们对苏丹的忠诚，但同时他们也宣布过主权在民的信念。早先，基马尔曾把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现在他又开始想方设法把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来对付了。奥斯曼君主是集苏丹的政治权力和哈里发的宗教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基马尔知道，如果侵犯哈里发的地位，将会引起严重的对立，因为哈里发的存在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享有特殊地位。一家报纸在1923年11月写道：“我们失去哈里发，那么土耳其国家以及它的500万到1 000万百姓，将在伊斯兰世界失去所有的重要性，而且对欧洲人来说，我们在政治上就将下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5] 基马尔清楚地意识到与哈里发制联系在一起的强烈的宗教感情，因此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他把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剪除传统权威中的政治因素。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但仍规定哈里发制继续存在，只不过哈里发改由议会挑选的奥斯曼家族的一个成员来担任。次年夏成立了共和人民党并选出新的国民议会。此后不久，1923年10月，首都从与奥斯曼乃至拜占庭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伊斯坦布尔迁到了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安卡拉。几周以后，国民议会完成了政治上重建国家的工作，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并规定由议会选举总统。通过这样一系列精心规划的步骤，奥斯曼的帝国政治制度便被世俗共和国的政治机构和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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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新社会的政治基础以后，基马尔就转向宗教和文化改革。支持这些改革的主要是现代化和西方化了的官僚和知识上层。反对派将主要来自宗教机构，农民也可能是潜在的反对者。要使拟议中的改革得以通过，就必须使农民保持消极和漠然的态度。因此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基马尔尽量在经济发展和变革方面按兵不动，以免激发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1924年1月，基马尔宣布开始实施世俗化进程，两个月后他说服议会通过法令，废除哈里发制和神职，放逐奥斯曼家族的所有成员，关闭独立的宗教学校和学院以便统一公共教育，废除适用伊斯兰法的特别宗教法庭。为了取代伊斯兰法，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新法典，1926年初，议会通过了该委员会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拟定的民法草案。新的商法、海事法、刑法，新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法，以及新的审判制度遂付诸实施。1925年，基马尔大张旗鼓地反对作为宗教上因循守旧象征的土耳其帽，不准再戴用。同年，回历被废止，启用公历。1928年，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被正式废除，同年秋又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文字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使得用罗马字母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不可能接触卷帙浩繁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大大减轻了扫盲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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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些社会改革的完成，为30年代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1934年宣布了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实行五年计划。整个30年代工业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纺织、钢铁、造纸、玻璃和陶瓷业。1929到1938年之间，国民收入增长44％，人均收入增长30％，矿产增长132％，“工业的进步甚至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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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由民族到政治，进而由社会到经济的改革顺序，反映了基马尔成竹在胸的战略。1923年4月，基马尔曾经代表共和人民党发表了一个宣言，强调当时他正在尝试的政治改革，即废除苏丹制、主权在民、代议制政府、财政和行政改革。1927年，当他的大部分社会—宗教改革业经推行之后，基马尔在一次评论中特别明确表述了他那种一个时期只尝试一件事，而把长远目标谨慎地掩盖起来的战略。他说，1923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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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我们到那时已经实施了几乎所有的措施。但仍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未包括在内，诸如宣布共和、废除哈里发制、禁止神职人员从事教育、废止宗教学校和教阶，以及帽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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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认为，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就把这些问题公开列入当年的计划是不合适的，那样做徒然授人以柄，使无知者和反动派得以乘机毒化全国的空气。因为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些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得到解决，而且人民最终是会满意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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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别对付每一类问题的方法，基马尔把对各种改革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反对某一改革的人与反对另一改革的人被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有结盟的潜在可能。弗雷的评论是准确的：“‘征服者’[8] 想要消灭谁，他必先孤立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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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类问题从别的问题中分离出来的费边战略，总是趋向于把改革者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所要对付的反对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出于相同考虑，改革者在对付每一个别或每一类问题时也可采用闪电战术。这样做的问题是怎样制定和贯彻体现了某次改革政策的立法。在这里，迅雷不及掩耳和出其不意这两条兵家古训在战术上是必不可少的。现存的全部权力通常相当集中地掌握在改革领导者手中。他所需要的是在反对派还来不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不及在现存政治制度中扩大政治参与者的队伍，来不及分散权力并以此来阻止变革以前，就把改革付诸实行。黎塞留写道：“经验和理性都清楚地显示出，大凡突然提出的东西，通常都会使人瞠目结舌，以至要想反对也不知一下子从何做起。而当一个计划的付诸实施拖拉缓慢时，那渐露端倪的情形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这只不过是叫唤叫唤而已，未必一定真地做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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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消除种族隔离最成功和最迅速的措施，常常出现在当权者不进行事先准备而采取断然、坚决和不可逆转的政策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有效地改变了行为方式而不试图先去改变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态度和价值观却可能随行为而改变。反之，一种较为渐进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方式并不能使社会上反对消除隔离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它。“给公众对变革有所准备的机会和时间未必与变革的‘有效性’和‘平和性’有关。 改革的间歇不仅可以被用来做积极的准备，同样也能被用作组织公开抵抗改革的机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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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基马尔在这方面再次显示了处理个别问题时使用闪电战术的有效性。他通常是在推行改革之前，首先就该问题展开某些一般性的讨论、小心地试探各集团的态度。接着他就让助手们秘密地准备好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仅向少数政界高级领导人和社会贤达透露，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当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来临之际，基马尔就戏剧性地向党和国民议会宣布改革的必要，端出他的改革方案，并要求立即予以批准。实施改革的立法总是在反对派未及聚集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之前就迅即在议会获得通过。例如，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方案，就是由基马尔和他的几位最亲近的顾问在1923年夏季制订的。宣布这样一个“与传统穆斯林国家格格不入的”革命性观念，“在伊斯坦布尔报界和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议会中当时尚不存在像样的争取共和政体的运动。基马尔清楚地知道，如果就此进行辩论，结果将是致命的。共和国必须在反对派没来得及联合之前就用另外的手段强行建立起来。”[12] 当时，有许多集团想继续维持传统方式的统治，建立有哈里发或没有哈里发的立宪君主制，或建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为了在这些集团联合其反对意见之前就使共和制得以通过，基马尔制造了一次内阁危机，使政府在几天之内好似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然后他戏剧性地向党的核心机构和议会提出其拟议中的宪政改革。尽管许多成员对此心怀不满，但除了嘟囔一番之外，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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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其他重要改革时，基马尔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例如在1924年1月，基马尔认定废除哈里发制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邀请政府高级领导官员一起去参观军事演习，乘机获得了他们对这个提议以及对废除宗教事务部和宗教教育改革的支持。此次随行的还包括各大报刊的主编，基马尔将自己和他们关在一起整整两天，以便说服他们去攻击政府在处理哈里发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个月之后，基马尔于3月1日在大国民议会的开幕讲演中提出了他的建议，辩称这些改革对于捍卫共和国，统一全民族教育制度，纯洁和提高伊斯兰信仰都是必要的。这一次保守派和宗教反对派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反对，符合“征服者”愿望的立法于3月3日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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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推行现代化的改革者曾经使用过——有时是有意效法——基马尔的战术。例如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在许多方面都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楷模，特别热衷效法基氏推行的这种闪电战术。一位观察家写道：“每当他面临某一问题时，他就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寻找解决方案。决定一经做出，他就迅速付诸实行。”[13] 例如在1958年就使用这种战术实现了土改。该项立法草案是由一个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在该委员会做出报告的5天以后，该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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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种关于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改革者所关切的关键问题就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设法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在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他的支持者都强过他的反对者。需知，无论革命者还是保守派在动员新兴政治参与者方面，所受到的局限都要小得多。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动员以前被排斥在外的集团参与政治，以反对现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改革所必需的有限动员弄不好就会演变为脱缰之马，形成本质上属于革命的那种动员。而动员同时也可能使改革者受到来自保守阵营方面的威胁。因为改革意味着走向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更加平等，它就必然会遭到受惠于现存秩序下不平等现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对改革者来说，制服这些利益集团，有许多的困难；但只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从把大批冷淡的集团引入政治生活并使之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么这些困难通常是可以克服的。这类集团一般在现存秩序下并无物质利害可言，而且经常确实会在物质利益方面得益于拟议中的改革。但他们在现存秩序当中却有着象征性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和态度经常是相当保守而抵制改革的。他们很可能与现存的社会和宗教制度认同，尽管这些制度的改革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这就是改革者的任务如此艰巨的问题所在。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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