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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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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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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员新人物来担当新角色，现代化就引导得社会更加广阔、更具多样化，然而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大家庭、村庄、民族或者部落原有的那种“自然的”共同体。由于现代社会规模较大，其疆界又往往是由地理和殖民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所划定的，故而现代化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群体。此类群体在传统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但低度的政治参与冲淡了它们给社会的统一所形成的问题。然而，随着这些社团的社会动员日趋波及下层，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尖锐起来了。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此外，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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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族统一和政治同化产生问题的共同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二者之间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除非其政治体制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扩大能保持同样的步伐。由于保持同样步伐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很为渺茫，因此可以认为这类国家不稳定。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足以对付比现存状态下广泛得多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是稳定的。政治参与已经使制度化超载的社会，显然是不稳定的，而在高水平上保持二者平衡的社会，则可以断言是长治久安的社会。这类政治体制在政治上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其政治制度已体现出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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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国家（大致如印度、乌拉圭、智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很有可能会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之建立晚了一步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20世纪60年代马来亚的传统领袖已经把全国各个不同种族集团编织在单一的政党构架之内了，而泰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政党，以致该国政体缺乏制度性机制来同化新兴的集团，因此当时人们公认马来亚比泰国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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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农民，皆很少涉猎政治，与本国的政治体制认同程度也很低。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像墨西哥那样具有完备政党体系的国家理应比像巴拉圭那样政治尚未制度化的独裁统治国家，其能力要高强得多。政治参与程度低又不存在政党的君主独裁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者20世纪6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照理说应是不稳定的国家。同样，那些既缺乏有效的传统政治机构又缺乏有效的现代政治机构的国家，例如迪瓦利埃（Duvalier）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更早些时候在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都面临着极不稳定的前途。60年代美国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吸收黑人参加政治的问题，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重大差别。但美国政治体制及政党在过去确曾显示出具有进行这种同化的制度性功能。然而，其他的国家要想成功地化解其少数种族，如缅甸的克伦人，锡兰的泰米尔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或苏丹的黑人，问题就决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分子缺乏美国人处理此类问题的那种高度发达并已制度化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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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政党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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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不过，同时面对许多问题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能够选择自己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有一切。”加纳政治的衰微突出地显示了恩克鲁玛没能恪守他自己这一格言的后果。不过，现代的政治王国是寻找不到的，它只能靠人们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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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在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赶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不失时机地把完善他们将借之统治俄国的政治组织这项工作放到了首位。于是，早在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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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的候选人安置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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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到20年代末，在中央对党组织机构的控制逐步强化的同时，党对工业和文化的控制也扩大了。到1930年，一个既能推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能领导战争的政治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且经受住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果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他们深知第一步就需要将党的控制扩展到全中国，并整顿党的组织。直到5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才列为党的首要目标。朝鲜也未摆脱此种窠臼。“朝鲜经济体制的发展比其政治体制慢，特别是在贸易和农业方面。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搬用到1948年实际上已经完成，而经济上的苏维埃化直到1957年私人经济成分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时候方接近完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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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一党制的非共产党国家中，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也是首先着眼于政治目标。在土耳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着手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前，就有意识地先为该国依次打下了民族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样在墨西哥，从1910年革命到1940年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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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墨西哥为国家能担当新的角色而打好基础的年代。在这30年当中，国家重新获得了对全社会的实力控制；开始塑造并界定其自身的新哲学及其在完成自身目标时扮演的新角色；它制造出一系列新权力，发展了一整套新制度；然后才在信贷、运输、水利资源及农村土地占有制等老问题上大展身手，试行了许多新的计划和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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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国家力量的增强和政党组织的发展实为墨西哥在40年代和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三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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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新宪政党政府同样曾把促进民族一体化和完善政治制度列为首要任务，然后才在1961年掉过头来实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突尼斯的西部邻邦也采纳了相同的模式。“像中国一样，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不是摆在首位，而是摆在第三位。首要目标是建立国家，其次是形成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达到这两项目标，特别是第二项，可能需要经济上的倒退。”[4] 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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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高水平的参与和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反之，低水平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在与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对比中的地位。只要能够把政治参与纳入自己党的组织构架之内，扩大政治参与对党的领袖们就是有利的。一个获得大规模支持的党显然要比一个仅获得有限支持的党来得强大。同样，如果某一政党体系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另一政党体系却因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而与它的原先支持者逐步分离，从而由原来有着广泛基础的政治组织蜕变成一小撮毫无根底的政客，那么前者肯定强于后者。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能一身而二任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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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选和代议机构或国会不同，政党和政党体系在政治体制中既起着被动作用，也起着能动的作用。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政党则是动员工具。所谓议会和其他形式的代议机构是与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力量体现在议会之内。民选议会存在的本身既不说明政治制度的现代性，也不意味着它易于接受现代化。选举也是一样的。没有政党的选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罢了，这种选举的特点是投票率很低。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制度构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一种机制。政党引导着政治参与步出歧途，进入选举渠道。参与竞选的政党越强大，投票人数就越多。五六个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可能会相互厮杀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能吸引的选民，远不如一个不具有效反对派的强有力政党。共产党国家中的那种99％的投票率就是这些国家中政党力量强大的明证；西欧80％的投票率显示了那些国家中高度发达的政党组织的功率；而美国政党则仅能造成60％的投票率，未尝不表明其组织的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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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党国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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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愿意有政党。在这些国家中对政党的反对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保守派反对政党，将政党视为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一种挑战，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在不存在政党的情况下，政治领导权是从政府和社会的传统等级地位中衍生出来的。政党则是一大发明，对于建立在世袭制、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来说，它生来就是一种威胁。华盛顿在1794年发出的警告颇能反映出对政党的这种保守态度，他说，“私相勾结的团体”正在“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假如不加制止，它们就将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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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政君主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党看成分裂势力，不是对他的权威形成威胁，就是使他统一国家和实行现代化的努力大大地复杂化。想把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来的势力几乎从来都以失败告终。人们只能在波林布罗克（Bolingbroke）[6] 和伯克之间做出选择；对于想把保守性权威和现代化政策结合起来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前者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后者。主张现代化的君主必定自视为“爱国圣贤”，他“不赞成党派，而以爱民如子的方式进行统治”[7] 。没有称孤道寡的保守领袖——乃沙立、阿尤布·汗、佛朗哥（Franco）、李承晚——怀有同样的反政党情绪，虽然他们与对政党的需要也许不得不进行妥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Duverger）所说：“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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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行政官员也常常参加保守派的反对政党大合唱。纯粹的保守派既反对政治合理化又反对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反对政党的行政官员却承认有必要使社会和经济结构实现合理化，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现代化所蕴含的民众参政范围的拓宽。行政首长是模范官僚，其目标是提高效率和消除冲突。他们认为政党只会引来不合理的、腐败的考虑，妨碍有效率地追求大家都应赞同的目标。反对政党的行政人员可能穿着不同的服装，但更可能穿的是军装而不是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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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政党的力量来自那些承认政治参与但却不承认有必要组织这种参与的人士。他们崇奉民粹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保守的反对者相信现存社会结构足以维系人民和政府。行政的反对者认为官僚机构足以把人民和政府联系起来。民粹的反对者却否认在人民及其政治领袖之间需要有任何中介结构，要求一种“无政党民主”。与迦马尔·阿卜代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海尔·塞拉西一样，加亚普拉卡什·纳拉杨（Jayaprakash Narayan）也否认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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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政党，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制度的挑战，行政长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民粹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所有这些诘难都有某些共同的基调。华盛顿在警告“党派精神”施于美国政府体系的“恶劣影响”时，也许是最有力和雄辩地道出了这种共同的基调。他说，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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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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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当今人们非难政党的四个主要论点：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如阿尤布·汗所说，政党“分裂人民，使他们不知所措”；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如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领导人所说，如果听任政党自由发展，其中至少有一个党就会变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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