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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式动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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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解释上述这种失算呢？特别是当这种失算并不限于哪一国，也不限于欧洲大陆，它曾经蔓延全球，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就是其中一例。[1]同样，当年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也深陷帝国主义狂热：日本将战火烧遍东亚大陆，尤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与俄国人卷入纷争，最终触发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可谓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美国则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不仅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站稳了脚跟，随后还接管了菲律宾。而在菲律宾，美国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且损失惨重的游击战争当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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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这种失算是因为受了癔症的感染，它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开来，以至于精英们都无法理性地谋求自身利益了？还是果真如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帝国主义理论所宣称的那样，经济最发达国家的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商品开拓市场、为资本寻求投资机会呢？抑或是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其实是前现代精英的最后挣扎？那些精英不愿接受“贸易和变化”的新时代精神，便转投征服政策的怀抱，即使那明显是得不偿失之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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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世纪那些超级帝国的成因，以及在帝国成形中相伴而生的种种冲突，在原则上，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其一，强调非理性的根源，认为非理性侵入了一个渐趋理性化的世界，此乃问题症结所在。另一，帝国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强大行为体的一种理性行动，是民族资本竞争和资本回报需求给帝国主义扩张规定的方向。后一种解读模式，也让我们明白了与之应和的理论学说何以对超级帝国的诞生和崛起问题着墨不多，而更多是在探讨“资本主义有没有前途”这样一个问题，以及如果它有前途，是如罗莎·卢森堡所言，那将会是一个野蛮的时代，还是如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原动力可借助社会政治改革得以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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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霍布森开创了完完全全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在广大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中掀起了研讨的热潮。霍布森认为，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考量，帝国主义政策肯定是不划算的，是一桩十足的赔本买卖。跟经济落后甚至尚未开发的地区做生意，所得收益同维持帝国运转的军事和管理成本相比，极不相称，更别提还在那些属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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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谁会愿意去创建这样一个无利可图的帝国呢？霍布森认为，既不是纳税人，也非商人或企业主；对此兴致勃勃者，乃寻求高回报投资机会的金融资本。帝国的扩张政策可为此打开方便大门——特别是当国家出面，提供应有保障；随时做好在海外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准备，弭兵平乱，不遗余力，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甚至在必要时直接接管当地政权。[4]于是，为了说服国家政府，也让大部分国民支持其在海外开拓高回报的可靠投资良机，金融资本不惜极力操纵民意，点燃人们心中民族主义的本能，在民众中撒播亲帝国主义的种子。通过这些手段，少数资本家对海外投资的贪欲竟被抬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了。按霍布森的说法，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发生在经济发达社会里的一次内部再分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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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稍晚时候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之看法不同，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即使不经海外扩张以及为海外投资撑起政治、经济保护伞也一样会崩溃的观点，霍布森不以为然。他更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不足问题在中期可通过推行积极有力的社会政策，提升大众购买力，而使问题迎刃而解。按照这个思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驯化、发展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可以取代那种四处插手、侵略性十足的帝国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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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作为逆周期调节论的代表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霍布森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同党内社会改革派及工会主义者的论争中，坚决驳斥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并且还指出，帝国主义扩张乃资本主义的本性所在。从一开始，他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就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认为必须以革命手段铲除资本主义。依据他们两位的理论，资本主义必将朽亡；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则是其掘墓人，强权国家将相互征战，彼此削弱。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将坐收渔人之利，走上通往胜利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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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理论和论辩的关注点，都不在于帝国何以成形，而是纠缠于能否借助改革和革命来救治欧洲社会这一话题。因此，它们对于帝国扩张之剑刺入的边缘，也关注甚微。对于帝国主义理论来说，要解答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改革以及其优势和弱点何在这些挑战性问题，帝国的政治、经济边缘完全是次要的。于是，边缘在这些理论学说里自然也仅居次要地位。所以，在这些理论里，帝国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就被理解成一个从中心向边缘延伸的过程。它们只考量了其中的推动因素（push），至于拉动因素（pull）则无人问津。其实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提问方式（Fragestellung）和认知旨趣已经为它们得出何种结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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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中，只有列宁一人在其帝国主义理论里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边缘问题。不过说到底，原因主要在于他的俄国作为帝国的历史虽有数百年之久，但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它本身也属于边缘。如果认定帝国主义只是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那么资本单薄的俄国难免就沦为二流角色了；特别是它还曾效仿英、美，试图建立经济的“卢布帝国主义”来充实其军事帝国主义，终因资本匮乏而功亏一篑。[5]列宁认为，俄国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链条必将在此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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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家”的列宁所做出的帝国主义预言，对于身为“政治家”的列宁可谓适逢其时，恰如其分。按照他的预测，社会主义革命之火将在俄国点燃；并从此成燎原之势，烧至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中心地带。其实归根结底，列宁对边缘问题的兴趣也不大。他真正关注的只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他看到了以革命推倒旧统治的千载难逢之机。在俄国内战时期，列宁授令收复沙俄在一战中的失地，并将其纳入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版图。其手腕足见他对边缘态度之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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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定问题，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也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理论——那里，倒成了解读帝国形成的关键所在。这些理论，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做出了那个时代的回答，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常常有人并不把这些理论仅仅理解为时代之音，而是将其奉为解读帝国形成的普适圭臬。结果就是，这些理论需要解释的东西超出了它们可以解释的范围，[6]以至于让人看不清帝国政治背后的真正因素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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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套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美国甚至德国身上的理论，未必同样都适用于法国。虽然当时的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 殖民帝国，但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资本积累的动力相对不足。将其套在日本头上就更为牵强了，而对俄国来说，则完全不合时宜：在这一时期，沙俄仰赖资本输入；另外，沙俄反复变换盟友——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先与德国结盟，后又转投法国（这也为一战的最终爆发埋下了伏笔）——背后的动机正是通过订立一系列借贷合同推动俄国走上基础设施和军备现代化以及工业建设的道路。[7]可见，以经济驱动力之说无法解释19世纪下半叶沙俄帝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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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Doyle：Empires，第34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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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美国在19世纪末进行的帝国扩张，参见Wehler：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与美国帝国扩张有关的战争，见Boot：The Savage Wars of Peace，尤其关于菲律宾战争的评述，见第99～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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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有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和列宁。在这些人的讨论中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应该将帝国主义扩张更多地归因于消费不足还是过度积累。这个问题在本书阐述中并不重要。对于传统思维跟“贸易与变迁”精神的碰撞，在Wemer Sombart的战争论文Händler und Helden（1915）中有一段值得关注的阐述。但该著作涉及核心不是身处战乱的桑巴特（Sombart）的一个“爱国主义错误”，而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政治应用：资本主义在成功中渐渐丧失活力，变得越来越“臃肿”，所以必须引入与其本质相抵触的新思路让它得以继续运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采取了与此相反的视角（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第283页起），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帝国主义是种返祖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回潮和个体精神的感受习惯的返祖。因为曾经造就帝国主义的生存紧迫感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哪怕那些非帝国主义性的（侵略性的）发展变化有让帝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意，但帝国主义还是必将慢慢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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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侵略性帝国主义让纳税人负担沉重，给商人和企业主的回报微薄，对公民危害极大，但它却给一些投资带来丰厚利润。这些投资者在国内市场已经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在海外找到可靠而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见Hobson：The Imperialism，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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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别是在1892年就任财政大臣的维特（Sergej Witte）任期内进行了这一尝试。他认为，沙皇帝国如果不能够过渡到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将沦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而这一过渡，按照维特的预计，最有可能在东亚实现。参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4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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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特别是“列宁及其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这一章第89～115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彩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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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变换盟国政策背后的经济支撑，详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6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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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中心与边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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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对外扩张而不惜奴役和压榨自家百姓，成为沙俄帝国诞生史的胎记。[1]这种对内压榨方式也被称为“内部殖民主义”。其中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伴随暴力和胁迫的人口大迁移：将劳动力大规模从俄国在欧洲的领土转移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2]在解释西欧国家为何迟迟没有爆发革命时，列宁提到，在帝国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惠及大众的超额利润，而这在俄国则是遥不可及的幻梦。首先，为支撑沙皇帝国权力扩张的霸业，广大农民数百年来穷困潦倒、饱经霜雪。此外，贵族阶层是否真如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在帝国扩张中捞尽便宜，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1863年至1904年间，90%的贵族领地易主便是一则反例。[3]为在强权国家的帝国竞争中抢占先机，俄国不得不变革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此举加剧了贵族地主阶级的 破产，同时也使农民阶级在穷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和预测，贵族阶层的贫困化问题无疑要比农民处境恶化的影响更为重大——毕竟，前者才是沙俄帝国社会经济的支柱。然而，贵族的社会利益明显与帝国的政治需求背道而驰。按理说，贵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本应竭力阻挠帝国对外扩张才是。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沙俄都属于这样一类帝国：在其权力的中心，几乎找不出帝国政策的真正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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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俄国，还有一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那就是，为便于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自彼得大帝时代以降，沙皇便高度依赖非俄裔人士。这其中，德国人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既有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他们随着18世纪初期沙俄向波罗的海的扩张而踏足沙皇的领地，并享有种种特权；也有从德国征募的军官和管理人才。以至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高层官员中有约18%是德裔。到20世纪之交，这个比例还有所上升。[4]这些人无疑从沙俄的帝国扩张中分得了一杯羹。他们的飞黄腾达皆得益于此。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哥萨克人身上，他们在戍守帝国边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沙俄帝国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边缘群体和少数民族，他们在帝国秩序之内平步青云；而这是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未敢奢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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