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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扩张压力、边缘“地利”与时间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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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维护自身安全并在军事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相比欧洲大陆国家，那时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花费要小得多。他们除了在打造海军战舰上的投资以外，不必像对手那样需要一支常备陆军。在形势所迫，确需调用大规模陆军的情况下，英国人则长期采取在欧陆租借或雇用军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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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陆军正好相反，海军曾是维护经济繁荣的一大利器。当欧陆国家的陆军大多数时间驻守根据地，让白银东流，海军战舰却随时待命，控制并守卫着水上商道，创造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附加值。对陆军而言，战争与和平之间有一道根本性的分割线：无论宣战还是媾和，都会彻底改变一支陆军的“相态”（Aggregatzustand）；而海军，尤其是海洋霸主的海军，情况则迥然不同。即使真的天下太平，海军依然可以履行警察之职，在海上商道保驾护航，让商船免遭海盗之祸。可见，在海军战舰上的投入，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看，都物有所值。相形之下，陆军顶多在政治上获得回报。这也正是海洋帝国相较陆地帝国而言最为重要的成本优势之一。关于这一点，美国海军将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中有过细述。[1]此外，在大英帝国诞生的例子中，我们还看到，英国地处欧洲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位置也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欧洲大陆那端，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征战不休中相互削弱，也同时断了各自达致帝国地位之路。而英国则在隔岸观火中崛起壮大。此外，作为欧陆均势的平衡者，英国还控制着这些争霸战争的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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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一个主权国家体系里或者一种由势均力敌的强国组成的多元体（Pluriversum）里脱颖而出建立帝国的努力，几乎都胎死腹中。而与此相反，那些起家于世界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区的，则常常顺风顺水，大获成功。身处中心从一开始就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俾便在强手如林的竞技场上一马当先，形成帝国政权的雏形。在这一条冲向帝国的路上，必然伴随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中强大的国家联盟与初具雏形的帝国相对峙，难解难分。在这些霸权战争中，[3]要么帝国胎死腹中，要么则像拿破仑的法国和威廉皇帝的德意志那样，在慢慢成形的帝国内部，军队获得主导权。但是，这又让帝国的继续壮大在成本上变得难以承受，同时在政治上束缚了帝国的手脚，让政治行动僵硬呆板。所以，与起家于边缘地区的帝国不同，脱胎于权力政治中心的帝国在其形成过程中，无权坐享前者独有的那种安逸局面：仅仅通过控制贸易流实现帝国统治，而且产出总高于投入。所以，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欧洲虽然也出现过称雄一时的霸权，却没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帝国。无论是腓力二世到腓力四世时期的西班牙，[4]还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甚至由霍亨索伦家族统一后的德意志，皆因连年征伐而未能成功缔造一个帝国。而且到头来，还将原有的霸权优势也一并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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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往往因为没有多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而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在那里，帝国的崛起之路起步于一连串的“小战争”。在这些小型战役中，组织和技术上逊色的对手最终被制服。[5]另外，这些小战争的特点是，一般无须投入庞大兵力，不必动用大量军备物资或庞杂后勤供给，因此战争 成本不高。在那些成功的帝国诞生史之中，我们看到，它们大都产生于纷争不休的国际政治大空间之边缘，而不是中心。从英国、俄国、美国、罗马到西班牙及葡萄牙，莫不如此。[6]就连奥斯曼帝国也起家于安纳托里亚半岛的边缘，直至帝国扩张阶段，才向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中心地带徐徐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古老的波斯帝国和中国，它们都是在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带发迹并最终形成的帝国。在世界帝国光谱上，它们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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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侧翼大国，除了在对付对手和敌人时具有政策执行成本更低的优势以外，最大的长处在于它们源自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Zeitsouveränität，或者说时间自主性）。位于中心的强国，与对手常年征战不休，而对手中也不乏在人力和资源上胜出自己一筹者；而边缘的强国，却能将地处边缘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8和19世纪的英国，正是凭借此道，在经济上赢得了对欧洲大陆的优势。也由于英国在全球化的萌芽阶段便从贸易发展中大获其利，所以它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开路先锋和捍卫者，[7]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难看出，和平符合当时大英帝国的利益。如果要打仗，那也必然是为了保障商道通畅或者开辟新市场，也就是说它只打完全合算的仗。至于势均力敌的强国，英国则极力避免与之卷入冲突。17世纪西班牙衰落，葡萄牙后来沦为英国人的附庸，法国则为争夺霸权，疲于征战，以致最终国力大挫。此时，放眼欧洲大陆，英国人已经难觅对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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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的崛起同样得益于其地处边缘的“地利”。地利使得它在1815年（试图 攻入加拿大各省，但最终在英国的抵制中败下阵来）和1917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避免了同旗鼓相当的劲敌短兵相接，一决高下。而在19世纪中后期，对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则属于帝国的扩张战争，对手跟它远不在一个级别。南北战争从头打到尾，也没有外来势力插足，搁在欧洲大陆，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在那里，如若遇到这种情形，其他国家会争先恐后，从强权政治的真空中捞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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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位置的优势，也彰显于罗马的历史中。在很长时间里，罗马都在希腊化世界——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政治重心——之外的边缘地带延展、扩张。相似的情形也可见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它们在欧洲权力中心之外的地带完成了其政治和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而当时的权力中心基本在巴黎—罗马—维也纳围成的三角区域。或许我们可以说，随着阿拉贡王室入主意大利之南，随着查理五世当选德意志国王（1519），西班牙便早早卷入了欧洲列强争夺霸权的战争，而这也正是西班牙厄运之始。因为这些战争让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大为受挫。这个情境让人不由联想到英国人，他们曾一直克制自己，竭力置身于劳民伤财的欧陆战争之外，或许正是因为他们从西班牙的历史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在18世纪初期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一大例外。不过说到底，英国参与这场大战主要还是力图将一个可能危及它欧洲影响力的反霸权阵营扼杀于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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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国呢？不消说，近海的边缘位置有着与陆上边缘位置不一样的影响效应。沙皇帝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纷飞的战火。对手虽都非等闲之辈，但经过几十年的交战，最终也都臣服于沙皇。这段历史起于对金帐汗国的征战，最终沙皇 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取代大汗成为主宰。此后，战火烧到了囊括乌克兰的波兰王国，随后继续与瑞典王国交锋，因为上述几国阻碍了沙俄向西北扩张的前进之路。俄国与奥斯曼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长久以来，奥斯曼人控制着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封锁了俄国常年对外通商的必经之道。而且，奥斯曼人还因为拜占庭，拥有东正教的圣地，而那又是沙皇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来源。[9]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自诩为西、南斯拉夫民族庇护者的沙皇为争夺对这些斯拉夫民族的统治权，同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皇朝）展开了拉锯战。这种征战不休、烽火连天的局面，也导致沙皇帝国之创建付出了远比大英帝国或美利坚帝国更为高昂的代价。与此对应的是，在俄国，军队作为权力要素的权重远比在其他西方强国中更高。事实上，俄国从未像英国或美国那样，从其边缘位置中获得那么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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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跟中欧和西欧强国相比，俄国还是优势明显。除了个别例外，俄国极少与大国联盟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它就可以逐一打击对手，各个击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俄国人也充分利用了源于其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他们将领地扩张的时间进程放缓、拉长，将它细分为多个步骤和阶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这样就避免了陷入师老兵疲、力不从心的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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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帝国丧失了按自己的节奏把控其扩张和巩固进程的能力，也就是说按部就班，加速和放缓帝国前进步伐的能力，那么对帝国政治而言，不啻为致命之害。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能对帝国的时间主权施加双向制约。所谓外部因素，是指那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及联盟，他们力阻帝国候选者的进一步壮大，或者对其业已取得的地位发出挑战。边缘位置的优势，说到底其实就在于它相比权力政治的中心更不容易发生上述那种直接冲突。在权力政治的中心，只要行为体尚未奠定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那么它就还不能自称为时间上的主人。而这种对时间进程的掌控，成为一种独立的影响因素，反过来也帮助行为体赢得左右时局走向的权力。相形之下，边缘位置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在这个区域内，一般只存在“一个”强大的行为体，这个行为体独掌时局轻重缓急的发展节奏。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是一场欧洲内部的战争，也是包括俄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对时间节奏丧失掌控力的典型案例。当时，唯一的时间节奏大师是美国，它也是一战实际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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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的固本强基，情势也悄然发生变化。曾经的边缘，如今变成了中心；而昔日的核心地带，则可蜕变为新“世界”秩序中的边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除了少数例外——起步于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帝国，往往难产或夭折，而边缘的地利条件则能助崛起的帝国一臂之力。我们还不妨进一步延伸，可以说，因为既无劲敌环伺又享有拜边缘位置所赐的高度时间主权，边缘位置几乎就直接催生了帝国。此外，在那变动不居的边界，崛起中的大国没有遭遇任何劲敌的挑战；于是，边界好似真空，吸引着大国朝边界之外的区域扩张开去。美国的西部疆界就属于这种情况。它在18和19世纪不断往外延展推进，直至太平洋之滨。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俄国的东部疆界上，它在同一时期一再迁移，倏忽之间，触角已伸向北美大陆。然而，当俄国人将边界 推至日本海时，它的扩张便戛然而止了。在那里，俄国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10]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其扩张之路并未止步于太平洋之滨，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日益壮大，一跃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强国。而这一扩张过程，最终也导致美日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相似的情形，可见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诞生史。当时，边缘出现权力政治的真空，刺激了列强一再外扩的野心。对于领土帝国的诞生，边缘的吸力效应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不亚于中心地带的扩张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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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心的原动力依然是帝国扩张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没有它，边缘的权力政治真空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中心的原动力并不会产生一种向外扩张的不可控压力，这也是帝国时间自主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这种压力便将成为侵蚀帝国时间自主权的“内部”因素。帝国主义理论，无论经济学的还是政治学的帝国主义理论，都聚焦于上述这种扩张性压力。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说法，帝国主义的崩溃指日可待，最有力的证据不仅在于强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更因为帝国的时间主权因内部因素困扰而受到了侵蚀。在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游击战理论中，“农村包围城市”乃其核心思想，他借此阐述了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世界最终将不是毁于内部因素，而是毁于外部因素；不是败于其中心的演变，而是败于边缘的反抗。而他的理论其实也同样触及帝国中心的时间主权问题：中心的时间主权，受到了被毛泽东称为“持久战”的游击战争的制约和削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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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内部因素会侵蚀帝国中心时间主权的设想，进一步发展成为过度积累 及消费不足的理论。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在经济中心的销售危机的“压力”之下，人们必须不断开辟新市场，以便为商品和资本输出打开方便之门。社会帝国主义理论提出另一种视角：帝国中心受到日益强大的压力，被迫从它通过帝国主义剥削或抢占殖民地而攫取到的超额利润中分一部分来犒劳和安抚它的社会底层阶级。而在政治学帝国主义理论里反复提及的威望竞争，说到底，本质上也不过是对外扩张压力的一种表述。这一压力，制约了帝国极具政治价值的时间主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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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约在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帝国竞争者身上表现得要远比在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竞争者身上更明显——毕竟在边缘，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要更为开阔。为了证明其世界强国的地位或至少宣示具有世界强国的候补资格，当时欧陆大国都争先恐后地在海外攻城略地，抢占领土。首先是德国，其次就是法国，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如果哪个国家没有斩获任何殖民地，也没有寻求他径得以扩张领土，那么它不仅会在市场及原材料分配中无功而返，同样会在欧洲权力体系内丧失其分量和影响力。也就是说，这其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同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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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弥漫于欧洲大陆的焦虑不安的情绪，[13]主要就是在欧陆内部竞争的加剧下，时间视域持续收缩所造成的。不独欧洲，甚至边缘也受到了这种焦虑情绪的感染。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政策就是一例。不过，总的来说，边缘的竞争压力毕竟小一些。当位于中心的帝国政权和具有帝国雏形的政权越来越无力决定行动的方向，[14]侧翼大国——除了在同日本的冲突中被严重削弱的沙俄帝国这个例外——则明显更从容不迫，能做自己 行动和决定的主人。然而，边缘位置和权力政治中心的差异，不仅对帝国创建的成败、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于我们判定一个国家是霸权力量还是帝国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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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han：Der Einfluss der Seemacht，特别是第2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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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欧洲权力之争以及持久霸权一次次失败的历史，参见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关于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和平衡者角色，参见Vagts：Die Chimäre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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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霸权战争的概念和定义，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186～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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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于西班牙，要把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海外帝国和因法国及奥斯曼的（有时是协同的）反制行动而胎死腹中的欧陆帝国梦区别开来。对此及其随后的论述，参见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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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类小规模战争不可以与现代游击战混为一谈，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见本书下文18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这类战争有时采用极为残忍的方式，而且完全无视任何国际法。1904年德国对德属西南非的赫雷罗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就是其中一个佐证。参见Zimmerer：Völkerm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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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nder：Weltmacht Amerika，第170～176页，指出了边缘对于罗马和美国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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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18世纪起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参见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第213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232页上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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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照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看法，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本该在英国对美国内战的干预中变成现实。按照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英国极有可能向美国宣战。但众所周知，两国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关于两国开战可能性的阐述，参见McPherson：Battle Cry of Freedom，第384～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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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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