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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使命与帝国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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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较为长寿的帝国，为了自证其存在的意义和正义性，都会挑一个世界历史性任务或使命，它赋予帝国一种“救世性”或“宇宙论”意义。霸权强国无须使命，而帝国则不能没有使命。霸权强国必须在同竞争对手的争霸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竞争中，自然完全可能运用到意识形态权力，但它主要还是在外交政治中发挥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帝国使命面向帝国之内的子民，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民众。不过，最关键的是，帝国使命其实是政治精英层的一种自我暗示。他们通过这种暗示，汲取继续推进帝国大业的信念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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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去研究帝国使命，探讨世界帝国的救世伟业或受命于天的大任，进而按图索骥，试着找出帝国主义行动的硬核，而我们发现，这硬核往往都披着并不光彩的物质利益的外衣。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部分提到[1]：我们不妨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和社会行为体对自己所设目标及目的之局限性的一种（必要的）自我欺骗。[2]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批判说或许倒是能为我们研究帝国使命提供一个创造性视角，让人豁然开朗。但是，人们很容易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一小撮当权者及其御用知识分子惯用的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伎俩，在广大民众面前极力掩盖其帝国政治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仿佛变回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神父欺骗论”了。有鉴于此，本书在原则上放弃了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探讨帝国使命问题。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了的意识形态批判说常常会引起对帝国政治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认为帝国政治不过是少数几个行为体力图实现私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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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意识形态批判说的惯常推测截然相反的是，帝国使命确实也会衍生出一种自我约束力和自赋义务。显然这是拿帝国行为体的直接物质利益所无法解释的，因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些约束和义务无疑都属于资源浪费。帝国使命要求其主人公们肩负起实现帝国宏图大计的重责，而那宏图大计 又绝非朝夕之间一蹴可就。故而它会大大超出一切个人私利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帝国使命看作一种工具手段，借助此术，一个志在千秋的帝国将其行动逻辑强加给那些出现在帝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权者：这种使命要求当权者，若想要推行帝国政策，则须搁置一己之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的使命特别以帝国精英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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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借助了使命这一工具，委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层大义在心、重任在肩；且防止精英为图眼前私利而罔顾帝国的千秋大业、生死存亡。这个隐喻说法，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帝国精英不同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协作：帝国“决策精英”在短期须依赖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记者等在内的帝国“宣传精英”的支持。依靠他们为大众鼓吹一种帝国愿景或幻景，美化乃至神化“决策精英”的权力，并为其正义性摇旗呐喊。不过这种愿景或幻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同时还有一种制约决策的自我约束力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并无权力的知识分子也能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古罗马，聚集在盖乌斯·梅塞纳斯（C. Clinius Maecenas）周围的诗人圈子就曾为新秩序所用。在中国，起到类似作用的是孔子和他的儒家弟子们，在西班牙，则是萨拉曼卡学派的那些新经院哲学家们。在英国，大任落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肩上；在苏联，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挑起这一大梁。而在今天的在美国，则是那些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和政论家为政权鸣锣开道：首先，他们抛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该担负何种世界政治使命的问题，另外，他们取得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把脉诊断的权职——且不论他们下的诊断究竟是对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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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帝国使命确实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合法性提供了自我辩护，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说得直白点，借助帝国使命，帝国合法性的自我证明得以转变为帝国的自我神圣化。帝国的准宗教性意义设定促使那些政治当权者和社会显贵在做决策时不致太过随意和武断。即便他们重权在握，但他们终究还是帝国权力的一部分。为了达致这种超脱个人意图的高义，必须赋予帝国使命一种神圣光芒，让使命高高凌驾于日常政治俗务之上。这一点在罗马帝国的使命中表露无遗：在地中海及周围地区实现和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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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地中海驱逐海盗和在东面结束霸权战争无疑完全符合罗马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贸易风险就降到了最低，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安全。但是，也不排除商人同海盗合作，[3]以及金融家大发战争横财的情形。也就是说，海上航道的安危、和平局面稳定与否，其实取决于利益集团以及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因此，帝国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建立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帝国使命必须摆脱行为体利益波动不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即可搬出使命神圣化这一利器了。正因如此，古罗马帝国为达目的，将和平神圣化了。屋大维建造和平祭坛就是将这一信念具象化。所以，这位罗马第一公民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毅然以帝国大业为己任，而这也是每一位希望赢得民心、获得元老院认可的皇帝都必须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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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时候，帝国使命可能扎根于一个帝国潜在的自我认知里，但也可能一再地被公然召唤和策划。前一种情形，大多出现在天下太平的稳定时期；后一种，则一般发生在举步维艰的危难之际。3世纪中叶后的罗马，当帝国边境 威胁日增，一度告急，和平便再次抬升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使命，且灌输到民众的群体意识当中：要让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一旦失守，对众人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损失。[4]此前政治精英的抱负和自我约束力如今要推及广大庶民，唤醒他们为帝国兴亡安危而献身的意志，那正是帝国存续所急需。最后，就连教父圣奥古斯丁也加入保卫罗马帝国的行列当中。当时他力图让帝国的基督徒们明白，以帝国为后盾的和平有利于布道和基督徒的生活。因此，虽然帝国也有过黑暗的初期，且至今仍弊病丛生，但帝国的存续仍然符合基督徒的利益。故所有教徒当挺身而出，奋起守卫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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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帝国使命的神圣化做出更重要贡献的，不是政治理论家，而是学者文人和造型艺术家们。建筑师和雕塑家大兴和平殿（Templum pacis），以建筑和雕塑为形式承载和固化罗马统治的文明因子。尤有甚者，梅塞纳斯的诗人圈子聚集了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内的那个时代最有感召力的诗杰，他们为屋大维的新政高唱赞歌，颂之为世界之新生，声称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日，这个世界便永不消亡。对屋大维来说，文人骚客的支持无疑至关重要。因为单靠法条、律令，新政显然无法落实。需要一种文化荣光加以渲染，赋以意义，而这正是官吏仕宦之辈所鞭长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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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维吉尔，他的诗作大部分都与屋大维的新政息息相关。以《牧歌》（Bucolica）为题他创作诗章10首，对城市贵族的道德沦丧大加鞭挞；另外，他讴歌田园生活，称赞其为祖先之法（mos maiorum）复兴的源泉。维吉尔力倡 重振祖先之法，进而消除当下的黑铁时代，并复兴人类历史初期的黄金时代。在另一部诗集《农事诗》（Georgica）中，维吉尔重申了类似的理念。[6]名著《埃涅阿斯纪》（Aeneis）由于作者的溘然离世，成为未竟之作；而按诗人遗愿，本该被付之一炬。在这部幸存下来的史诗里，埃涅阿斯逃离熊熊大火中的特洛伊，奔赴罗马，并且预言了奥古斯都“跨越全球”的太平盛世。维吉尔在书中再次勾画出一幅普世和平秩序的蓝图，在这当中，埃涅阿斯以奥古斯都的原型和榜样现身。他的节节胜利，代表着在通往和平的路上对一切邪恶力量的胜利。因此，罗马帝国不仅志在和平，还在仁爱。维吉尔笔下那披着宗教圣光的罗马使命，是一个志在实现天下和平、共抵仁爱彼岸的使命。这一天命正是朱庇特“无限帝国”（imperium sine fine）[7]，即“永恒的罗马”预言的源头。“对他们（作为埃涅阿斯后裔的罗马人）我不设任何时空之限，我赋予了他们无限的帝国。没错，狠心的朱诺，惊惧不已，将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惫不堪，她也将回心转意，同我一起呵护这些世界的主人，这身着托加长袍的民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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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获得了正当性，因为它确保了天下太平，融入帝国者也沾得了文明与教化的雨露。而远在帝国疆界之外，蛮族当道，狼烟不息。不过，这些还不够：帝国和平还跟黄金时代的神话扯上了关系，并借由此道给帝国和平平添一抹神性的光辉。几乎可以说是取帝国之道，重返天堂。无论是黄金时代的概念，还是关于将充满敌意的世界挡在墙外的天堂乐园（《伊甸园》）之信念，统统源自东方。这原本同罗马人尚武的权力政治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但维吉尔将这些想象巧妙地糅进他虚构的 罗马史叙事当中，对促进帝国的文化融合功不可没。他暗指，罗马征服东方，不仅是在权力政治上完成了征服；同时，它还有意接过东方在文化和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衣钵。对埃涅阿斯出走特洛伊、奔赴意大利之旅的叙述，成为这一交接的注脚。东方的文明世界，在一片纷争中正陷入自我毁灭，特洛伊之战则是这一毁灭的征象。而拯救行动，以罗马帝国式和平之形自西而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想象，为何奥古斯都一心要救《埃涅阿斯纪》于既毁，并且坚持将维吉尔的这部伟大遗作公之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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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贺拉斯[9]创作的部分诗作也服务于罗马的帝国使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关内战的骇人阴影弥漫其间，他将驱散这战争阴云的希望寄托在屋大维（奥古斯都）身上。对贺拉斯而言，罗马的国体危机主要不是宪法危机，而是一种道德危机。在这一点上，他与奥古斯都的改革新政思路可谓不谋而合。他厌恶纵欲、通奸、贪婪、欺诈、骄奢和懦弱的品质，推崇古罗马的美德，诸如节制、勇毅、虔敬和正义。这些美德倘能大行其道，黄金时代自可久续永延。而防止世风堕落、道德沦丧，是帝国应负之责。故应使民风、礼仪和正义感与时俱进，获得新生。为这样一个帝国，贺拉斯写出了他最为响亮的一行诗句：为国捐躯，甜美而光荣（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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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览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观念：帝国和平不仅被视作大空间统治秩序的一个特质，而且它同时还是时代之新生、扭转颓势之需。帝国之重不光体现在权力政治上，它的存在还深具宇宙观和救世意义。这一点，正是帝国与主权国家及霸权国家的差距所在。后两者，按照它们的自我认识，是因应时势而行事，而帝国则不同，它直接引领时局之发展。赋予 帝国使命神性光辉正是基于帝国上述需要的一种最强有力的表达。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笔下，所谓黄金时代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宇宙纪年的开始，而且它还预设了一种前提理念：帝国能够左右整个宇宙纪元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进程被重启，而帝国之伟力会将其固守于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原本认为不可避免的——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经青铜时代，最后走向黑铁时代——坠落过程，被遏制住了。在任何一个衰落与消亡都被视作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的时代里，遏止衰落、阻止世界末日的来临便成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职责。与此不同的是，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人类历史将不断走向进步的基本史学观被普遍接受。人们开始认为，帝国是人类历史的加速器，它们向世界各地传播了文明进步的成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会给人类历史造成重大影响。这一观点适用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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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在所有帝国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强烈的宇宙观和救世意义上的自我神圣化。说到罗马，如前所述，它巧借源于东方的历史叙事强化了帝国的自我神化。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包裹在这种帝国使命里的某些神性因子不得不被剔除掉。而在此之前，奥古斯都就已经提出要把“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和“上帝之城”（civitas dei）区分开来。神化帝国的理念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只需翻开11世纪的历史即可管窥一斑。当时，霍亨斯陶芬家族自称他们的王朝统治为“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这一王朝后来又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沿袭了下去。[11]同样在这一表述下，帝国神圣性得以树立的基石是帝国作为世界末日“拦阻者”（katechon）的历史神学角色。倘若帝国消亡，世界末日必将来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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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世界帝国而言，以武力反宗教改革可以被看作它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绝非 仅仅由宗教改革所挑起，它的根源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中已露端倪。当时，西班牙人步步推进，最终夺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控制的领地。收复失地运动的征服精神，与它后来对“新世界”的征服可谓一脉相承。而这也渗透到了将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运动当中。排犹、异端审判和对尼德兰新教徒的迫害成为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在16世纪晚期演变为一种“堡垒心态”。驱使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转入防御保守的是新教徒阴谋论，即西班牙人假想新教徒在全世界范围正酝酿着一场旨在颠覆西班牙帝国统治的阴谋。此外，西班牙的帝国使命带有明显的天主教烙痕，最显著的表现是他们那种非逼新大陆的“化外之民”皈依天主教不可的想法。从这当中西班牙人也获得了在中南美土地上开展大规模扩张运动的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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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人们一般会把奥斯曼帝国看作伊斯兰世界里一支抗衡西班牙的力量。然而，我们容易由此而低估奥斯曼在宗教政策上的宽容和自由。这一点，恰同西班牙在其属地暴力推行天主教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奥斯曼帝国好像一件百衲衣，由自治权高低不一的宗教族群（millet，即米利特）拼凑而成，其中也包括拥有自己内部组织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团体。在相关历史文献中，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是，究竟该不该把宗教多元主义看作奥斯曼自我认知的一大组件。还是说，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初期征服阿拉伯诸国之后，便自视为伊斯兰教世界帝国，以抵御异教徒为己任了？[14]按照前文针对超级帝国不同边缘的思考，我们或许更应该说，创建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民族原本既无组织力又缺乏使命感，他们在其扩张区域里与当地两种相互抵牾的 帝国思想不期而遇，于是索性将两种思想统一起来，熔为一炉。一方面是来自阿拉伯及穆斯林地区的观念，即以火与剑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并且这始终都为每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超级帝国视为核心职责。[15]另一方面是拜占庭帝国相对保守的行政管理方式。奥斯曼人为了能够对征服地区实现持久统治，大致沿袭了拜占庭的这套管理方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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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之上，最后甚至发展出奥斯曼帝国与东正教会的非全面联盟。联盟针对的首先是西方基督教界，挑战的是其教宗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欧洲地区，奥斯曼帝国一度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团体和社群的临时庇护者，当时这些人的自主和自治仅在奥斯曼帝国方才得到保障。结果还引发了很多基督教徒加入土耳其军队，与土耳其人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当然，从这当中无法孕育出一种真正的帝国使命。奥斯曼人的帝国使命一向十分脆弱，从未像其他一些帝国的使命那样上升为一种权力要素。而这一点，也正是奥斯曼人为其帝国摇摆不定的两面性所付出的代价。奥斯曼帝国国运式微后未能迈进一个新的帝国周期，这也算是其先天不足的帝国使命造成的一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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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再投向沙皇俄国，它的帝国使命受宗教的影响远超上述其他国家。当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拜占庭留下的行政组织方面的遗产，俄国则接过了拜占庭庇护东正教的使命。在这接力棒易手之初的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Sophia Palaiologa）结为连理。很快就有人点破，这桩婚事本身颇有跟罗马帝国攀亲的意味。后来在修道院院长普斯科夫的斐洛菲斯（Filofei von Pskow）的信件中，正统性转移又被进一步升华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此外，俄国人把打击游牧民族鞑靼人的战争说成是保护基督教民不受敌寇侵扰的正义之战，这样一来，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同样在政治实践上算是完成了对罗马-拜占庭传统的继承。伊凡四世时期建造于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正是这一使命及其成就在建筑上的表达。[18]当然，帝国历史的发展未必是由一成不变的帝国使命所左右。在一些改革派眼里，这些使命可能反倒成了现代化的阻力。比如在彼得一世时期，彼得大帝将俄国一边倒的向东扩张之使命扳了过来，转向了与西方邻国发展水平看齐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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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帝国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与赋予政治精英驱动力的帝国使命之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同样可见于沙皇俄国的历史。为了同西方接轨，彼得一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前任沙皇们的帝国使命。自此，他也为俄国国内在向东去还是朝西看的问题上的纠结与对立埋下了伏笔。时至今日，这种紧张关系依然挥之不去，影响着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而俄国作为正统基督教信仰卫道士的观念并未随彼得大帝改革的展开而消退，也没有被其他新的使命所取代。并且在国运堪忧的危难之际，它一次次重新浮出水面。反击拿破仑的战争便是其中一例。战争结束后，俄国人把他们的胜利归功于其农民的虔诚信仰。这个时候，俄国人怀着一种要把西方从物质主义迷梦里拯救出来的信念，将那原本倒向东方的帝国使命转向了西方。[19]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坚信自己身负以基督教道德重塑欧洲的神圣使命。他梦想着将各种不同基督教派重新整合，熔为一炉，炼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基督教。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诸国宣布成立神圣同盟，意在开启一项以欧洲各民族的和解为目标的运动。[20]不过，最晚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1856年，俄国誓同西方发展水平看齐的思想再进了一步。这一点在俄国人的眼里 之所以绝对必要，是因为他们不想重蹈奥斯曼帝国的覆辙。相反，俄国人谋求在东南欧，在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黑海海峡地区接手奥斯曼的遗产，这将意味着去实现他们第三罗马的光荣梦想。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西化。所以，俄国才会一个时期为其帝国使命而奔劳，在另一个时期又忙于同西方的发展节奏接轨。于是它就在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穿梭，而这一点也深深影响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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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发展滞后于西方，这对俄国而言固然是一大隐忧。但帝国使命的逐渐消散更是极大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稳定。因此，在1917年的两次革命中，旧势力之所以迅速被赶下台，也是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将万民召集于世界历史性使命这一大纛之下的凝聚力；或者说，这一使命早已无法再在民众心中激起足够的回响。这一幕，后来又在苏联解体的事件中重演。正如1977年苏联新宪法所宣称的，苏联的帝国使命在于“联合所有民族和人民共同建设共产主义”。[21]然而，在此宪法颁布之时，它已然成为一句空话。苏联陷入大衰退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丧失了它的使命；最后，只得以一种犬儒主义方式对待它的使命。帝国使命已经从帝国内部的发动机沦为纯粹的舞台布景。[22]苏联的发展由此失去了推动力，失去了促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必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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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来自西方的帝国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们都放弃了狭义宗教性的使命，虽然偶尔也给它们的使命披上一层富有宗教意味的修辞学外衣。如果我们把英国看作西班牙世界帝国的继任者，那么——这也正好符合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观念史的发展——取代先前天主教信仰的是文明之进步：英国人的帝国使命是向世界四处传播他们的现代文明成果，虽然他们的政策经常只是为英国商品打开海外市场而已。[23]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挑起白人的负担……为他人谋福利，为他人争利益。”[24]在这首诗里，英国人的物质主义私利完全退到了帝国文明教化使命的身后，消失不见。当然，这也招来意识形态批判者的抨击。不过，在诸多研究英帝国的观察家中，即便像马克思这样一个最不可能忽视物质利益的思想家也承认英国对外扩张在“客观上”起到了文明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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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马克思在其《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一文中写道：“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25][26]他把英国侵入印度社会带来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归因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冲突。千百年来，手纺机和纺车一直是印度社会联系农业和手工业的枢纽，但随着英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印度的纺织品失去了竞争力。[27]然而，这一切“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士兵的粗暴干涉，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机和其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由此，也引发了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革命”。[28]作为亚洲史上第一次且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这场革命之发生恰恰反过来为英国入侵印度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而英国人在全球市场法则下的征服运动变成了一次文明教化行动：“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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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大英世界帝国文明教化之功，我们大可不必像马克思那样仅仅看到英国人那间接的并非有意而为的影响作用。在此，我们可着重提一提奴隶制度和黑奴贸易。这两者在欧洲帝国诞生史首个阶段中就已泛滥不堪，最终正是在英国的干涉下废除——至少受到了遏制。而这并非英国海洋霸权的间接影响作用，而是它直接的、明确的目标之一。[31]在19世纪，为了遏制依然猖獗的黑奴贸易，英国动用了数支舰队在非洲西海岸巡逻。在英国本土，首先是圣公会神职人员以及贵格会教徒将废奴主义推向帝国使命的中心。他们合力促使英国在其掌控下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把贩卖人口列为非法贸易。并且为了打击这一贸易，他们不惜动用帝国的权力手段。[32]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美国内战时期并没有站在南方诸州的党派一边，借此来削弱和牵制美国这一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毕竟，这更符合大国竞争的逻辑；可如果那么做，就与英国人的帝国使命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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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帝国使命说到底可以视作英国帝国使命的延续：市场经济、民主和人权共同构成其使命的三角，三者的优先等级又视具体地区挑战之情形或世界政治局势之变化而各有不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美国的政治直接简化为它的帝国使命。对美国来说，军事安全需求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当安全需求与帝国使命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前者具有优先权。[33]于是，在这样的考量中 也就产生了美国政策中饱受诟病的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一次次看到：如果符合其军事安全需求或经济利益的话，美国完全可能对某些行为体放下它帝国使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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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使命与帝国存续或自我提升的需求之间出现紧张对立，这在帝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矛盾关系就好像一道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史。最起码，对于那些没有把血腥攫取私利作为唯一使命的世界帝国而言，这种矛盾确实存在。考察草原帝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它们身上最容易看到帝国使命与实现私利完全一致的情形。然而，其代价就是，帝国必将年寿不永，昙花一现。一个在其中心以民主制构建而起的帝国在其实现帝国使命的路上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这种自我约束使民主帝国具有比专制或贵族统治的帝国更高的责任感。[34]没有向上述职义务（Rechenschaftspflicht）的权力精英会更快、更容易地摆脱掉责任的束缚，而另一些政治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参加竞选，以获求广泛支持，还要跟诸多储备精英一较高下。他们这些人要摆脱责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此外，获取帝国政策的资讯变得更加容易，从此，曾经由统治精英垄断的“统治秘术”（arcana imperii）大为缩水，这对帝国使命的特性和意义都造成了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帝国使命发生的悄然变化，不仅同“民主革命”进程有关，还受到“媒体革命”的直接影响。如此看来，帝国中心选民的参与也会对帝国使命与实现私利之间的对立起到某种平衡作用。此外，边缘的民众也可要求兑现帝国使命，以反对帝国的现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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