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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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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可以说无论结果是胜是败，战争往往都得不偿失。一个被战争蹂躏了的社会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可能要花上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游击战争。只不过，由于反帝国游击战所发生的地区当时几乎都处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因此战争的中长期代价还不会立刻显现。另外，在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出现工艺复杂、造价昂贵的工业设备；而且，所幸在当年去殖民化战争中，在街道和田野大面积布雷的做法尚属罕见。这种作战方式，直到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才在一些国家的内战中被军阀及其他战争方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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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其次才是经济层面。战争击碎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销蚀了传统的权威，给至少一代人的成长刻上了深深烙印。以反殖民理论闻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战争和暴力的环境造就自信与自由之人，他们能战胜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屈辱感。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暴力环境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会成为重建新社会的阻力，而非动力。[1]那些走出了战争阴影的人，往往都期待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获得补偿。他们很难让自己面对那横在前方的重建社会之重任，更意识不到开战原本的目的能否达成恰恰取决于他们的重建工作。至于在游击战中打下江山的老兵，始终是重建新社会和安邦固本过程中最大的负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要求国家资养他们的余生，也往往期待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一切势必导致管理混乱和腐败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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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游击战赢得独立的众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世纪之末达成或接近它们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以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改善帝国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虽然说游击战中民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技术和军事组织上的不足，增加了对手，即帝国强权的统治成本，最终迫使其知难而退；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战争对本国社会 深入骨髓的自我戕害。程度之烈，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解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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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上述总结难免有种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处在那个时代的反帝国行为体没法跳出“此山”之囿，识得“庐山真面”。恰恰相反，受他们所崇奉的革命理论之影响，他们坚信自己所领导的民族抗争、游击战以及战争中的全民政治动员，都将直接推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崛起。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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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对于20世纪末的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它们其实有很好的理由远离游击战争。特别是当他们打响解放战争的初衷主要是最终改善冲突地区民众的经济状况，是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增加社会财富为己任的话，那么对游击战更应弃之如敝屣。只要它们还想投身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从中分一杯羹，它们就必须再次直面那些仍然掌控世界经济命脉的老牌帝国，同后者达成某种妥协而不是把那些强国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影响力挡在门外。而如果它们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的话，这种妥协与和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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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游击战这种反帝国斗争形式充满着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度作为民族解放斗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何以面临困境了。毕竟社会经济学思想更注重同帝国中心合作而非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所以本身即以社会经济课题为着眼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为那种反帝国战斗指引方向了。事实上，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很多年，族群民族主义 和宗教性文化性的意识形态就已在反帝国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优点在于它们不以社会经济指数来衡量反帝国斗争的成败，对它们来说关键在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认同感保持不失。对于这种以身份认同为指向的反帝主义，我们无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之后，身份认同反帝主义很快流行。在这一思潮影响之下，战争和暴力逐渐丧失其工具性意义，反倒获得某种生存性意义。也就是说，如今战争和暴力不再仅仅是达致某个特定目标或目的的手段而已，也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的技术。谁没有这项本领，按它们的思路就注定衰落，至少会丧失掉自己的文化认同。于是，这种反帝国抗争的结果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为抗争而抗争。这种转变最为激烈的形式便是新型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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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足世界的边缘，社会经济的变化带来了机遇，也潜伏着风险。在这样的情势下，文明、文化认同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未来世界的战争形态以及了解威胁帝国中心的恐怖主义将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非常关键。简而言之，如果上述这些国家的精英层把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那么它们与帝国中心之间达成妥协或者实现利益平衡尚有可能。反之，如果它们一门心思维护身份认同，竭力使之免受来自帝国中心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冲击，那么达成妥协、实现利益平衡的希望则极为渺茫。其实，随着经济、信息和媒体的全球化，西方的生活方式早已摆脱了一国一地的樊篱，必然跨越国界，无远弗届。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并不直接受政治的左右，它的动力源自经济领域和公民社会。前者表现在，通过西方商品打开新市场，于是西方生活方式随之而来。后者则表现为，引入大众教育的项目以及平权运动。除此以外，在 帝国秩序的边缘地区，总有那么一些举足轻重的集团和群体强烈推崇帝国中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希望将它们移植到本土上来。因此在帝国边缘的社会领域里展开的内斗才是反帝国行为体真正抗争的先声，选择怎样的价值观成为这场内斗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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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前常规的内战中，抢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和社会价值之争往往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但如今我们不妨将帝国边缘地区的各种内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为争夺特定地区军事控制权的军阀之战。因为那个地区有令他们垂涎的珍贵矿藏或原材料。[4]至于那里的民众价值取向如何，宗教和文化倾向怎样，根本不是这些军阀们关心的话题。他们推行暴政，鱼肉百姓，但对教化民众兴致索然。另一类内战则截然不同。掌控矿产资源以及夺取政治权力退居次要地位，民众的文化认同反而升至首位：包括在生活中恪守先辈之遗习，将宗教价值视为无条件承担之义务，抵制西方享乐主义的蛊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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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内战类型，帝国中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大可采取隔岸观火之姿，置身事外。等到内战获胜方试图将他们通过战争夺来的矿产资源资本化，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加入帝国的经济循环中。于是富足世界孜孜以求且赖以生存的原材料也会源源不断不请自来——无论哪一方赢了内战、掌了权。倘若帝国中心介入这种内战，一般也不是为政治或经济利益所驱使，而通常是因为某个军阀的残忍暴行完全超出了大众 可以容忍的界限，于是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联合起来，吁请人道主义干预，以结束暴行。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干预总是姗姗来迟。特别是在速战速决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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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种内战类型，冲突的焦点关乎规范和价值，同样帝国中心也无心介入。所不同的是，从内战冲突双方的角度看，帝国中心其实从一开始就已涉身其中。因为在反抗当地统治政权的起义者眼里，正是帝国中心的支持维系了统治政权的存续和稳定，于是这些抗争者也就自然成了反帝国行为体。他们奋起反抗和坚决抵制的，主要是从帝国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曾经建议美国，若要维系权力，应多借助“软实力”，而非“硬实力”。[5]在上述这种情形中，恐怕他的建议也起不了作用了。事实上，相比硬实力，软实力对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影响，的确要大得多：硬实力只触及权力关系，而软实力改变的却是认同感。原教旨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多变，在本质上对抗的都是来自帝国中心的软实力。这种对抗并非一定要诉诸暴力，但帝国软实力所展现的强大渗透性，不断诱使反抗者将对抗升级为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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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了捍卫其内在价值和社会取向，不惜挑起冲突。[6]他们一旦认定帝国中心就是侵蚀他们倍加珍视的价值体系间接或直接的罪魁祸首，并确信武装斗争才是遏制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不二之选，那么这时候他们便会成为反帝国行为体。这种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指向的反帝国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当时，巴勒斯坦马加比家族（Makkabäer）揭竿而起，反抗塞琉古王朝（Seleukiden）的暴政，这可视作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先声。[7]在希腊文明 四处渗透、传播的过程中，它最先为流散异邦的犹太人所接受，随后不久也为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Judäa）[8]的上流阶层所吸纳，使他们成为希腊化派。然而在那些遵祖制守祖道的犹太群体眼中，希腊化威胁到了他们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对于他们严格尊奉的一神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于是他们选择反抗。[9]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以严厉的手段镇压起义，这激起更多犹太人投入抗争的洪流。而且此后不久，犹太人的斗争转入了游击战。在荒芜的山区里，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只得散成诸多小股部队，分开作战。这正中犹太人游击队的下怀：战事一拖久，他们便尽占优势。还有一点对起义军也颇为有利，当时的塞琉古已国运式微，还面临腹背受敌之险境：在东面，它遭到安息国（帕提亚）的威胁，在西边，则与扩张中的罗马直接冲撞。而在自己王国的中心，权力斗争此起彼伏；统治层只顾眼前利益，决策时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在这样的条件下，犹太抗争者负隅顽抗，在政治和军事上终于守住阵脚，最后赢得了政治和宗教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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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起义军当中，大家各怀不同的动机，或出于权力政治目的，或为宗教认同。但不管怎样，在起义之初，当弱小的犹太人游击队对抗强大的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如蚍蜉撼树，胜算微乎其微。支撑众人奋不顾身、举起义旗的，毫无疑问主要是宗教认同。然而起义军后来走向分裂，散成两派：一边是温和派，只要塞琉古恢复耶路撒冷犹太教会自治权，不再插手大祭司的人选问题，即得偿所愿。另一边是激进派，他们的野心在于改天换地，为建成“神的国”铺平道路。最终他们在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大致独立的犹太人王国——哈斯蒙尼王朝（Hasmonäer）。这个王国的建立，还得益于塞琉古国内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它与罗马在近东地区的冲突也让其国力大折。这一切都让犹太人坐收渔人之利。当然，当时向东入侵的罗马人尚没有能力对整个塞琉古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控制。于是在这片“后帝国空间”里，哈斯蒙尼王朝竟见缝插针地存活了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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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犹太人正是凭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和意志，缔造了哈斯蒙尼王朝。诚然，当时有利的客观政治环境帮了他们大忙，但那并不能解释他们何以产生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显然，在此过程中，植根于族群内部的宗教认同之推动力发挥了远胜于政治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一心只为捍卫宗教认同而挺身反抗的犹太人来说，50年斗争最终所修成的正果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战争始于捍卫传统，然后很快走向极端化，最终演变为原教旨主义式的斗争。他们之所以明知胜算无几，却偏不肯草草放弃，也跟当时流传的“末世预言”不无关联。在《圣经》的“但以理书”里载有四大帝国及其末日来临的预言，这个传说恰恰诞生在马加比人起义的时代[10]。[1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加比一书、二书》（das 1. und 2. Makkabäerbuch）。一书以史学家的细节还原了整个起义的经过，二书则对事件来龙去脉做了总结和梳理。两书都浸透了一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批驳了在王朝四境之内对礼和法的一统化做法。希腊化世界主义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世界专制主义，应当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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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两书对起义事件的叙述，突出了其中的宗教认同问题，而不去深究冲突中的政治因素。塞琉古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让犹太人的逆反情绪日益高涨。最后，它在耶路撒冷兴建希腊式大竞技场，彻底点燃了犹太人的怒火，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与神庙仅仅一墙之隔的竞技场里，竞技者赤身裸体，这一景象深深刺痛、激怒了虔诚的犹太人。尤有甚者，希腊式竞技场里供奉着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kles）之像，相当于在犹太人的圣城强行输入偶像崇拜，这更是犹太人无法忍受的。马加比一书浓墨重彩地记载了 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异教（非一神教）偶像崇拜，马加比二书则突出了在希腊化的影响下，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走向了世俗化。很显然，在犹太人的起义中，贯穿始终的绝不仅仅是对塞琉古无理要求的驳斥，而且还一直伴随着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冲突。[12]犹太上流阶层与塞琉古王朝政权的串通一气，让马加比起义兼具了内战和反帝国斗争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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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完全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资源战争一样，上述这种为捍卫宗教文化认同而揭竿而起的反帝国抗争，总会引发帝国在其边缘地区的军事干预。在起义那一方，政治因素与宗教及文化认同方面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大家各怀心思，目标不一。但这却没有如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导致起义者整体力量的内部消耗和削弱。相反，各方集团仍然可以维系在一起，并未在有关何去何从的政治方向争论中分道扬镳，走向决裂。犹太人反抗塞琉古统治的大起义以及马加比两书中对起义事件的记载和阐述，都对我们分析当今世界政局深具历史借鉴意义，这是因为在其中权力政治因素和宗教认同动机已彼此交融。而且两书有关起义事件的叙述，始终都包含着一个判定，即上述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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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在马加比人起义的实例中，观察到的首要一点是塞琉古王朝同时施展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两手。毫无疑问，塞琉古的军事权力和凭借军事之力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实现占领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动机。但更为关键的——至少依马加比二书看来——是希腊化文化的吸引力。正是文化软实力让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深感他们的宗教认同受到了威胁，于是便拿起了武器奋起反抗。矛头所指的，正是希腊文化的载体及其宣传鼓动家们。另外宗教传统要求无条件认同，而世俗化或启蒙倾向则削弱了它的凝聚力。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深化，传统主义者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者。这些人是在起义之火愈燃愈烈的过程中，才慢慢转变其思想的，有人称之为极端化趋向，实际上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当这些人拿起武器抗争的时候，就已经告别了他们传统主义者的身份，成了原教旨主义的真正信徒。他们矢志以求的是恢复犹太人社群，寻回失落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不惜诉诸武力，流血相争。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是一次道德的净化运动，要将那帮叛教变节者从社群中剔除出去。这种道德净化的说法，几乎是所有内战共有的古老主题。不过只有反抗帝国中心，直捣腐化堕落的老巢，才能实现这种道德净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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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内容，马加比人起义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间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可比性了。无论是逼迫塞琉古占领军撤出耶路撒冷，还是起义军将所有希腊文化支持者赶出犹太地区，包括后来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这一切都促使时局走向稳定化，最终那席卷整个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进程没有波及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这些解决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今世界，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如此之深，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孑然一身、独立于世。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无形中也提升了帝国中心的软实力，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入帝国的中心。反过来，这又增强了帝国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表现涉及从学术实力到流行文化塑造力的广阔领域。反帝国行为体把软实力的传播说成帝国有意识地对其文化的同化，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恰恰借助这样的诋毁，反帝国行为体在民众中赢得支持，汲取了力量。顺着反帝国行为体的这一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反帝国斗争已经不像早些年那样，是发生在帝国边缘的 一场领土解放之争，它的战场如今已经直接搬到了帝国的中心，而斗争的方式就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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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游击战都以暴力为手段，但后者以“肉体消灭”为目的，而前者则以“心理震慑”为指向。不过，这并非两者的唯一区别。它们的差异还在于，游击战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13]而恐怖分子则会随时随地主动出击。此外，游击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掩护，国际恐怖主义则不需要也不具备这一条件。恐怖分子依靠支持者的资助，充分利用目标国当地的基础设施之便——包括媒体、都市公共交通系统、民航网络、互联网以及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点等（最后一点尤为重要）。这些基础设施满足了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一切所需条件：无论是选择和布置恐怖袭击指挥中心，还是后勤补给，让飞机变身武器，将炸弹伪装成手机等，皆能一一实现。发生在纽约和马德里的恐怖袭击都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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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型恐怖主义的战略目标究竟何在？先来看传统的恐怖主义，比如19世纪末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袭击。它打击的对象是沙俄专制政府的领导高层及某些军队要人，恐怖分子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威吓军政精英，同时赢得民众的同情，最终激起群众起义的巨浪狂澜，一举推翻统治政权。也就是说，传统恐怖主义袭击是星星之火，它真正需要引爆的，应是人民大起义。这种手段更适合民族革命运动，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则成效甚微。相比之下，现代跨国恐怖主义立足于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它们袭击的目标是平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无法博取众人的同情。这种恐怖袭击无异于毁灭性战争的现代翻版，恐怖分子试图 通过对对手地盘的肆意破坏来达到目的。在本质上，恐怖分子运用了与当年游牧骑民相似的战略，后者以奇袭之术突入帝国安宁之地，一番烧杀掳掠，留下一片焦土。帝国军队还来不及反应，他们便已逃之夭夭，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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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毁灭性战争中，兵贵神“速”，而在恐怖主义袭击中，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性。这一点首先得益于大都市的匿名性；其次，利用外来人口大量流动的特点得以潜伏其中；最后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袭击者无须自己动手，现成的交通系统统统任其利用。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于蹂躏村庄，破坏城市以至毁灭整个一片地区等“有形”打击。他们把攻击的目标锁定在后英雄主义时代人们那脆弱的心理防线，通过恐怖袭击让人们陷入恐慌和焦虑，打乱他们平静如水的生活，造成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片混乱，由此造成巨大损失。这一战略之所以奏效，与其说是归功于攻击者之强大，毋宁说是受攻击者极其脆弱的心理帮了大忙。另外，恐怖打击还有另一个效果，即当帝国政权忍无可忍，决计侵入恐怖分子藏身的老巢，它便会立即陷入传统游击战的天罗地网。于是，帝国的非对称优势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反帝国行为体的非对称化的作战创造性则大显神通。一言以蔽之，当恐怖袭击让帝国变得强者不强，那原本的弱者便可摇身一变，成为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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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伴随着边缘地区明显的权力增长，这是由于帝国在面对边缘暴动时已愈显疲态，无法全力镇压了。在这样的情势下，鼓吹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的论调听上去不无道理。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下此结论为时过早。其实帝国时代尚未结束，只是改头换面的帝国秩序又有了新的形式。从前的传统帝国在地面上控制领地，弱点外露、易遭攻击。新帝国抛弃了这种控制方式，控制范围转向更广的领空及外太空。如此一来，帝国既可以选择性干预，也可局部性干预。帝国在政治空间方面所失去的，它又借助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补偿。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反帝国行为体一方也变换了其对抗的方式，新的跨国恐怖主义代替了从前的传统游击战。传统对称条件下的军备竞赛，慢慢演变为技术革新上的较量以及战略创新上的比拼。因此，今天帝国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再是来自领土上的威胁，而是其财政上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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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农在其两部著作Les damnés de la terre和Peau noire，masques blancs中表达了有关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暴力疗效的观点；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论述游击战争，参见Voss：Ich habe keine Stimme mehr，mein ganzes Leben flieht，该作旁征博引，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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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击战在中长期摧毁对手，但也会产生持续的自我戕害。只需对西班牙和普鲁士的反拿破仑战争做一个比较性研究，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两国在19世纪初都曾被拿破仑大军制服，并竭力要摆脱法国人的控制。普鲁士的改革可以被理解为针对法国通过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优势而做出的一种对称重建的努力，而西班牙走的则是一条“非对称化”道路——他们将小规模战争（游击战）发展成为几乎独立的作战形式。两国都在击败拿破仑帝国的斗争中居功至伟。后来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1814/1815年以后，普鲁士社会进入持续发展期，1848～1849年的革命又使之骤然加速。但是西班牙社会则在整个19世纪中危机不断，权力更迭频繁，越来越跟不上欧洲经济发展的步伐。对此，可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11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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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这一影响及其后果，可以参见Stie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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