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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欧洲面临的帝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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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新的政局给欧洲的挑战远比人们在90年代初期所设想的或所期望的更为严峻。起初人们把东西对峙局面的终结看作一种机遇：欧洲人将告别政治分裂和敌意，而发轫于西欧、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也将稳步向中欧和东欧推进。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初人们一方面明显高估了俄罗斯对一体化进程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也低估了 由此而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观察家已经预料到，欧洲的“重新统一”将改变它的政治分量，欧洲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往往他们也对欧洲的角色寄望过高。认为北约将随着向中欧和东欧的进一步扩张而发生根本改变的看法，有一叶障目之嫌，甚至在多数时候是一种误判。比如按预测，欧洲会在扩张后的北约中发挥更大作用，结果欧洲的影响力不升反降，美国反而进一步上升为一种不受约制的宰制权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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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没有变，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帝国撤离的后帝国空间，动荡不安、冲突不断——当然这也是后帝国空间的通病；另一方面，一直扮演“仁慈霸主”角色的西方领导国越来越朝着帝国行为体的方向演变，却对其盟友的意见和诉求置若罔闻。多数欧洲政治家都对这些变化感到错愕不已，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将帝国的行动逻辑纳入考量体系，而是一直将主权国家作为政治考量单位。结果他们现在必须同时应对一大片后帝国空间和一个帝国行为体。欧洲人的困扰始于南斯拉夫问题，面对因南斯拉夫解体而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究竟该如何应对，曾让欧洲人纠结不已。后来，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这些困扰加剧为政治上的反目。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欧洲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果真如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提高了呢，还是像另一些人所认为的，下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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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面临的帝国挑战是一种双重挑战，而且两个挑战截然不同。一方面，欧洲必须同强大的美国继续保持双边关系，同时也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给霸权国家的 行动投资、出力，又要承担战争善后工作，但在政治和军事决策上却失去了发言权。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必须遏止自己的政治边缘化趋向。面对美国，欧洲人要坚守住自己作为帝国空间亚中心的地位，避免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出现一种中心和边缘的落差。另一方面，欧洲同样还须关注其东部和东南部动荡不安的边缘，既要遏制战乱，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又要避免卷入对外扩张的旋涡，后者将是当前框架下的欧洲所不能承受之重。在欧洲的边缘，欧洲人面临一个相当吊诡的危险：没有成为帝国，却依然陷入帝国的过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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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双重挑战，欧洲人至今没有找到对策，他们甚至还未认清这些挑战。翻阅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上述问题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宽心说”，它特别看重欧洲同美国的关系。但它的主要观点是，[2]来自美帝国的挑战并没有乍看之下那么严峻。因为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全球四处插足已让它不堪重荷，所以很快美国将失去对欧洲的领先地位。这一“宽心说”突出强调了欧洲的经济实力，断言欧洲和美国朝着均势的方向发展，然而它忽视了两点或者说对这两点认识不够：首先，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削弱乃至崩塌即使能帮欧洲消除一些问题，但恐怕又会给它带来大得多的新麻烦。其次，恰恰是欧洲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均势，可能会诱使美国更多地依赖军事力量作为 解决问题的工具；因为这样一来，欧洲人便又变回侏儒，而美国则变成了巨人。简而言之，“宽心说”低估了美帝国作为全球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又高估了经济因素在短期内对权力关系的影响力——经济因素的分量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慢慢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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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心说”的补充是所谓“认同说”。这种学说从纯粹的内部角度来认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它们的视线从欧盟对东欧、近东和北非的政治影响上转移出去，聚焦于欧洲的宪政秩序和文化认同。[3]但这种说法有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欧洲人得像冷战时期那样有充分的时间来让决策走向成熟，让迥异的政治文化求同存异、共荣共存。冷战时期政治的降温让政治进程放缓，似乎也引起了政治“相态”上的转变，这一切都有利于欧洲的进一步融合。但是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政治进程放缓的诱因也荡然无存，于是在迫切的“追补需求”的驱动下，欧洲政治进程明显加速——即使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快，至少也恢复了正常速度。在放缓期欧洲人尚有闲心和耐心寻求共有的认同感，但随着政治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速，寻求认同感变成了遥远的奢望。此外，“认同说”还忽视了边缘问题，想当然地认为在中心的认同问题理清之前，边缘的麻烦不会有提前升级的危险。这种倾向在有关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公共讨论中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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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欧洲同美国的关系，我们想到本书首章所讨论的雅典海上霸权的演变，它给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敲响了一记警钟：只要波斯帝国的威胁 还迫在眉睫，雅典虽居高临下，视其他盟邦为弱者，但彼此尚且权利平等。但在东方的威胁解除以后，众盟邦兑现了和平红利，雅典也同意诸盟邦以金钱来代替履行义务，至此权利对等的盟邦关系就蜕变为一种附庸关系。诸盟邦唯雅典马首是瞻，而盟邦之间的鹬蚌相争，更让局面火上浇油，自然加剧了这一蜕变趋向。欧洲如若不想重蹈那些小盟邦的覆辙，就必须把自己铸造成一个政治统一体，它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容旁人置喙——哪怕最紧密的盟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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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欧洲人勠力协作的压力来自外部，但内部发展必须得跟上。这一切能否成功，主要不取决于新加入欧盟的中欧成员国，更多要看英国人怎么决定，是给美国当副手，还是做欧洲人的领袖。不管英国人走哪一条路，欧洲一体化进程都要跟着做出相应调整。众人翘首以盼的巴黎-伦敦-柏林的三角若前景无望，就得在欧陆再寻觅一个强国加入巴黎-柏林的轴心，扩展为新的三角。当然，如此一来伦敦将被移至统一欧洲的边缘。但不管怎样提升欧洲对外行动能力，将引起欧洲人的决策结构更趋层级化，这样的决策结构在欧洲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时没能成形——当时也还没有这个必要；反过来说，欧盟国家若不实现其鲜明的层级化，欧洲一致对外的行动能力也无从谈起。另外，层级化不强这一点也足以解释很多中小国家何以阻碍强大集体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其实这些国家自己必须明确一点，它们的遏阻行为并没有为自己争得什么活动余地，反而让美国人从中渔翁得利，提升了左右欧洲事务的影响力。正因如此，美国喜欢利用欧洲小国及中等国家的差异性来做文章。不过面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美国毕竟也离不开欧洲的支持。这就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华盛顿的这一行径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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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推行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之所以大有必要，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同时这也是维护欧洲边缘稳定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人首次领教动荡边缘所产生的旋涡吸力效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中，而且这个吸力效应还有进一步增大的可能。一旦波及开来，就不仅仅是区区一个巴尔干半岛遭难，还会殃及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到高加索地区，直至近东和中东的一大片地区，从那里还会经由地中海继续蔓延到摩洛哥等北非一带。在上述这个大圈子里，一旦国家崩解，内战爆发，或是经济破产都会引发欧洲政局大地震。而这些风波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会小很多。有鉴于此，欧洲人必须采取行动，在这些边缘地区发挥更大影响，而不是让美国一家说了算。当然最好的局面是欧洲人自己做主，管好自家“后院”，在这些地区让美国人退居二线。不过至少就近东和中东地区而言，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美国一方的自身利益和舆情也有可能发生突变，那么这时候欧洲人就得勇挑大梁，无论是提出方案还是付诸实施，都要承担起一直以来由美国所扮演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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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一个边界较为模糊的大陆，仅在北方和西边才存在天然的边界，而就南面和东部来讲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可以或者说应当延伸到哪里，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南面的地中海固然是大陆的自然边界，但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起到一种连接作用，而不是隔离效用。比如对罗马帝国而言，地中海非但不是边界，而且曾是帝国的中心，而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 公元8世纪到9世纪——直到阿拉伯人入侵才结束。[4]后来随着意大利海上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兴起，地中海再次变成贸易中心。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其势力重心也落在东地中海地区。当然今天的欧洲人有很多理由继续将地中海作为其政治一体化的尽头，但这却无法让他们卸下维持地中海彼岸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压力。毕竟北非国家能否维系稳定的秩序，对欧洲人来说也利害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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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针对欧洲南部边界的讨论，同样适用于东部边界。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曾将欧洲比作“亚洲大陆的一个小小海角”。[5]在其漫漫历史中，欧洲人每每东望，心中总惴惴不安。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从亚洲内陆草原踏出的铁蹄，侵扰欧洲人的生活。从历史时期上看，这种入侵始自所谓“民族大迁徙”时期，一直延续到沙俄帝国的诞生，其结果就是欧洲的东界陷入动荡：面对亚洲游牧民族的屡屡进犯，欧洲人后来慢慢尝试着将自己的文化领地和势力范围向东延伸。在这当中，沙俄帝国的崛起影响深远。随着沙俄帝国的建立，欧洲人棘手的东部边界问题从此以后便取决于人们对俄国的心理定位了——把它看作偏欧洲的力量，还是偏亚洲的大国。沙俄的这种两面性也折射出它自己反复在两个选项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如果在古典地理学家眼里顿河是欧洲的东界，那么18世纪的地理学家在彼得大帝改革后又将这条边界推至乌拉尔山脉一线。俄国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欧洲的国家。[6]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这一原先基本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问题，如今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难题。在这个问题里，首要的一点是欧盟和俄罗斯应当 相互毗邻呢，还是说两者之间需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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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最为头痛的边界，还是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东南隅。广义上讲，东南欧涵盖巴尔干地区南部、小亚细亚及近东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地区或轻或重一直扮演着欧洲火药桶的角色，危机难息。这同1945年之后便保持长期和平的欧洲内陆形成了强烈反差。恢复和维系这个地区的稳定，需要欧洲的大量投入，而这也是欧洲绕不开的一道坎。回眸东南欧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片土地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一直是庞大帝国诞生的温床，但也是诸多战争的策源地。而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以东西方碰撞或专制与自由之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来解读这种战乱频仍的现象。拜占庭和奥斯曼先后都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庞大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皆被视作西欧的强劲对手。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步入漫长的垂死挣扎期，当时欧洲国家力图通过复杂的结盟体系稳住它，稳住一触即发的东南欧危局。由此可见，在整个欧洲历史长河中，东南欧边陲确实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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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政治上讲，欧洲没有明晰的边界。特别在东部和东南部，欧洲只有所谓“边界地带”，而这也恰是帝国大空间秩序所特有的。但欧洲的历史是领土国家形成、再发展成为民主国家的历史。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是基于边界单一化（或者说固态化）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分界线，同时也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分水岭。正是因为由此而生的同质性，在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当中总会孕育出一些异常强大的行为体，叱咤于政治舞台；而当它们同中欧、东欧的帝国发生冲突时，吃亏的几乎总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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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边界单一化（固态化）的秩序模式导致了一个后果：在秩序内部积蓄的能量一再在这些边界耗失一空——因为民族国家对具体的边界划定无法达成一致，总企图往外推移。此外，在西欧已生长数百年的民族国家模式要移植到东部，常常水土不服。在那里边界单一化的策略催生出歧视性政策，甚至引发对少数族裔的驱逐。二战结束以后，在西欧启动的欧洲一体化政策虽然在原则上仍然维系了民族国家的秩序模式，但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界线正发生系统性消融。打破政治及文化认同的壁垒曾被视作遏制欧洲人彼此之间敌意的不二法门。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决议，一种新的变化趋向由此拉开序幕：边界多元化模式让位于新一轮的边界单一化（和固化）。欧洲的认同之争就是在这个变化下产生的结果。于是，在欧洲的对外边界上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断层，对外边界最终成为一道排他性边界（Exklusionsgrenze），而这又激发更多国家希望加入欧盟，入盟谈判一轮接着一轮。于是颇为吊诡的是，反而首先是边界单一化政策推动了一个持续不断、经久不息的欧盟扩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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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帝国秩序模式。帝国秩序模式会引起不同的边界走向多元化，因此它大多只有柔性的动态边界，在这些边界上，中心的支配权慢慢消退。边界地带取代了边界线。如若欧洲不想因负荷过重而最终归于失败的话，那么它将不得不采纳这种帝国的边界模式。实际上这一秩序模式已经写入欧洲发展的进程之中：欧盟的对外边界，有别于申根区边界，也不同于欧元区边界。这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发展完善，使欧洲的对外边界既保持稳定，又不失弹性。与此同时，还需对边缘发挥影响作用，影响方式应更符合帝国式的要求，而不是超国家体系的准则。总而言之，不借用帝国的秩序模式，未来的欧洲将难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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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一个自信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参见Sloterdijk：Falls Europa erwacht，以及Schmierer：Mein Name sei Europa，特别是第174页起若干页。关于北约东扩，参见Asmus：Opening NATO’s Door，第13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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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Todd：After the Empire，特别是第191页起若干页的内容；Rifkin：The European Dream，第16页起若干页，第64页起若干页；还包括Kupchan：The End of American Era，第119页起若干页，他认为美国的真正挑战来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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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着土耳其申请入欧谈判，欧洲人关于认同问题的争论更趋白热化。参看Leggewie：Die Turkei und Europa，另外还可参阅Hoffmann/Kramer：Europa-Kontinent im Abseits？该书从多个不同角度综述了欧洲人的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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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Brague：Eccentric Culture，以及Pomian：L’Europa et ses nationes，第1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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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aléry：La Crise de L’Esprit（1919）（中文版《瓦莱里散文选》之“精神的危机”篇）；参见Lützeler：Die Schriftsteller und Europa，第308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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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俄国的欧洲认同或亚洲认同问题，参见Figes：Natasha’s Dance，第37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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