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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3 私人财产与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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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不会自己出现在市场上。买家和卖家在市场相聚进行交易，也就是以商品交换货币，或是以货币交换商品。交易要能完成，买家和卖家对他们手上的商品和货币必须拥有专属的处置权和占有权。交换价值和货币共同假定个体对商品和货币拥有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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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误会，我想先说明个别占用与私有财产的区别。所有活着的人使用物品时，都是占用了它们。我吃东西时占用了食物，骑自行车时占用了车子，写这段文字时占用了计算机。我可以使用的许多东西，当我正在用它们时，别人就无法使用。但是，有些东西即使我正在用，也不妨碍其他人使用。例如我收看某电视节目，并不妨碍其他人同时收看。此外，还有一些我们称为“公共物品”的东西，是大众共有和共享的，虽然其使用通常是有限制的。我们都使用街道，但一条街可以容纳多少人是有限制的，而且根据习俗和法规，有些事是不容许在街上做的（例如你不可以在纽约的街道上排便）。但是，就许多东西而言，使用者独占了他正在用的东西。这种排他的占用不等于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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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件东西是我的私有财产，则无论是否有人正在使用它，我都享有对它的排他性所有权。究其本质，商品交易假定一件事：我拿出来卖的商品，我自己并不想要或并不需要。事实上，所谓商品，就是生产出来给别人用的东西。私有产权赋予物主出售（转让）自己拥有的东西的权利，由此便产生“用益物权”（与使用有关的权利）与排他性永久所有权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成了纷扰的根源，尤其是在殖民史上。例如许多地方的原住民是基于用益物权使用土地（从事游耕的族群便是这样），殖民强权则往往以排他性所有权夺走资源，导致大量冲突。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或不时搬迁以利用肥沃土地的游耕族群，忽然发现因为有人在土地上设置栅栏和带刺铁丝网，自己无法再自由迁徙。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再使用他们向来认为人人可用的一些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如今已经被某些人永久拥有，即使这些人可能任由土地闲置。北美原住民因此经历巨大的苦难。在当代非洲，当地人传统上的集体资源权利正被胡乱转变为一种排他的私有产权制度；这种转变由许多人认为形同诈欺的一些协议造成，例如传统上受托持有土地的村长，可能借由这种协议，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许多人认为这构成资本和外国人的大规模“土地掠夺”，而他们的目的是控制非洲的土地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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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假定财产与物主之间有一种社会联系（social bond）；物主是法律上的个体，对其拥有的东西有处置权。拜巧妙的法律推理所赐，所有权如今不再仅限于像你我这样的自然人享有：公司和其他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也可以享有财产所有权（即使一如许多人喜欢指出的那样，公司如果犯罪，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接受监禁的惩罚）。这种社会联系的存在，获得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宪法的承认，而它也把个体私有产权的理想及个体人权和“人的权利”概念，以及这些个体权利的学说和法律保障联系起来。个体人权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社会联系，位居几乎所有政府契约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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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在理论上可以永久持有：产权不会因为物主不使用财产而过期或消失，还可以借由继承代代相传。私有产权与不会氧化的货币形式因此有一种内在关联。只有后者可以永存。但是，货币发展出纸币和法定货币的形式，而它们的价值是会贬损的（例如因为通货膨胀而损失购买力）；这种发展损害了货币形式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以及与私有财产之间起初稳固的关联。此外，根据无主物（res nullius）原则（最著名的拥护者是洛克），土地必须能够产生价值（也就是涉及利用社会劳动去生产商品），土地的私有产权才是正当的。原住民未能善用土地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但成为英国人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土地权利的理由，也成为“富生产力”的殖民者消灭“欠缺生产力”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剥夺其土地的理由（尤其是在美洲殖民史上和当前非洲多数地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原则的当代版本是国家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法律容许国家征用私人土地，改善土地的使用。因此，土地和货币私有产权的永久性都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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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制度的实行，有赖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通常会搭配货币形式的征税安排）去界定与私有产权和法人权利相关的契约义务，为此制定法律条文并执行法规。大量证据显示，远在私有产权制度占主导地位之前，国家的强制力便发挥重要作用，开拓出资本可以兴盛发展的空间。这种情况出现在欧洲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体制的过程中。不过，在用益物权与私有产权之间，还有大量的公有产权或惯有权利，而它们往往仅限于特定的政体（例如某个乡村社群或范围较广的文化整体）。这些权利未必人人可享，但它们确实假定政体成员之间采用分享合作的治理形式。用益物权遭消灭，加上臭名昭著的圈占公有资源现象，已经造就了国家权力支持的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的主导地位，令这种制度成为交换关系和交易的基础。这种形式符合资本流通和积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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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物要成为私有财产，就必须有清楚的界限，而且必须是可命名和可辨识的（以土地而言，这有赖测绘地籍图和建立土地注册机关）。不是所有事物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把空气和大气层分割为可以买卖的一份份私有财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为了建立所有权，近乎无孔不入：资本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延伸至生物过程的核心，以及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许多其他层面。例如有关事物自然过程的知识所有权，人类目前便正展开激烈的角力。眼下知识产权领域便充斥着争议和冲突。知识应该对所有人公开，还是由私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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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是支持资本运作的一种基础条件。它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条件和建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基础架构，交换价值和货币均无法以现行方式运作。但是，私有产权制度受各种矛盾困扰，而且一如货币，矛盾是多重而非单一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货币与它代表的社会劳动的矛盾，波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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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的一种矛盾，是以下三者之间的矛盾：个体私有产权的“自由”行使，国家强制监理权力的集体行使（这种权力负责界定私有产权和赋予这些权利法律形式），以及将它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社会纽带。随着交换关系激增、货币形式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化，个体的法律定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兴起。但是，除了最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才能维护个体化财产权和法律架构，像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理论家所讲的那样，确保最大的非强制性个体自由。但是，这种权力制度是必须执行的，而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使用国家机器，镇压和依法管制违反私有产权制度的行为，因为国家垄断武力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它取得的暴力手段垄断权，保护和维持市场自由运作，进而保护个体化私有产权。我们利用集中的国家权力去保护权利分散的私有财产体制。但是，我们把人的地位和法律上的个体定义延伸至势力强大的公司和机构，这显然败坏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梦想（基于以民主方式分散的所有权，建立人人享有个人自由的完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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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促使国家发挥了远远超过“守夜人”角色的功能，也就是政府远非只是负责守护私有财产和个体权利。首先，集体和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港口和码头、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国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范围广泛，而且是必需品；国家必须直接创造这些公共物品，又或者委托和监督其他机构供应这些公共物品。此外，国家也必须建立国家机器，以便管理和保卫它必须保护的机构（国家因此必须建立军队和警察，并借由征税为这些活动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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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找到方法统治和管理多元且往往倔强暴躁的族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借由民主程序和治理机制争取民意支持，而非诉诸逼迫和武力。这导致一些人认为民主化与资本积累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我认为这观点是错误的。不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已证实是资本体制中比较有效和高效的治理形式，则是无可否认的事。但这种结果未必是因为资本势力崛起，主导社会形态的经济引擎，其动力源自较广泛的政治力量，以及人类长期以来的这种努力：找到一些集体治理形式，有效地克服国家专制权力的潜在任意性，与大众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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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也是国家必须处理的普遍问题。“市场失灵”源自所谓的外部效应（指市场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反映某些真实成本）。最明显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污染，也就是企业和个人因为做某些事，损害空气、水和土地的质量，但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在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正面和负面外部效应，而它们往往导致我们呼吁采取集体而非个人行动——例如房屋的交换价值便容易受外部效应影响，因为小区中一栋房子日久失修或维持良好状态，对附近房子的价值会有影响（或正或负）。国家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干预形式，是建立土地用途的规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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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承认，国家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如果是为了控制和监管产生强烈负面外部效应的活动，则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在所有此类情况中，国家必然会侵犯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阻挠这种权利的行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外溢，深刻影响集中的国家权力与分散的个体私有产权自由行使的关系。有意思的问题只有两个：行使国家权力的力度有多大？国家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诉诸强制力，而非仰赖建立共识（不幸的是，建立共识涉及培养民族主义）？无论如何，国家要发挥这些功能，必须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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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法暴力垄断权也体现在以下现象上：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一直都是当仁不让的战争制造机器，时常卷入世界舞台上的地缘政治对抗和地缘经济策略设计。在新兴和不断演化的国际全球体系框架之中，资本主义国家追求外交、贸易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和结盟关系，以求保障自身的财富和权力（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国家领袖和至少部分国民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它们的做法是增强产权持有人在其所在地不断累积财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其经典定义为另类外交手段）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的关键手段；在这当中，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积累财富、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了一个特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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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才有能力进行战争和从事上述运作。自15世纪起，国家制造战争的活动货币化（monetisation），成为建设经济史家所称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根基。这种国家的核心，在于建构我所称的“国家金融联结体”（state-finance nexus）。以英国而言，这件事最明确的标志，是国家机器与伦敦商业资本家的结盟关系。后者借由担保国家债务，实际上替国家制造战争的能力提供资金，换取国家授予独家特许权，借由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垄断和管理货币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1]。它随后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跟随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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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突显了国家与货币的关键关系。我认为格塞尔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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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需要国家；如果没有国家，货币不可能存在。事实上，国家有它的基础，或许可说是从采用货币开始。货币是国家最自然最有力的黏合剂……货币是必要的，国家对货币的管控也是必要的，国家因此享有控制货币的无限权力。面对这种无限的权力，货币的金属表层有如面对大风的谷糠。货币使用的材料，对保护货币免遭国家滥权损害的作用微不足道，情况一如记录国家宪法的羊皮纸，无法保护宪法免遭滥权者随意损害。只有国家本身，也就是掌权者（独裁者或民意代表）的意志，可以保护货币免遭笨蛋、骗子和投机者损害——前提是掌权者能够有意义地运用他们的权力。不幸的是，迄今为止，他们从不曾掌握这种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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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塞尔意外地表示：“纸币比金属货币安全。”这正是因为“纸币受把人民融入国家的所有利益和目标的保障；国家本身沉沦，该国的纸币才会跟着沉沦。”我们通常认为国家的特点在于它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如今国家又肩负一项关键职责：必须拥有管理货币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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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法有两点必须说明。第一点，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影响广泛，而非仅限于一个国家。全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分层级的。自1945年以来，美元便是全球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而且只有美国有权印发美元这种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受到限制，因为国际债务往往以美元计价，必须以美元偿还。这些国家不能借由印钞把本国的债务货币化，如果它们这么做，它们的本币对美元将马上贬值。国际贸易或许可以使用其他货币，例如英镑（以前曾经是全球储备货币）、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或许有一天人民币会成为国际货币）。但迄今为止，这些货币并未威胁到美元的地位，而偶尔有人提议以市场一篮子货币代替美元（这是凯恩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原本提议），也一直遭美国断然拒绝。美国因为控制全球储备货币而得到可观的好处。美国的帝国权力要么直接行使，要么借由美元外交间接行使。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主要是靠以下事实维持：美国控制世界储备货币，有能力借由印钞支付国家的支出，例如该国过度的军事支出。面对这种情况，个别国家可能会放弃货币自主权，例如厄瓜多尔便是以美元作为本国货币。欧元面世时，欧元区国家便把它们对本国货币的垄断权交给一组超国家机构（以欧洲央行为主），这些机构由德国和法国主导（后者的影响力不如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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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的第二点，是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可以转包出去：国家授予中央银行特权，使央行名义上不受直接的民主或国家政治管控，借此把货币垄断权转包给商业和银行业资本家。一些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么做的，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便是这样成立起来的央行。这些有力的机构位居国家与民营银行之间的一种暧昧空间。它们与国家的财政部形成国家金融联结体，长期以来是调节和促进资本运作的“中枢神经系统”。国家金融联结体具有封建制度机构的所有特征，因为其运作往往神神秘秘，不为人所见，比较像梵蒂冈或克里姆林宫，而不像是一家公开透明的机构。只有在艰难时期，国家金融联结体才会正面示人，例如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似乎因为恐惧而陷入瘫痪状态，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便联手出现在电视上，主导国家的政策。“金融体系和国家金融联结体失灵时（例如1929年和2008年的情况），所有人都认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面临存亡危机。为了拯救资本和资本主义，人们研究一切可能，检视所有折中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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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产权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为了抵制绝对主义和专制的国家形式（它们可能对资本运作的某些要求，例如资本自由流动，抱持不合理的敌意，又或者不接受这些要求），国家奉行某种民主形式，但也因此容易受各种民粹思想影响。国家政权有时会落在劳工组织和左派政党手上，此时当权者便可能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资本体现在私有产权上的势力。若真是如此，资本在经济的许多领域（例如劳动市场、劳动过程和所得分配）将不再能够自由运作。资本将被迫在一个限制其自由的管制丛林里运作。因此，国家与私有产权的矛盾不时加剧，变成一种绝对的矛盾，国家公共管理部门与私营部门对立，国家与市场对立。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可能围绕着这个矛盾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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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无意在这里撰写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论。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国家的某些方面和功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运作，以支持资本的再生产。因为国家有征税权，而且容易受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影响，政治运作有时可能令国家权力转向追求某些经济目标，令私营部门的创业活动和利益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民主政治控制时期（“二战”之后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经历的那种时期）和各种中央治理（dirigiste governmentality）形式（例如戴高乐掌权时的法国、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下，国家可以创造出一些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采用相应的组织形式，由它们控制经济制高点或引导投资决策。各种层面（总体经济、城市、区域和地方）的政府规划成为焦点所在，有时与民间和企业的活动竞争，但更常见的是互相合作。一大部分的资本积累因此经由国家进行，未必是追求利润极大化，可能是追求某些社会或地缘政治目标。即使在最热衷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军事工业复合体仍然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分开，成为民间承包商自由获取厚利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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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国家财务的制度安排方式，显然与个体自主和自由有深刻的矛盾。这种安排把国家对货币和信贷的垄断控管权，交给一些非民选和不民主的机构，由央行官员负责领导。评论人格列柯（Thomas Greco）因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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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和金融业运作政治化（如今盛行于全球各地），已使得权力和财富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种情况对社会、文化、经济、民主政府和环境极其有害。中央政府擅自赋予自己近乎无限的支出权，使当局得以输送财富给他们偏袒的人、投入大规模战争，以及推翻民主体制和违背大众的意愿。享有特权的民营银行已经垄断所有人的信贷，使少数人得以剥削多数人，手段包括在发放贷款时偏袒特定人群、放高利贷（伪装成正常贷款）、收取日益高昂的手续费，以及奖励替银行业者利益服务的政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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