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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4 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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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劳动创造出来的公共财富，有无数种使用价值，例如从刀叉到清理过的土地、整座城市，我们乘坐的飞机、驾驶的汽车、吃的食物、住的房子，以及穿的衣服。私人占有和累积这种公共财富（以及凝结其中的社会劳动），则有两种大不一样的方式。第一种是如今我们视为违法的各种活动，例如抢劫、偷窃、诈骗、贪污、高利贷、掠夺、暴力和强迫，加上市场上各种可疑和不光彩的做法，例如垄断、操纵、囤积、操纵价格，以及庞氏骗局等。个体累积财富的第二种方式，是在自由运作的市场，从事非强迫的合法交易。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理论家往往排除第一种活动，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正常”和正当运作之外的赘生物。他们建立资本流通和积累模型时，假定只有第二种私人占有和累积社会财富的方式是正当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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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济学教科书宣扬的假设很好用，但也严重误导人。我认为应该推翻这个假设，承认占有社会劳动及其产品的两种方式有一种共生关系。我讲这句话，一方面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实证理由：如果想了解资本世界，不能忽略在世界贸易中有重要角色的贩毒集团、军火商人，以及各种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数年前美国房市崩盘，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种种掠夺行径（银行业一些有系统的违法行为近年也被披露，例如伪造银行投资组合的资产评价、洗钱、庞氏型融资，以及操纵利率等）；我们不可能视之为意外出现的赘生物，然后回避讨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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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述的明显实证理由以外，我们还有有力的理论根据去相信一件事：基于剥夺（dispossession）的经济运作，是资本的核心根基。在社会劳动生产时直接剥夺它产生的价值，不过是各种剥夺方式的一种（虽然很重要）；这些剥夺行为支持私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包括公司）占有大部分公共财富，累积起大量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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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银行家原则上不关心银行的赢利，以及他们过高的奖金是怎么来的：银行放款给压榨租户的房东，或是向顾客索要离谱高价的商人、欺骗顾客的信用卡和电话公司、非法没收房贷户房屋的房贷公司，或残酷剥削工人的制造商，银行家通常是不在乎的。左派理论家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启发，往往认为在种种占有公共财富的形式中，制造商剥削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为基本的形式。但是，我们从资本历来的演化中看到，资本有巨大的弹性，能以无数种其他方式把公共财富据为己有。工人在工作场所诉诸权益斗争而争取到的工资增幅，很容易被房东、信用卡公司、各种商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夺走。银行家甚至设计出自己的骗局，借此获取暴利，而即使被逮到，承受损失的主要是银行（也就是股东），而非做这些坏事的银行家（仅在冰岛，这些人曾因此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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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占有公共财富这一过程的核心，本书稍早讲过，是货币代表和象征社会劳动（价值）产生的矛盾。货币（而非它代表的社会价值）本质上可以为私人所占有，这意味着只要货币保持良好的价值储存和量度功能，私人可以无限地累积货币。因为货币是储存社会权力的一种工具，货币累积和集中在一群个体手上，对个人贪欲的社会建构，和某种程度上一致的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形成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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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认识到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危害，致力于设置各种障碍，阻止私人不顾后果地占有和利用公共财富，同时抵制万物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趋势。这些社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化会消灭形成社群的其他方式，结果便像马克思所讲的：“货币成为社群。”[1]我们至今仍在承受这种转变的后果。那些较古老的社会最终抗争失败，但我们不应因此不去设法抑制私人占有公共财富，因为私人不顾环境或社会后果地占有公共财富和疯狂投资，如今仍然造成巨大的危险，甚至威胁到资本再生产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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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可说是不言而喻。不过，货币体系的运作之中，还有一些更恶毒的东西，它们使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政治和实践成为资本的标志。检视货币的运作方式时，我们看到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如何造成一种分歧：一边是社会劳动的现实，另一边是替万物标价的能力（无论东西是否为社会劳动的产品，我们都可以替它捏造出一个价格）。荒地和良心都可以卖钱！因此，价值与价格的分歧不但是数量上的（任何供需失衡的情况，均可能令价格随即上涨或下跌），还是性质上的（连非物质的特征如荣誉、忠贞和忠诚，都可以标价）。随着资本在发展中扩大自身的范围和深度，这种分歧已经变成一种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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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作家当中，对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它“对社会的危险”了解最透彻的，可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波兰尼（Karl Polanyi）。他是匈牙利裔经济史家和人类学家，在麦卡锡主义高涨的时期在美国工作和写作。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于1944年出版，至今仍然是一部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波兰尼指出，劳动、土地和货币这三种东西的市场，对资本的运作和价值的生产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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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劳动、土地和货币显然不是商品……劳动只是伴随着生活出现的一种人类活动，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劳动这种活动也不能与生活其他部分分开，不能储存或流通。土地只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不是人类生产出来的。最后，现实中的货币不过是一种购买力的象征物，一般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银行业或国家财政机制产生的。这三者都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把劳动、土地和货币说成是商品，完全是一种虚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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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任由劳动、土地和货币是商品这种虚构的观念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这将“破坏社会”。他指出：“这个体制处置人的劳动力时，会附带处置与劳动力相连的肉体、心理和道德实体‘人’。如果丧失文化制度赋予的保护罩，人类将因为暴露在社会的各种影响下而消亡，可能死于恶行、堕落、罪行和饥饿等问题造成的剧烈社会乱象。大自然将变得满目疮痍，社区和景观被破坏，河流遭污染，军事安全受到威胁，生产食物和原材料的能力遭摧毁。”最后，“货币短缺或泛滥对企业的损害，将一如洪水和旱灾对原始社会的破坏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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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断定：“除非社会中的人、自然资源和商业组织得到保护，免受恶魔工厂蹂躏，否则没有社会能够承受这种基于粗陋假设的体制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极短的时间。”[3]经过最近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实践之后，之前数十年人们煞费苦心建立的许多保护机制已遭拆毁；因此，我们如今日益暴露在“恶魔工厂”带来的最恶劣的影响之中（资本如果不受约束，必然会创造出这种“恶魔工厂”）。我们不但看到大量证据显示波兰尼所担心的许多崩坏已经发生，还感受到人类普遍异化的危机日趋深重（人类一手建立起来的文明，竟然是靠一种野蛮状态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深感厌恶）。我将指出，这是资本和资本主义永存所面临的三个最危险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矛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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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土地和货币完成其商品化过程的历史，本身是个漫长惨痛的故事，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简史所述。劳动、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有赖暴力、作弊、强夺和诈骗等手段。公有土地遭圈占，被分割为一块块并当作私人财产出售。构成初始货币商品的黄金和白银，被人从美洲大量夺走。劳动者即使免于被公然奴役或成为契约奴工，也可能被驱离所居住的土地，成为资本可以自由剥削的“自由”受薪工人。这种种形式的剥夺，是创造资本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从未消失。剥夺不但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的核心手段，直到今天，剥夺的政治与政策（主要是企业与国家权力的邪恶同盟在执行）仍正导致大量人口失去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使用权，全球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因此获得支撑力量。非洲、南美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均出现了掠夺土地的现象，而这不过是剥夺式积累政治失控肆虐（其方式连波兰尼也想象不到）最明显的征兆。在美国，国家利用它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加上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业者粗暴地大量没收房贷户的抵押房屋，不但造成巨大的使用价值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住家），还导致民众损失藏在房市的辛苦储蓄和资产价值，也造成巨大的退休金、医疗和教育权益损失。这表明公然剥夺的政治经济运作仍生猛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当然，讽刺的是，当局越来越仰赖改良政治的伪装来掩护种种形式的剥夺，当局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病了，必须靠改良政治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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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指出，把自然分隔出来，“并且利用它制造出一个市场，可能是人类祖先所有事业当中最怪异的一项”。他还说：“把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隔开，使劳动受制于市场法则，是消灭所有的有机生存形式，并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方式、一种原子化和个体化的方式取而代之。”[4]最后这个结果对本书检视的矛盾的结构运作方式至为重要。很明显，国家与私有财产的矛盾（构成资本的第三个根本矛盾）统一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促进剥夺式积累的基本工具，而是因为它在事后赋予这种剥夺暴力的结果合法性和制度上的合理性。土地、劳动和货币一旦遭物化、割裂和剥离（使其从文化生活和生命物质的流动中脱离出来），它们便能在宪法权利和法律（基于国家保障的个体私有产权原则）的庇护下，重新缝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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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土地不是社会劳动产生的商品，但它是英国圈地运动和世界各地殖民统治的核心：当局把土地分割、私有化和商品化，以便土地市场成为势力日大的食租者阶层积累资本和榨取财富的重要场所。所谓的“自然”资源也可以拿来买卖，即使它们本身不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自然的商品化有其限制，因为有些东西（例如大气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不容易圈占和私有化。在海里捕到的鱼可以轻易商品化，而鱼类生活的海域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类可以根据用益物权的概念，创造出空气和海洋污染权，或特定海域独家捕鱼权的市场（例如西班牙拖网渔船在大西洋特定海域有独家捕鱼权，但阿根廷宣称拥有该海域的捕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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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占土地、劳动（借由精细分工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应用）和货币权力（尤其是虚拟货币和信用货币资本），并且把它们包装成商品，对人类过渡至私有产权制度至关紧要，而这种制度赋予资本运作一种法律基础。国家与私有财产的矛盾，因此排斥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变而鲜活的构想，海德格尔曾经抱怨：人类把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加油站”。[5]这一矛盾也排斥公有产权制度和惯有权利（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比较常见）背后的所有文化假设（但我想强调，这不代表这种制度和权利所寄居的社会秩序值得怀念）。它以普遍、不证自明和个体化的“人权”学说（致力于追求产生价值），取代世上形形色色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如此一来，普世性但又本地化的法律学说，便有效掩饰了剥夺原住民族群权益过程中的可怕暴力。不过，到了今天，反对这一切的人（越来越倾向于被视为恐怖分子）比较可能被关在监狱，而非住在郊区的资产阶级迷你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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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里，某些“真理”显得不证自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太阳底下的所有事物，只要技术上可行，原则上都应该商品化、货币化和私有化。我们已有理由去评论房屋、教育、医疗和公用事业如何已经朝这一方向发展，如今我们可以把制造战争这件事，甚至是政府本身纳入该范围，因为当局把越来越多的职能发包给私营企业。在此情况下，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收买（或窃取）几乎所有东西，无钱无权的大众则将被排斥在外。如今有钱人还可以购买基因序列的所有权、污染权和天气期货；因此，考虑到波兰尼的警告，我们无疑应该阻止这种趋势。但是，问题是这一切似乎已经深植于“自然”和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事物秩序中。因此，以下情况看来不但是可理解的，也是无可避免的：商业将如常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领域支配社会生活，即使这些领域与商业绝对无关。无论在哪里，交换价值都是主人，使用价值则是奴隶。正是在这条脉络下，大众以无法取得足够的基本使用价值为由起来抗争，已成为迫切的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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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要事与剥夺式占有和积累的现行政治所招致的系统性批判和抗争密不可分。这种政治与私有产权的普遍法律原则，处于一种令人困惑且显然矛盾的关系，因为这种法律原则理应合理地调节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杜绝强制剥夺、窃取、强夺和诈欺。从过去几年金融和房屋市场发生的事看来，资本主义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似乎是以谎言为基础的，或充其量是以令人困惑的虚构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对这个谎言的确切性质并无普遍共识。结果我们往往淡化剥夺式积累的问题，视之为我们无力充分应用、执行和监管市场行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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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两点见解。第一，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掠夺公共财富的个体会集体行动，以确保公共财富可以再生产出来？个人或私营公司基于自身的短期利益行事，结果往往损害以至摧毁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农民可能耗尽自身土地的土壤肥力，雇主也可能导致员工过劳死，或者疲累到工作效率低下。这种问题在环境受损和退化方面尤其严重，英国石油公司2010年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便是一个例子。第二，如果在市场中循规蹈矩，只能赚取薄利，而违法、掠夺、窃取和诈欺的报酬却异常丰厚（即使这些不当行为会招致巨额罚款），个体还有什么诱因去当模范生？汇丰控股、富国银行、花旗银行和JP摩根等金融机构近年遭当局处以巨额罚款，而且有证据显示金融业的违法行为并未停止。由此看来，这也是公共财富的再生产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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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并非商品的东西，皆以非法和强制手段保持其货币化、商品化和私有化，此中的调解（mediation）据称“客观”，但完全是虚构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合宪性的虚伪本质，而我们必须看清这一点，才能明白这种合宪性（及其法律条文）如何把非法的东西纳入其基础中。这些虚构的东西和物神崇拜系统性地偏袒特定人群，因此形成建构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基础。起初这可能只是事出偶然，但如今它已经成为资本建构出来的整座政治和经济华厦的根本存在理由。资本家阶级权力与这些虚构事物和物神崇拜的内在关系，最清楚展现在劳动力关键的商品化、货币化和私有化上。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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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rl Marx,Grundris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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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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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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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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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tin Heidegger,Discourse on Thinking,New York,Harper Press,1966,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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