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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5 资本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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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占用和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力,是人类组织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为了有权这么做,人类必须建构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例如强制奴役,农奴制,把妇女(有时还有儿童)当作财产买卖,神权社会里信徒出于对上帝或神明的崇拜而自愿做事,忠心的臣民为国从军,或是响应号召,替尊敬的领袖、族长、君主或地方贵族建造金字塔等。这种专制、占用和剥削的社会关系可以种族化、族群化或性别化,也可以针对特定的文化或宗教群体,或是生物学上据称比较劣质的人。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遭专制的人可以被货币化和商品化。奴隶可以当作商品直接买卖,妇女交易附送嫁妆(以关键商品,如牛或货币为度量标准),雇佣兵军团取代了讲究宗教信仰和个人忠诚的军队。此外,无论古今,陷入负债日重的困境均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情况,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劳力或劳动成果被社会、政治和金钱势力强大的人占有(例如以劳役偿债的制度和租佃分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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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所做的是把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买卖,而这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劳动者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持有人,他们在据称“自由”的劳动市场出售这种商品。当然,劳动服务的交易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已经出现,而且倘若资本有一天不再是生产和消费的可行方式,这种交易完全有可能继续存在一段长时间。不过,资本学会了系统地持续使用劳动力,并产生剩余(相对于劳动者维持特定生活水平的需要而言),创造出自身的再生产基础(最好是永久的)。这种剩余是货币利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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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制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似乎不仰赖欺骗、偷窃、强取或剥夺,因为资方可以支付劳动者“公允”的市场价值(“市价工资”),同时安排劳动者工作,产生资本生存所需的剩余价值。这种“公允性”是基于以下想法:劳动者对他们当作商品提供给资方的劳动力,拥有个体化的私有产权,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出售劳动力的对象(对资方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它可以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当然,对资方来说,劳动者最好没有土地,甚至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为如此一来,劳动者将别无选择,只能靠出售劳动力为生。资本家将设法确保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高于其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商品价值。简而言之,劳动者必须创造高于自身所得的价值,如此才能促成资本的创造和再生产。劳动者创造的附加值成为资方得到的利润;资方把这种附加值存起来,产生日益集中的金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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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化,是解决资本流通当中一个看似棘手的矛盾的唯一方法。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体制中,没有人使用强制、欺骗和强夺的手段,交换应当基于平等原则:我们相互交换某些使用价值,而这些使用价值的价值应该大致相等。这与以下假定是有矛盾的:所有资本家都能得到更多价值,因为在运作良好的资本体制中,所有资本家都应该赚到利润。那么,既然市场体制原则上仰赖平等交换,构成利润的额外价值从何而来?必须有一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它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种商品便是劳动力,而这正是资本再生产所仰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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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化,结果便是把社会劳动(我们替其他人劳动)变成异化的社会劳动。资方组织人们工作和劳动,纯粹是为了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赚取货币报酬——资方以此为基础,建立他们主宰其他阶级的社会权力。简而言之,劳动者陷入这样的处境: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们别无可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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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总是一种个体间的契约关系(拜劳动力的私有财产特质所赐),我们不难明白一件事:在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会出现一种普遍的阶级关系;而且一如所有的私有产权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必然需要国家和法律作为仲裁者、监理者或执法者介入。这是因为个体私有产权与国家权力之间有系统性的矛盾。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完全可以为了得到更多而激烈抗争,资本家个人或集体也完全可以致力于降低工资(使劳动者得不到劳动力的公允市场价值),或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手段可以是缩减人们认为劳动者生存必需的一篮子市场商品,或是降低现行该篮子商品的成本)。劳资双方均有权为这些问题而抗争,而如马克思的名言指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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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付劳动者的努力越成功,其利润越大。劳动者对付资本的努力越成功,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在劳动市场的选择越多。资本家往往致力于提高工作强度和生产力,也可能致力于延长劳动者投入工作的时间。劳动者则致力于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作强度,以及减少工作过程中身体受伤害的危险。国家的监管机构往往介入劳资关系,例如立法限制每日工作时间,或是制定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包括限制劳动者接触有害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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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劳资矛盾的形式和影响,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而且长期以来,这种矛盾对阐明革命或改良式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我在这一章可以当个宽厚的作者,避免长篇大论,因为我想我的读者多数大致熟悉此一议题。对某些左派分析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劳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首要矛盾。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常把劳资矛盾视为所有有意义的政治斗争的支点,以及所有反资本主义革命组织和运动的温床。有些人还表示,劳资矛盾是所有形式的危机唯一重要根源。有关危机的形成,有所谓的“利润紧缩”理论,而该理论看来确实曾在某些地方应验过。劳方势力膨胀,相对于资方变得非常有力时,劳动者很可能会显著提高工资,导致资本得到的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资方的典型反应是罢工、拒绝投资或再投资,以及故意制造失业,借此惩戒劳动者。这种说法可以用来描述北美、英国和欧洲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2]但是,资本如果可以非常轻易地剥削劳动者,一样很容易陷入很大的困难;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后的情势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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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资矛盾无法独立地解释危机——在分析上是这样,甚至归根结底讲到政治层面,也是这样。这个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甚至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也倚赖它与其他矛盾的关系。由此看来,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改变其政治任务的性质和构想,因为环境约束(例如金钱势力高度集中——资本积聚金钱势力,通常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目标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限制了工作场所劳资关系根本改变的可能性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即使最终制止劳资矛盾和建立非异化劳动的条件,是另类政治抱负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不处理资本的其他矛盾(例如货币形式和私人占有社会财富的能力衍生的矛盾),这些目标(它们与这些其他矛盾有关联)将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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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劳资矛盾无疑会令人想到以下政治抱负:设法以其他组织形式(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体控制他们自己的时间、劳动过程和产品),取代资本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管制劳动者的情况。为其他人所做的社会劳动不会因此消失,但异化的社会劳动则会。长期以来,人类尝试过许多替代方案,包括劳动者合作社、工人自治(autogestion)、工人管控,以及较近期的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ies)。但实践结果显示,这种策略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效,原因如上所述。生产工具国有化加上中央计划,形成了一些国家安排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同样被证实问题重重,甚至可能令人误以为可以达致某种乌托邦状态。在我看来,这两种策略均难以成功执行,是因为劳资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而且与其他矛盾密切相关。例如,如果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组织形式仍然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标,如果私人借由累积金钱占有社会权力的能力仍然不受约束,则联合起来的工人、团结经济和中央计划型生产体制最终将失败,又或者出现自我剥削的问题。致力于建立非异化劳动的条件,不足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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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幸的是,人们对劳资矛盾发生的复杂场域有一些误解。左派思想倾向特别重视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视它们为阶级斗争的两个核心领域。左派因为认为它们是建构替代方案,取代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关键领域。无产阶级先锋理应在这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促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稍后检视资本流通中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时将看到,其实还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迫切的其他斗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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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美国,劳动者阶层通常花约1/3的所得在房屋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房屋供给往往是由日趋投机的交换价值操作驱动,而房屋市场是榨取租金(包括土地和房产)、利息(主要形式为房贷还款)、财产税和利润(建造房屋动用的资本得到的报酬)的地方。房市也是一个以大量掠夺式活动著称的市场(例如买卖房屋必须支付律师费和各种其他费用)。劳动者可能经由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斗争,争取到可观的薪资增幅,但他们为了在投机驱动的房市取得房屋使用价值,在遭遇无可避免的掠夺活动之后,可能必须耗掉他们全部的薪资增幅。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成果,被地主、商人(例如电信公司)、银行业者(例如信用卡费用)、律师和收取佣金的中介偷走,剩下的所得也将有颇大一部分被行政管理当局拿走。一如房屋供给,医疗、教育、供水、污水处理和其他基本服务私营化和商品化,也导致劳动者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减少,而资本则夺走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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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全部的真相。所有这些做法构成一个集体场所,剥夺式积累的政治肆虐其中,成为向弱势群体(包括劳动者阶级,无论你如何界定)榨取所得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大众曾经取得的种种权利(例如支撑令人满意的社会工资的退休金福利、医疗、免费的教育和充足的各种服务)被偷走,而这种窃取已经成为一种公然的剥夺——以前是以新自由主义观念辩解,近年还以财政正义为名,借由撙节政治强化。因此,组织起来对抗这种剥夺式积累(例如组织反撙节运动),以及追求比较便宜和有效的房屋、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供给,对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对抗剥削。但是,左派因为执迷于工厂工人代表阶级觉醒和社会主义抱负的形象,基本上未能把上述的另类阶级运作纳入其思考和政治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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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之间的复杂互动,也正是在这里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我稍后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劳资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并与这些其他矛盾密切相关),也不提它与资本主义矛盾(尤其是与种族化、性别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有关的矛盾)的明显纠结,便匆匆结束有关劳资矛盾的讨论,那将是愚蠢的,也是不明智的。例如劳动和房屋市场根据人种、族群或其他界限分割和隔离,便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恶名昭彰的普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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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资矛盾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和根本的矛盾,即使纯粹站在资本的角度,它也不是某种意义上层次高于其他矛盾的首要矛盾。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资本构成的经济引擎中这个重要和根本的矛盾显然有它的关键角色,但它明确的表现形式则是经由其他形式的社会特征(例如人种、族群、性别和宗教联系)过滤,得到调整或相互纠结,以致资本主义当中的实际斗争政治,远比纯粹站在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来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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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这一切,不是为了贬低劳资矛盾在资本种种矛盾中的重要性,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独特和重要的关键矛盾。毕竟,资本的力量正是经由劳动市场,在工作场所直接冲击劳动者的身体,并且影响劳动者抚养的人(影响这些人的生存机会和福祉)。许多人在这方面所经历的事(在劳动过程中常遇到粗暴的对待,家人可能吃不饱),本质上是令人疏离异化的;这一直是大规模异化发生的途径,因此也是革命爆发的触发点。但是,在我看来,过度强调劳资矛盾,而且把它当作独立存在、与资本的其他矛盾无关,对我们革命性地寻求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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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arl Marx,Capital,Volume1,Harmondsworth,Penguin,1973,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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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rew Glyn and Robert 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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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6 资本是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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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段时间,物理学家不断辩论光应该以粒子还是波的概念去理解。在17世纪,牛顿提出光的微粒说,同期还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倡导他的光波动说。此后舆论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摇摆,直到量子力学之父玻尔(Niels Bohr)诉诸互补原理,解决了所谓的“波粒二象性”问题。根据玻尔的解释,光既是一种粒子,也是一种波。两种理论并存,我们对光的认识才完整,但我们不必同时使用这两种理论。但是,有些物理学家认为这种二象性是同时存在而非互补的。此外,这种二象性是自然固有的吗?还是反映了观察者的局限?这一问题也引起颇多争论。无论如何,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我们现在显然已经接受此类双重性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础,例如心脑双重性(mind-brain duality)便位居当代神经科学的思想根源。因此,我们不应该说自然科学本质上敌视辩证推理,又或者是对矛盾概念“免疫”(不过,我希望马上补充一点:自然科学的辩证推理,与恩格斯和后来斯大林青睐的那种刻板的辩证法截然不同)。传统经济学希望人们普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但忽略了双重性,真是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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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视资本为一种过程还是一种东西?我将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持两者皆是的看法。此外,对于资本的这种双重性,我支持二者同时存在而非互补的观点,虽然为了解释事物,我们往往必须选择偏重其一。资本持续流通是一种过程和流动,而另一方面,资本也会以各种物质形式出现(主要是货币、生产活动和商品)。两者合一形成一种矛盾统一。我们的探索因此应该集中研究这种矛盾的性质,以及它可以如何促成创造和改变、动荡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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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想一下,在一个简单的资本流动模型中,一名诚实和行为端正的资本家,遵守监管功能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市场行为的所有法规,大概会怎么做。这名资本家起初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钱是借来的还是自身所有,在这里并不重要)。资本家使用手上的钱购买生产工具(土地和土地范围内所有资源的使用权,以及原材料、能源和机器等),并且在劳动市场以某种条件雇用工人(例如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工资以周计)。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是生产开始之前所做的事。不过,工人通常要等到生产开始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领到工资,而生产工具则往往必须在生产开始前付款买下(除非供货商允许赊账)。工人的生产力显然取决于技术(例如使用什么机器)、组织方式(例如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与劳动合作方式),以及资本家设计的劳动过程强度、效率。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新商品(通常是某种东西,但有时也可能是某种过程,例如运输和其他服务)。资本家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给消费者,而他会希望商品售价不但可以使他收回成本,还能赚到一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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