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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第二部 变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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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动的矛盾而言，我们必须先描述矛盾的本质，然后再大致评估它目前的形式。了解矛盾的演化轨迹，就能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况。这种演化并非预定的，也不是随机或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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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根本矛盾并非互不相关。它们以多种方式密切联系起来，为资本积累提供基本架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矛盾1），有赖货币的存在，而货币与社会劳动这种价值是有矛盾的（矛盾2）。交换价值及其度量标准（货币）假定交易双方有某种法律关系，我们因此接受个体拥有私有产权，并且需要一种法律架构或一套惯例来保护这种权利。这导致个体化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性之间的矛盾（矛盾3）。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以及法定货币（首要的交易工具）的发行权。货币形式的永久性与私有产权的永久性之间有很深的关联（有前者就必须有后者，反之亦然）。非公共个体可以借由交易，合法和自由地占有社会劳动的成果，也就是占有公共财富（矛盾4）。这构成形成资本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但是，资本必须仰赖劳动力商品化，才能有系统地再生产资本。劳动力商品化解决了以下问题：基于平等原则的市场交易体制，怎样才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这个方法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劳动（我们替其他人所做的劳动）转化为异化的社会劳动（纯粹为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做的劳动）。结果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种根本的矛盾（矛盾5）。这些矛盾决定了资本经历多种物质形式的持续流通过程，而这意味着在资本的范畴中，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矛盾6）。在资本的流通中，资本的生产与实现必须有一种矛盾统一（矛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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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界定了一个政治疆域，我们可以据此设计一种替代方案，取代资本创造出来的世界。政治运作应倾向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倾向采用一种抑制私人累积财富和权力的货币形式，倾向瓦解国家与私有财产的联结体，建立多个互有重叠的集体管理的公有产权制度。私人占有公共财富的能力必须受到抑制，阶级权力的货币基础必须削弱。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必须化解，办法是着重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从事非异化劳动的能力，由他们在替其他人生产必要的使用价值时，决定自身的劳动过程。固定与移动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因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普遍情况。但我们必须设法管理固定与移动关系，对抗食租者的权力，帮助我们持续和可靠地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最后，我们不应再为生产而生产，迫使人们投入疯狂和异化的消费主义世界；我们应理性地组织生产，提供必要的使用价值，使人人都能得到适当的物质生活水平。实现应转化为一种基于需要的需求，而生产则以满足这种需求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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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远政治思考的大方向，是要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资本的替代物。我们应当根据这些大方向，评估具体的策略和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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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以上根本矛盾都是资本固定不变的特征。我们接下来要谈到，这些矛盾唯一不变的是它们持续在变。由此衍生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与自然科学模型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可以大致假定我们阐明的原理在所有时空皆成立。如阿瑟（Brian Arthur）在他富洞察力和教育意义的著作《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中指出，“基本定律”（以本书而言则是“根本矛盾”）的表现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们形成的形态假以时日也会改变并形成新的形态。每一个新形态，每一套新安排，会产生新的经济结构，取代旧结构，但构成结构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基本定律）则一直不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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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动的矛盾而言，我们必须先描述矛盾的本质，然后再大致评估它目前的形式。了解矛盾的演化轨迹，就能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况。这种演化并非预定的，也不是随机或偶然的。但因为演化中改变的速度通常较慢（通常是数十年而非数年，虽然有证据显示改变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除了谈当前的困境外，还可以展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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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变动的意义在政治上极其重要，因为不稳定和变动造成重要问题之余，也创造出政治机会。某时某地适用的政治思想和策略，换了时间和地点便未必适用。许多政治运动宣告失败，原因正在于它们诉诸早已过时的思想和抱负。逝世已久的政治理论家有些见解早已失效，我们不能抱着迎合这种无效见解的心，去研究和推测当前的政治策略和当代政治抱负。但这不代表研究历史就没有意义，也不代表历史记忆和传统不能带给我们解决当前难题的灵感。我们确实有责任以当下资本快速演变的矛盾为背景，写下我们自身未来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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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Brian Arthur,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New York,Free Press,2009,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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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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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生产力（可大致理解为技术能力和力量）惊人增长，但资本无法利用这种能力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因为资本决意维持现行阶级关系，而且阶级再生产、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相关机制也妨碍资本这么做。这理论认为，若任其发展，资本必将制造出日趋脆弱的寡头和财阀统治阶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世界上多数人口必将为生计奔波劳碌，或是被饿死。因为对这种物资充裕但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情况感到绝望，群众将自觉地组织反资本主义革命（根据列宁主义者的说法，是由一个先进的政党领导），摧毁阶级统治，然后重新组织全球经济，令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资本惊人的生产力原本有望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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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分析说对了不止一点点（例如我们目前似乎已相当接近制造出一个全球财阀统治阶层），而在转变机制方面，革命热情也并非只有一点点，但我总是觉得以上说法过于简化，甚至可能有根本的缺陷。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资本使生产力惊人增长，构成一种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这种矛盾总是有可能忽然恶化成危机。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与此对立的确切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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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定义为利用自然过程和事物，制造产品满足人类的目的。技术从根本上界定了一种与自然的具体关系——一种动态和矛盾的关系。我们稍后将深入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矛盾（见矛盾16）。在这里我们只需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流动性和动态性质。相对于其他力量（例如军队、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里的各种其他机构），资本直接和独特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这体现在社会上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这是资本最强烈追求的目标。资本家为此不断调整和改造技术硬件（机器和计算机）、软件（机器使用的程序），以及他们的组织形式（尤其是管理劳动力运用的命令与控制结构）。资本的直接目的是提升生产力、效率和利润率，以及创造新的产品线（如有可能，还希望不断提高产品线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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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技术演变的轨迹时，记住以下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软件和组织形式一如硬件那么重要。组织形式［例如当代公司的控制结构、信贷系统和准时制（just-in-time）输送系统］和机器人使用的软件、数据管理、人工智能与电子银行，对赢利能力一如各种硬件那么重要。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云计算是组织形式，Word是软件，而我用来写作的这台Mac计算机则是硬件。计算机技术结合了硬件、软件和组织形式这三个要素。根据这个定义，货币、银行业、信贷系统和市场全都是技术。这个定义或许显得太宽了，但我认为维持这样的定义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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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最初迫使资本的技术经历内部转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彼此竞争，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效率和生产力，以求赚取比对手丰厚的利润。成功者茁壮增长，失败者则被抛在后头。但是，比较优秀的组织形式、机器或（例如）较严格的库存管理，造就的竞争优势（较高的利润）通常只能维持较短时间。竞争对手很快便能采用新技术（当然，技术受专利或垄断力保护，则是例外情况）。结果将是各领域出现跳跃式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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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带一点怀疑的语气，因为资本的历史显示，资本强烈偏好垄断而非竞争，而这对创新不是那么有利。不过，我们发现，在所有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否有竞争这股驱动力，资本家当中均出现一种追求提升效率和生产力的强烈集体偏好（可说是一种文化）。供应链某环节的创新（例如利用动力织布机生产棉布），需要其他环节的创新（例如轧棉机）配合，整体生产力才能改善。但是，一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基于新的技术基础重新组织起来（至今仍然是这样）。最后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个别资本家和公司认识到，产品创新是赚取垄断利润（如果受专利保护，则是垄断租）的一种重要手段，虽然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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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军方对良好军备和组织形式的追求。战争和战争威胁（军备竞赛）一直与技术创新浪潮有极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这种创新的来源很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国家的各个行政部门也参与开发新技术形式，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一如资本主义企业那么重要，甚至犹有过之。这些行政部门关注的事包括赋税的课征，土地和财产权的定义，契约的法律形式；它们也希望建立治理、货币管理、地图测绘、监控、治安和其他控制民众的技术。国家与私营部门合作研发军事、医疗、公共卫生和能源方面的技术，是相当普遍的事。公共领域的创新惠及资本运作的例子数不胜数，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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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变革，源自数种不同原动力和体制的活动。资本促进技术变革，同时也贪婪地利用其成果。对资本来说，这些创新创造出一个巨大的领域，其中有很多维持或提升赢利能力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断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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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技术变革的过程改变了技术的性质。技术自身成了一个特别的商业领域。该领域兴起，显然可追溯至机械工具产业在19世纪的兴起。为了适用多个产业，一些通用技术被开发出来，例如蒸汽机及其衍生产品。在这种技术开发过程中，核心考虑是蒸汽机制造商的赢利能力，而不是使用蒸汽机的各产业（例如运输、棉纺厂和矿场）的赢利能力，虽然两者的赢利能力显然互相倚赖。很快，人们便不但追求更新更好的蒸汽机，还追求更新更好的能源和电力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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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几乎处处适用的通用技术（近年的例子包括计算机、准时制生产方式和组织理论等领域的技术）成了一种重要的活动。巨大的发明创新产业兴起了。该产业照顾所有技术需求，包括消费、生产、流通、治理、军事、监控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需求。技术创新成为大生意，而“大”未必是指有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虽然农业、能源和医药等领域如今有很多巨无霸企业的例子），可能是指有很多家公司致力于为创新而创新，其中有很多小型初创企业和创投资本支持的公司。资本主义文化变得沉迷于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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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自19世纪中叶起，这股因为拜物而追求新技术形式的力量，也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两者此后维持一种辩证的密切关系，共同发展。科学知识的增长向来有赖新技术（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支撑，而另一方面，新技术纳入科学知识则是技术创新产业的核心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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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技术产业，越来越懂得强迫不情愿的顾客采用创新技术（这些顾客有时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而国家的法规也往往对技术产业有利；法规的要求往往倾向有利于大公司，因为法规遵循成本通常会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减轻。例如欧盟的法规出于税务和记账考虑，强迫小商店和餐馆采用电子机器处理现金交易；结果这些小店家与连锁店竞争时，必须承受成本上的劣势。新技术的推广宜刚柔相济。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可耻的敲诈：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创新而创新，无止境地榨取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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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演变的路径并非随机或偶然的。如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新技术成为一种组件，“用于开发更新的技术，而最新技术又可能成为开发新技术的组件。就是这样，经过长时间的逐渐发展，最初的少数技术衍生出许多技术，而比较简单的技术则建构出比较复杂的技术。整体而言，技术靠自身力量发展，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说技术创造技术。”阿瑟把这个过程称为“组合演化”（combinatorial evolution），而我认为这名字取得好。不过，新技术“是先构想，然后再实际创造出来的”；审视其中的心智和构思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演变是把心智上的问题解决过程付诸实践。我们遇到某个问题，辨明它之后，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总是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前的方案和其他问题。这种新方式往往会产生外溢效果，因为它创造出阿瑟所称的“机会利基”——在这个场域中，某方面的创新或许可以有意义地应用在另一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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