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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8 技术、工作和人的可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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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生产力（可大致理解为技术能力和力量）惊人增长，但资本无法利用这种能力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因为资本决意维持现行阶级关系，而且阶级再生产、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相关机制也妨碍资本这么做。这理论认为，若任其发展，资本必将制造出日趋脆弱的寡头和财阀统治阶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世界上多数人口必将为生计奔波劳碌，或是被饿死。因为对这种物资充裕但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情况感到绝望，群众将自觉地组织反资本主义革命（根据列宁主义者的说法，是由一个先进的政党领导），摧毁阶级统治，然后重新组织全球经济，令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资本惊人的生产力原本有望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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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分析说对了不止一点点（例如我们目前似乎已相当接近制造出一个全球财阀统治阶层），而在转变机制方面，革命热情也并非只有一点点，但我总是觉得以上说法过于简化，甚至可能有根本的缺陷。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资本使生产力惊人增长，构成一种矛盾中的一个方面，而这种矛盾总是有可能忽然恶化成危机。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与此对立的确切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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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定义为利用自然过程和事物，制造产品满足人类的目的。技术从根本上界定了一种与自然的具体关系——一种动态和矛盾的关系。我们稍后将深入讨论这个极其重要的矛盾（见矛盾16）。在这里我们只需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流动性和动态性质。相对于其他力量（例如军队、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里的各种其他机构），资本直接和独特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这体现在社会上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这是资本最强烈追求的目标。资本家为此不断调整和改造技术硬件（机器和计算机）、软件（机器使用的程序），以及他们的组织形式（尤其是管理劳动力运用的命令与控制结构）。资本的直接目的是提升生产力、效率和利润率，以及创造新的产品线（如有可能，还希望不断提高产品线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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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技术演变的轨迹时，记住以下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软件和组织形式一如硬件那么重要。组织形式［例如当代公司的控制结构、信贷系统和准时制（just-in-time）输送系统］和机器人使用的软件、数据管理、人工智能与电子银行，对赢利能力一如各种硬件那么重要。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云计算是组织形式，Word是软件，而我用来写作的这台Mac计算机则是硬件。计算机技术结合了硬件、软件和组织形式这三个要素。根据这个定义，货币、银行业、信贷系统和市场全都是技术。这个定义或许显得太宽了，但我认为维持这样的定义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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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最初迫使资本的技术经历内部转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彼此竞争，致力于提升自身的效率和生产力，以求赚取比对手丰厚的利润。成功者茁壮增长，失败者则被抛在后头。但是，比较优秀的组织形式、机器或（例如）较严格的库存管理，造就的竞争优势（较高的利润）通常只能维持较短时间。竞争对手很快便能采用新技术（当然，技术受专利或垄断力保护，则是例外情况）。结果将是各领域出现跳跃式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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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带一点怀疑的语气，因为资本的历史显示，资本强烈偏好垄断而非竞争，而这对创新不是那么有利。不过，我们发现，在所有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否有竞争这股驱动力，资本家当中均出现一种追求提升效率和生产力的强烈集体偏好（可说是一种文化）。供应链某环节的创新（例如利用动力织布机生产棉布），需要其他环节的创新（例如轧棉机）配合，整体生产力才能改善。但是，一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基于新的技术基础重新组织起来（至今仍然是这样）。最后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个别资本家和公司认识到，产品创新是赚取垄断利润（如果受专利保护，则是垄断租）的一种重要手段，虽然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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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向来不是追求技术优势的唯一原动力。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一直深涉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军方对良好军备和组织形式的追求。战争和战争威胁（军备竞赛）一直与技术创新浪潮有极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这种创新的来源很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国家的各个行政部门也参与开发新技术形式，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一如资本主义企业那么重要，甚至犹有过之。这些行政部门关注的事包括赋税的课征，土地和财产权的定义，契约的法律形式；它们也希望建立治理、货币管理、地图测绘、监控、治安和其他控制民众的技术。国家与私营部门合作研发军事、医疗、公共卫生和能源方面的技术，是相当普遍的事。公共领域的创新惠及资本运作的例子数不胜数，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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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变革，源自数种不同原动力和体制的活动。资本促进技术变革，同时也贪婪地利用其成果。对资本来说，这些创新创造出一个巨大的领域，其中有很多维持或提升赢利能力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断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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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技术变革的过程改变了技术的性质。技术自身成了一个特别的商业领域。该领域兴起，显然可追溯至机械工具产业在19世纪的兴起。为了适用多个产业，一些通用技术被开发出来，例如蒸汽机及其衍生产品。在这种技术开发过程中，核心考虑是蒸汽机制造商的赢利能力，而不是使用蒸汽机的各产业（例如运输、棉纺厂和矿场）的赢利能力，虽然两者的赢利能力显然互相倚赖。很快，人们便不但追求更新更好的蒸汽机，还追求更新更好的能源和电力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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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几乎处处适用的通用技术（近年的例子包括计算机、准时制生产方式和组织理论等领域的技术）成了一种重要的活动。巨大的发明创新产业兴起了。该产业照顾所有技术需求，包括消费、生产、流通、治理、军事、监控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需求。技术创新成为大生意，而“大”未必是指有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虽然农业、能源和医药等领域如今有很多巨无霸企业的例子），可能是指有很多家公司致力于为创新而创新，其中有很多小型初创企业和创投资本支持的公司。资本主义文化变得沉迷于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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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自19世纪中叶起，这股因为拜物而追求新技术形式的力量，也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两者此后维持一种辩证的密切关系，共同发展。科学知识的增长向来有赖新技术（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支撑，而另一方面，新技术纳入科学知识则是技术创新产业的核心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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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大的技术产业，越来越懂得强迫不情愿的顾客采用创新技术（这些顾客有时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而国家的法规也往往对技术产业有利；法规的要求往往倾向有利于大公司，因为法规遵循成本通常会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减轻。例如欧盟的法规出于税务和记账考虑，强迫小商店和餐馆采用电子机器处理现金交易；结果这些小店家与连锁店竞争时，必须承受成本上的劣势。新技术的推广宜刚柔相济。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可耻的敲诈：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创新而创新，无止境地榨取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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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演变的路径并非随机或偶然的。如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新技术成为一种组件，“用于开发更新的技术，而最新技术又可能成为开发新技术的组件。就是这样，经过长时间的逐渐发展，最初的少数技术衍生出许多技术，而比较简单的技术则建构出比较复杂的技术。整体而言，技术靠自身力量发展，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说技术创造技术。”阿瑟把这个过程称为“组合演化”（combinatorial evolution），而我认为这名字取得好。不过，新技术“是先构想，然后再实际创造出来的”；审视其中的心智和构思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演变是把心智上的问题解决过程付诸实践。我们遇到某个问题，辨明它之后，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总是以新的方式结合以前的方案和其他问题。这种新方式往往会产生外溢效果，因为它创造出阿瑟所称的“机会利基”——在这个场域中，某方面的创新或许可以有意义地应用在另一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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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评论者早就指出，创新中心自发地发展出来（某些地区、城市或小镇有惊人的创新纪录），是因为阿瑟认为创新所需的各种技能和知识，刚好一起出现在那些地方；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发生在看似混乱的经济体中，它们的特征是有无数的小企业和精细的分工。[2]相对于单向的企业城镇，这种环境产生创新技术组合的可能性向来大得多。不过，比较近期的情况，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刻意把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和军事研发单位安排在特定地区，以此作为借由创新建立竞争优势的基本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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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技术演变的道理，阿瑟的阐述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但奇怪的是，他完全回避讨论和批判人类利用技术希望达到的各种目的。例如他非常兴奋地谈论F-35闪电II战斗机的设计如何复杂精密，但完全不提它与战争和支配地缘政治的“人类目的”的关系。对阿瑟来说，这款战斗机不过是代表人类克服了一组艰巨的技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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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同样没有批评经济具体采用的资本主义形式，当然也没有质疑资本如何刻意地追求利润极大化、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尽管如此，阿瑟有关技术相对自主演化的理论，对我们了解资本这种经济引擎如何运转有深刻的意义。它对我们了解技术变革如何令资本的永续和再生产面临种种矛盾，有相当大的帮助。目前有一些重要的转变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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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认为经济体像一组机器，如今则认为经济体是一种有机体。这种观念转变对经济理论有多方面的影响。“作为解释现象的概念，开放性、未定性和持续求新正压倒秩序、封闭性和均衡。”[3]阿瑟在这里本能地呼应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敏锐观察：自然本身总是一直在求新，人性亦然。[4]阿瑟接着指出，结果是“技术正取得一些我们认为属于活着的生物的特性。随着技术变得可以感知周遭环境并做出反应，随着技术变得能够自我组合、自我设定、自我疗愈和有‘认知’能力，它们越来越像活着的生物。技术越是精密和‘高科技’，便越像生物。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技术的代谢性质与机械性质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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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比喻转向有机（或化学）比喻，是有重要意义的转变。相对于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机械理性世界观，阿瑟眼中的“新经济”看来比较自然。这无异于观念上的一种逆转（“复原”可能是比较好的说法），改为以比较古老的观念去理解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但这不是变得保守，也不是怀旧。它也避开所谓“新时代”（new age）文化思想的感伤和神秘主义。阿瑟暗示，经济学必须采纳的“新原则”是思考和理论基于流程（process-based）的有机形式。讽刺的是，这正是马克思很久以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形式！（阿瑟听到这句话，无疑将感到震惊。）阿瑟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技术的特性、联结性、适应能力、演化倾向、有机性质，以及它混乱的活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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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技术的分析，对我们如何理解资本这种经济引擎演变中的性质，有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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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面世，不但因为找到了新的组合方式，令我们使用的物品和方法有更好的替代品，因此打破了现状，还带来一系列的技术便利和新问题，因而创造出新的机会利基，驱使人们提出新的组合方式，创造出更多新技术和新问题……经济因此永远处于一种欢迎改变的状态，永远在求新。经济永远处于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中，永远不满足……经济永远都在自我建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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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形态取代旧形态，因此启动汰旧换新的阶段——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有个著名的说法：“创造性破坏”。[7]生活、存在和思考方式都必须大幅改变，我们才能欣然地以新汰旧。去工业化的近期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剧性技术形态变化，是个明显的例子。技术变革既非没有代价，也不是没有痛苦，而代价和痛苦并不是平均分担的。因此，我们总是要问：在创造性破坏中，谁从创造中得益？谁因为破坏而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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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的特殊需求和要求，在这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说来奇怪，阿瑟的研究触觉敏锐，却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具体情况。在我看来，根据资本的历史和逻辑，技术有5个必要任务，它们互有重叠。以下逐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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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合作的组织和分工方式，应尽可能促进效率、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亚当·斯密提到的制扣针的工厂，是早期的简单例子。组织和分工方面的技术随后大有长进，包括目前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多数内容，以及一些公司管理技巧。阿瑟提到的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在此随处可见，其中涉及的技术永远在变，越来越重视软件和当代各种形式的资本采用的组织形式。命令与控制结合市场协调，虽不稳定，却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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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流通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必要加快，而且资本也有必要“经由时间消灭空间”，这种需求已经促成一系列的惊人技术革命。在资本的历史上，主要受竞争压力驱使，缩短资本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上的周转时间，以及缩短消费品的寿命（这种努力的极致，是从生产耐用的商品转向生产昙花一现的奇观），一直是必要的。技术与“自然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ature）的关系在此至为明显：绵羊养1年便可以宰杀取肉，不需要3年；肉猪的繁殖速度也越来越快。运输和通信的速度越来越快，减少地理距离造成的摩擦和障碍，使资本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成为社会秩序中一种变动而固定的特性。资本真的创造出它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以及它自身独特的性质。各种形式的资本（生产、商品、货币）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也总是可能经历革命性变革。我们稍后将再讨论这个问题（见矛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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