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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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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付出某种代价后，承受本书到这里检视的全部矛盾并存活下来。例如，资本可以借由以下手段做到这件事：资本主义寡头精英监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消灭世界上大部分过剩和可弃的人口，然后奴役幸存者，并建立设有门禁、大规模的人造环境，保护人类免受变得有毒、荒芜、桀骜不驯的外部环境蹂躏。目前已有大量反乌托邦故事描述这类世界的种种可能模样，如果我们认为人性贬损后的人类未来不可能活在这样的世界，那将是错误的。事实上，有些反乌托邦故事有可怕的相似之处，例如柯林斯（Suzannel Collins）的青少年畅销三部曲《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以及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未来反人道主义故事《云图》（Cloud Atlas）中描述的社会秩序。那样的社会秩序可以存在，显然只能仰赖法西斯式思想控制、警察日常监视和暴力的持续运作，以及不时的军事化镇压。任何人如果看不到这些反乌托邦世界的要素已出现在我们周遭，他是在以最残忍的方式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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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不在于资本无法在它的矛盾中存活下去，问题在于资本存活下去的代价将是多数人类无法接受的。希望在反乌托邦趋势严重恶化之前，也就是远在各地的局部问题（甲地稀稀落落的无人飞机轰炸，乙地疯狂的统治者偶尔利用毒气对付自己的人民，丙地以凶残和矛盾的政策对付各种反抗，丁地发生环境灾难和大规模饥荒）演变成武装力量灾难性不对等的抗争真正全面涌现，贫与富对立，享有特权的资本家及其怯懦的助手与其余的人对立之前，社会和政治运动将兴起，人们高喊：“够了！”然后改变我们生活和相爱、生存和繁衍的方式。我们如今应清楚地看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换掉资本的经济引擎和它不合理的经济理性。但是，在当前的时代思想状态下，公众针对这一问题的富有想象力的议论少得可怜，我们应该如何完成上述任务一点也不清楚，而资本的经济引擎可用什么东西代替就更不清楚了。分析这个问题时，了解资本的矛盾是大有帮助的，正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说过：“希望潜伏在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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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这些潜在的希望时，我们必须先接受一些基本论点。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中，我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自行崩溃。它必须受到外力逼迫。资本的积累永远不会停止。它必须由外力终止。资本家阶级永远不会自愿交出权力。他们的权力必须由外力夺取。”[1]我仍然坚信这个观点，并认为其他人也有此认识极其重要。这项任务显然需要一场强大的政治运动，以及许多个人的决心来承担。这样一场运动如果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以与集体的政治主体性结合的宏愿。怎样的愿景才能激励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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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支持矛盾中的一方（例如使用价值）而非另一方（例如交换价值），或是设法削弱并最终消除某些矛盾（例如允许人们利用金钱将社会财富私有化），借此尝试一步步地逐渐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尝试改变变动的矛盾限定的发展轨迹（以非军事技术和民主自由世界中更大程度的平等为方向）。如我在本书中一再尝试指出的，了解资本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建立有关整体发展方向的长远愿景。一如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崛起，改变了资本的发展方向（私有化和商业化趋势加剧，交换价值的支配力增强，人们不惜一切疯狂追逐金钱权力），一场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可在未来数十年引导我们走向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文学作品和社会运动透露的迹象显示，人类至少愿意尝试重新设计资本体制，考虑更多生态敏感关系，并大幅提高社会正义和民主治理的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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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渐进式的做法是有优点的。它提议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一如近年来开罗、雅典和伊斯坦布尔的广场群众运动初期所要求的——虽然在这3个例子中，国家机器很快便以惊人的暴力回应，大概是因为这些运动越过了当局压迫性包容的边界。这种做法试图以有限的共同议题，策略性地凝聚群众。当具有传染力的影响从一种矛盾蔓延至另一种矛盾时，这种做法也能产生广泛的作用。想象一下，如果交换价值的优势和凯恩斯描述的追逐金钱权力的异化行为同时减少，以及民间个体利用社会财富获利的能力受到充分约束，世界将会如何？想象一下，如果种种异化现象（工作的异化，永远无法满足人的补偿消费的异化，空前的贫富差距，和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因为大众对资本当前种种离谱现象的不满程度升高而减少，世界将会如何？果真如此，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较为人道的世界，社会不平等和冲突、政治的腐败和压迫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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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未告诉我们，非常零散但为数众多的反对运动，可以如何凝聚为一场较统一和团结的反资本支配运动。渐进式的做法未能处理资本的各项矛盾如何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一些具有催化作用的构想，来赋予政治行动以基础和活力。如果想要对抗和战胜资本势力，我们必须将集体的政治主体性与一些有关如何建构另一种经济引擎的基本概念结合起来。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无法夺取资本的权力，也无法取代资本的体制。就此而言，我认为最合适的概念是异化（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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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动词alienate有多种意思。作为法律用词，它是指将产权转让给别人。例如，我把一块土地卖给别人时，便是将它的产权转让了出去。在社会关系方面，它是指对某个人或体制或某项政治事业的感情、忠诚和信任变淡，可能转移至另一目标上（有时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对人或体制（例如法律、银行、政治制度）的信任异化（也就是丧失），可能会极其严重地损害社会结构。作为被动的心理现象，异化是指疏远某些重要关系，变得孤立。我们为了某些无法说清、无可挽回的损失感到悲痛时，便是体验到和内化了这种异化。作为主动的心理状态，异化是指自己实际或感觉被压迫或剥削，因而感到愤怒和充满敌意，并以行动发泄这种愤怒和敌意，有时会在没有明确原因或合理目标的情况下，以激烈行为宣泄对世界的不满。例如，当人们因为生活中缺乏机会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结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丧时，便可能会出现异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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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含义的多样性是有用的。劳动者合法地将约定时间内的劳动力转让给资本家，以换取薪资。在这段时间内，资本家要求工人忠诚地服务，而且要相信资本主义是产生财富和造福人类的最佳体制。但是，在劳动合约期间（因为工作辛苦，通常还包括劳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员工疏离了他的产品、其他职工、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创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伤，便体验到和内化了这种剥削与剥夺。最后，这名工人不再悲伤忧郁，转为对他的异化直接来源动怒，可能是对使他过度劳累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不体谅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侣。当他处于极度异化的状态时，这名工人会破坏他工作场所的机器，或是对家里的伴侣砸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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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这一主题存在于本书已检视的许多矛盾中。在交换价值的支配下，与商品的有感接触（其使用价值）丧失了，与自然的感官关系被阻断。劳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金钱的代表形式中变得模糊。以民主方式达成集体决定的能力，在孤立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权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恒交战中丧失。社会财富因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制造出一个财富私有、污秽公有的世界）。价值的直接生产者与他们生产的价值变得疏离。阶级的形成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不可抹平的鸿沟。分工盛行之下，我们越来越难从日趋零碎的部分看到整体。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为资产阶级的最高美德，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希望已告幻灭。资本实现领域中的剥夺式积累（例如借由强制拆迁或在房贷违约时没收房屋）已使民怨沸腾。自由变成了专制，奴役便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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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衍生出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政治问题，是设法辨明、正视和克服资本的经济引擎产生的许多形式的异化，并将压抑已久的相关能量、愤怒和挫折感导向一股一致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对于我们与自然、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以及我们生活和相爱的方式，我们敢盼望一种非异化（或至少较不异化、较可接受）的状态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异化的根源，而学习资本的矛盾正是对此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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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变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关注生产力（技术）与社会（阶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传统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中，这项变革被视为一个科学和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主观、心理和政治问题。异化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因为它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带有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的人文主义和乌托邦渴望的意味，未经《资本论》的客观科学阐释。尽管共产主义事业的追随者热情地信奉相关理论，这种科学主义立场未能捕捉到各种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政治想象。它也未能为在反资本主义的汪洋中动员武力提供任何精神上令人信服和主观（而非科学上必要和客观）的理由。它甚至无法对抗流行的经济和政治理性的疯狂（部分原因在于科学共产主义信奉这种经济理性的大部分内容，接受它为生产而生产的拜物执着）。事实上，它未能完全揭露统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鼓吹的拜物主义和虚幻事物。因此，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永远处于无意间复制这些虚幻事物和拜物主义的危险中。此外，这种运动也受一个全能先锋党的领导层停滞和教条式的观点所害。在反抗阶段和受暴力镇压的可怕时刻往往运作良好的民主集中制，在运动接近可行使合法权利时，却成了一种灾难性的负担。一场寻求自由的运动最终产生了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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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下见解其实大有道理：生产力革命与互有冲突的相关社会关系之间，有个核心矛盾。如我们检视矛盾8时看到，资本的技术演化与工作和社会价值的根本变革有深刻的联系。不过，当我们从异化的角度检视这种矛盾和其他矛盾（例如源自分工的矛盾）时，可以看到更多含义。高兹是这种分析的先驱，以下我将采用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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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写道，随着技术力量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工作的经济理性化”，产生“在工作中遭异化的个体，他们在其消费上也必将异化，而他们的需求最终也将异化”。个体可以掌握的钱越多（而如本书稍早所述，即使只是在个人银行账户中，金钱有无限增加的潜力），他们的需求必须相应增加，如此方能发挥他们作为“理性消费者”的经济作用（所谓“理性”，当然是站在资本的角度）。对金钱的渴望与在社会秩序中促进需求的经济结构，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一种互动螺旋）。稳定和简朴生活的观念，被为了不断增加消费、永不满足地追求金钱权力的观念取代。结果是“自由和存在自主的古老观念”被彻底压倒，人们舍弃真正的自由，换取无止境致力于参与和打败市场的有限自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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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详细阐述该说法。高兹写道：“根本问题在于工作所利用的技术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种职业文化，以及职业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工作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根本问题在于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丰富或牺牲了当事人的个体存在。”工作的技术表面上与此问题完全无关，但如我们所见，技术发展往往被精心设计来剥夺工作者的权力和削弱工作者的力量。这种创新轨迹与丰富工作者的生活有深刻的矛盾。技术并未产生一种超越它本身控制能力的独特文化，实际上也没有这种能力。技术的暴力在于它切断人与世界感觉互动的方式。高兹指出，这是“否定人类感性的一种压迫”。它不允许温柔和同情。如前所述，自然被当作工具对待，“自然、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体”因此遭受“暴力”对待。“日常生活的文化是一种暴力文化（这种矛盾产物有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包含了一种暴力文化），在它的极端状态是一种系统性的、经深思熟虑的、经过升华的、加重的野蛮文化。”[4]当我们想到无人飞机的攻击和毒气室时，这种暴力当然至为明显。但高兹主要是想指出，这种暴力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工具，包括我们工作中使用的那些，已经深深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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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中显然有一种深刻的渴望，希望以某种方式令这种贫瘠的技术文化产生的影响更人性化。例如，我们看到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的复制人习得感觉；《云图》中的复制人Sonmi-451学会一种表达感受的语言；电影《机器人瓦力》（Wall-E）中的机器人学会关怀和流泪，而获得补偿性质的消费品、身材臃肿的人类，则生活在机器人试图清理的毁坏世界上方，人人皆有自己的魔毯，被动地独自飘浮；《二〇〇一太空漫游》中的计算机HAL则是一个负面例子：它变成了流氓。令技术人性化是个根本不可能的梦想，但这完全不妨碍人们一再表达该梦想。那么，我们去哪里找一种较为人性的方式，来重建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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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坚称：“工作并非仅是创造经济财富，它也一直是一种自我创造的手段。因此，关于工作的内容，我们也必须考虑以下问题：我们希望人类由工作产生的那种男男女女构成吗？”我们知道，许多（甚至是多数）在职人士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例如，美国最近一项盖洛普广泛调查便显示，约70%的全职劳动者厌恶上班或精神上完全不投入，因此实际上变成到处散播不满情绪的破坏者，因为效率不高而造成雇主的显著损失。至于投入工作的30%的劳动者，则主要是高兹所称的“重新专业化的”劳动者（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的设计师、工程师和管理者）。高兹问道，相对于比较传统的劳动者，这类劳动者是否“比较接近一种可行的人性理想？分配给他们的复杂任务，是否可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赋予生活意义，同时不会扭曲生活？简而言之，这种工作如何实践？”我们可以超越技术文化的暴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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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的答案令人沮丧。技术当然可以用来“提升劳动效率，减少辛劳和工时”。但这是有代价的。“它使工作与生活分离，使职业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分离；它使人类必须以自身遭受暴虐的宰制，换取自然免受进一步的宰制；它缩减了亲身经验和存在自主的领域；它使生产者与产品分离，以致当事人不再了解自身工作的意义。”如果这不是劳动过程中的彻底异化，那什么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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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继续写道：“技术化必须省事省时，我们为此付出代价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技术化公开宣称的目标，而它也不能有其他目标。技术化就是要帮助我们以较少的时间和力气，生产较多、较好的东西。”这里并无以下雄心：“以工作填满每个人的生活，而且使工作成为每个人的首要意义来源。”这定义了劳动过程中的矛盾核心。技术使工作省事省时，但也摧毁了劳动者的全部意义。“一份工作的作用和目的如果是节省劳动，那么它不能将劳动美化为个人认同和成就感的根本来源。当前技术革命的意义，不可能是复兴工作伦理和个人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技术革命要有意义，必须将劳动者从工作的苦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参与非工作活动，而“所有人，包括新类型的劳动者，都可以借由这些活动发展那些在技术化工作中找不到出口的人性的一面”。[5]“工作为本的社会（也就是以经济意义上的工作为基础的社会）的危机，迫使个体在工作以外寻找认同和社会归属感的来源，无论它的形式是失业、边缘化和缺乏工作保障，或是工时整体缩减。”只有在工作以外，工作者才有可能实现自我，获得自尊，因而得到“其他人的尊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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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整体而言，被迫做一个有关存在的选择。资本积累的经济领域须受到约束，以便人类的能力可在市场和工作的“暴政”之外自由发展；“又或者经济理性必须使消费者的需要至少能追上商品（和商品化服务）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恰恰是马丁·福特（Martin Ford）辨识出来的问题，只是他完全避谈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替代选择。不过，高兹指出，在后一个选项（社会的实际选择）中，“消费必须（加以组织以）服务生产。生产将不再具有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既有需要的功能；反之，需要将日益具有使生产得以保持增长的功能。”结果是吊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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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实现上）的无限大效率，因此要求满足需求上的无限大低效，以及消费上的无限大浪费。需要（needs）、想要（wishes）和渴望（desires）之间的界限必须要打破；对使用价值相同或较差但价格较高的产品的渴望必须制造出来；必须坚定地化想要为迫切的需要。简而言之，需求必须被制造出来，最有利可图的产品的顾客必须被创造出来；因此，新形式的匮乏必须在丰盛的中心不断复制出来，手段包括加速创新和汰旧、在越来越高的层次复制不平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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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需要比满足多数人的需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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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性必须在不提升满意度的情况下，不断提高消费量；必须不断缩减满足者的疆域，维持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印象。”消费阶层化对确保价值的实现变得至关紧要，而领导和控制这一现象的是富裕、寄生的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这正是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精彩揭露的现象。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如果这样的阶级尚未出现，资本体制必须创造一个出来。[8]抑制薪资导致实际需求疲软、技术发展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这个困境必须靠一种具有异化作用的消费主义来解决。广大劳动者泡在炫耀性消费的汪洋中，不惜代价、疯狂地试图增加收入，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以求满足人为增加的需要，以及避免因为落后于人而颜面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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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应用本来应该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数，但多数人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变长了。不过，这也有它的社会作用。允许越来越多的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实现，对资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于资本继续稳当地在职场和市场控制劳动者。高兹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容不下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商业财富的真正闲暇。它不给受雇者闲暇，不是因为客观上必须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逻辑使然；工资的设定，必须以诱使工作者尽最大努力为原则。”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实际上是唯一不损害经济体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费（理性是针对资本的不断积累而言）变成资本生存下去的绝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与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工作的组织和性质有关的要求，则充满颠覆性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它们不能以金钱满足，它们冲击经济理性本身，进而挑战资本的权力。一旦人们发现不是所有价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买到，而且钱买不到的还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东西，‘基于市场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动摇根基的挑战。”[9]如那个“无价”广告所言：“有些东西钱永远买不到，除此之外，万事达卡为你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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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相信，他们获得供应的消费品和服务，足够补偿他们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必须做出的牺牲，相信消费构成个人幸福的港湾并使他们与众不同，往往是商业广告这一行的工作。”在这个领域，“广告狂人”（广告如今占美国经济活动相当大一部分）成为主角，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他们的关注焦点是私人企业和个人。他们的任务是说服人们消费“并非必要，甚至毫无用处”的商品。商品“总是被描述为含有奢华、丰盛和梦幻的元素；这些商品替它的购买者贴上‘幸福和优越人士’的标签，借此保护他们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压力，不必承担做个有用的人的义务”。高兹将这些商品定义为“补偿型商品”，“人们渴望得到它们，可能主要是看中它无用的特质，而非它的使用价值，因为正是这种无用的特质（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装饰品）象征着购买者逃离集体世界，进入个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湾。”[10]广告狂人已证实精通推销的，恰恰是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和无用特质。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与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这个观念连现任教宗也认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劝谕中抱怨：“当代社会提供的无限消费和消遣可能，导致所有层面皆出现某种异化，因为当社会的组织、生产和消费形式使人较难奉献自己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关系时，社会便异化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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