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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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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货币积累的特殊形式，我们要在下一篇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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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是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阶段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执行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在它的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种粗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独立起来，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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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经济学家在考察形式区别时表现出的那种粗鲁态度（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种区别的物质方面）以外，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混淆还有以下两点作为基础。第一，他们没有能力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他们力图进行辩护，要把那些首先以商品流通、从而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形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从而商品经营资本形式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产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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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过像谷物栽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完全是一回事了，特别是社会产品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分配（无论是用于生产消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中介，就像要吃肉必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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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而流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每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独特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提到它时，只是把它当作产业资本的一种。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人资本的场合，例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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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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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考察的，也只是商品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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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惟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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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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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2.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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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以商人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和W—G′行为，只表现为由G到G＋Δ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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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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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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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一个个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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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这里，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不再具有决定的作用；相反地，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在那里，比如说，纯粹的商业城市就和工业城市完全不同，而呈现出类似过去的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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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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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仍保持独立，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也仍保持独立。产品在这里通过商业而变成商品。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领域起中介作用。使各个生产领域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的这种流通过程的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个情况都已发生。生产过程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而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一个过渡阶段，不过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实现及其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各生产要素的补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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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carrying trade）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在商业和一般经济不发达的各共同体间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3)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是同两极即以它作为中介的各个生产部门相分离的。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但是，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曾是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就转运贸易来说，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一个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这只是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这一事实借以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商人资本在它直接支配生产的地方是怎样干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一般的殖民地经济（所谓殖民制度），而且特别是旧荷兰东印度公司157的经济，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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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G—W—G′，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像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中所包含的价值概念就是，不同商品都是价值，从而是货币；从质的方面来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所以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越来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种情况首先不适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适用于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通过自己的运动本身确立起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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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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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货币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作为商品的从而财富的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W—G—W中产生出来，并且货币作为货币而自行保存和增加成为目的本身一样，货币，贮藏货币，也会作为某种通过简单让渡而自行保存和自行增加的东西，从商人资本的简单流通形式G—W—G′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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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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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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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促使商品价值均等化和使之确定下来）不说，上述这些生产方式造成了如下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源于商人资本充当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中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大体说来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也就是大体说来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居于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来猎取，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亚·斯密有关封建时期的那段话中已经被正确地嗅出来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4)，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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