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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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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4章提及的，按照基本面观点，不应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失业，相反，经济体应该存在某种机制，使就业具有弹性，以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使面临大的负面需求冲击也应如此。例如，在受到打击的行业和地区，工资应该下降。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区，在需求急剧下降时，餐饮、零售以及其他满足本地需求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应该降低。工资水平下降有助于激励零售行业保留部分工人而不是解雇他们。而且随着一部分工人离开这个行业，去寻求更好的待遇，经济体出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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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工资将下降到出口公司发现在中央谷地区设立工厂是有利可图的水平上。这种出口效应是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一种标准机制。当一个城市或国家出现支出下降时，有弹性的经济体应该能够通过降低工资使出口行业更具竞争力，以此来进行调整。另外一种调整机制就是迁移。对于工人来讲，正是收拾行囊搬迁到本国那些就业市场较好的地区居住的好时候。那些追随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当经济体需要将生产配置到新的业务领域时，工人们要想利用这些新的机遇就得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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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在大衰退期间，美国经济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失业持续存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也许古典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的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但是如果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都给假设掉了。”4我们不能假设这些机制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相反，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它们为什么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阻止了经济体按照我们认为应该的方式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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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到了名义利率的零下限。但另外两类摩擦通过数据凸现出来：工资没有降低，人口也没有迁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三位经济学家研究了2008年至2012年的工资增长情况，发现了惊人的结果，5从2008年至2011年，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后工资实际增加了1.1%，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尽管失业率处在近期历史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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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没有下降，要么因为所谓的名义工资黏性，要么出现了以名义美元计算的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形。旧金山联储的经济学家研究了每年的变化情况，发现那些接受完全相同名义工资的雇员出现了急剧上升。换句话说，大衰退期间，雇主非但没有削减工资，反而保持工资不变或者小幅增加工资。在危机期间，在本年接受与上一年完全相同的名义工资的工人比例是1980年以来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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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净值冲击差异后，我们在受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发现了一些工资相对向下调整的薄弱证据。需要记住的是，在受打击最沉重的地区，服务于全国经济和当地经济的工作岗位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这些地区的工资只有轻微的下降。没有哪个地方的工资大幅下降到足以阻止失业上升的程度。在那些受房屋净值下降打击最沉重的20%的县中，大衰退期间失业率迅速由不到5%蹿升至13%。2012年夏季，也即官方宣布衰退结束的三年后，失业率仍然保持在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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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的经济不景气，这些地区的工人有强烈的愿望到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从2007年到2009年，受打击县的人口增长率与那些房地产没有下滑县的人口增长率完全一样。例如，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区受打击最沉重的三个县，其失业率接近20%，但是在2007年至2009年，这三个县的人口实际上小幅增加。尽管面临灾难性的经济环境，人们并没有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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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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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事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经济完全无法调整以应对源自杠杆化损失的大规模支出冲击。我们看到，工资没有下降，人们也没有到别处寻找工作。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仍有大量研究在持续跟踪这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促使凯恩斯在1935年写出了他的新理论，但是我们认为，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能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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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一种解释是技能错配。这一解释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从事其他专业工作需要接受再培训。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瑟简单地总结道：“你无法很轻松地将一名木匠变成一位医生，你也不能轻易地将房地产经纪人变成制造业工厂的计算机专家。”6但是技能错配解释与经济体出现的就业大幅减少并不一致。每个行业、每个教育层面的工人都出现了失业大幅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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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止赎延迟和政府救助降低了工人在大衰退期间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例如，凯尔·赫肯霍夫和李·奥哈纳图认为，不会立即止赎的跳期支付抵押贷款（skipmortgage）同时起到了类似失业保险的作用。7当一个工人失去工作时，他可以选择跳期支付抵押贷款，但是为了享受这一好处，他就必须住在当前的房屋里。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动力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工作。从失业保险及其他政府救济中也能得到相同的观点，它们在理论上降低了失业工人接受更低工资的积极性。如果一个被解雇的工人收到了失业保险赔付，按常理，要诱使该工人接受一份工作，工资必须高到足以弥补工作带来的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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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有道理，但是几乎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例如，杰西·罗思坦就研究了失业保险对失业率的影响，8他发现：扩大失业保险实际上提高了大衰退期间的失业率。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小，与总体失业率增加5%相比，随着失业保险的扩大，失业率仅增加0.1%～0.5%。约翰内斯·施米德尔、蒂尔·瓦赫特和史蒂凡·本德研究了德国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期扩大失业保险的影响。9他们发现的证据显示，在衰退期间失业保险对降低人们寻找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实际上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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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们未能解释失业，但不能诋毁他们对人类行为后果的专业看法。他们是严肃认真的。史蒂芬·戴维斯和蒂尔·瓦赫特利用社会保障档案的收入数据评估了衰退期间失业的货币损失。10他们发现一名在衰退期间被解雇的工人此后失去的收入等于他在被解雇前年收入的三倍。他们指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而且那还仅仅是货币损失。非货币损失——压抑、失去尊严、离婚——更加难以量化，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损失甚至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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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高失业给社会施加了极大的成本，它为什么会持续存在，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好的答案。我们的观点非常简单：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经济体系，以避免导致高失业的冲击出现。一旦杠杆化损失出现，支出的快速下降及令人痛苦的失业增加几乎不可避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冲击变成现实时，寄希望于经济体的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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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化损失：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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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篇，我们就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之前都出现了家庭负债急剧上升和资产价格暴跌的情况。在美国不论是大衰退还是大萧条都遵循了这种模式。从国际情况看，我们观察到，那些家庭债务负担大幅上升的国家，其大衰退的程度更加严重。家庭债务上升、资产价格暴跌和经济严重紧缩之间存在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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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提出了杠杆化损失框架来解释这种情形。问题的关键是债务。由于止赎以及损失集中到那些经济中净值最少的负债家庭身上，债务就进一步放大了资产价格的下降。债务的基本特点是：它迫使债务人承担这种猛烈冲击。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负债家庭的支出对净值冲击极端敏感。当净值出现下降时，他们将大幅减少支出。需求冲击毁坏经济，结果就是经济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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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大衰退的证据支持了这一框架。房地产市场崩溃通过摧毁贫困负债购房者的净值拉大了财富不平等。使用美国各地支出减少的差异，我们说明了支出减少主要集中在那些受杠杆化损失冲击最大的县。支出急剧下降所造成的后果波及整个经济体，那些房地产没有出现下跌地区的工人也丢失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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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回避了一个中心问题：经济体是如何落入杠杆化损失陷阱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导致债务出现如此大规模直至最终不可持续的增长？在第6章我们将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债务不仅放大了崩溃，还助长了泡沫，使崩溃最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杠杆化损失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债务为什么不论在衰退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危害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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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篇 沸腾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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