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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泡沫的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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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起美国家庭债务危机的情况看，房产所有者不可思议的激进借贷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房产所有者只是被动地应对房价上涨而不是从房产中套现，那么总体经济的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许多人用“房屋财富效应”来解释因为房屋净值所导致的借贷增长。这种观点认为，房价的上涨意味着房产所有者财富的增长，而房产所有者对财富增长的反应则是通过借款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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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论据也有问题。当房价上涨时，房产所有者不应该感到更富有。原因是与股票这类资产投资不同，房产所有者也在“消费”他们自己的房产。每个人都要居住在某地，房价反映了居住的价格。当附近区域的房价上涨时，房产所有者的房屋价值和生活成本会提高。房屋价值的提高让他感到更为富有，但生活成本的提高又让他感到更为贫穷。轧差后，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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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这一点，我们用汽车替代房产。假设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且汽车的价格均上涨10%。从技术上讲，他的净值增加了，因为他本人拥有汽车资产。但是他感到更富有了吗？如果他需要用车，他就感觉不到。尽管他的汽车价值增加了10%，但他并不能利用“汽车财富”增加的这部分。如果他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汽车，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但是，如果他需要用车，就要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只要他还需要汽车，汽车价格的上升并不能增加其财富。他必须“消费”汽车，而这种消费现在更加昂贵了。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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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在2002～2006年间，房产所有者借贷的确更为激进。16为什么？一个“合理性解释”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借贷约束。设想一下，一对有着较好收入前景的年轻职业夫妇，他们有两个小孩，母亲暂时决定在家照顾小孩。但是，她希望几年后回去工作，并赚取高工资。在我们的例子中，家庭收入目前较低，但未来的收入前景较好。这个家庭不想因为母亲临时停止工作而大幅减少支出。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借贷。当母亲抚养小孩的时候，他们可以将借来的钱更多地用于当前消费；当母亲回去工作时，他们可以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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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约束的意思是指这对夫妇不能获得贷款。银行可能拒绝给予贷款。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收入前景，但他们并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消费。他们的借贷约束是如何放松的呢？对于家庭来说，解决方法之一是将某些值钱的物品抵押给银行，比如房产。如果一对面临借贷约束的夫妇能提供足够价值的房子做抵押，他们就可以通过房屋抵押获得贷款。此外，如果因某些原因他们的房屋价值上涨，这个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如果这个家庭的借贷从一开始就受到限制，那么房价上涨使他们的借贷和消费额度可以高于从前。在这一案例中，这对夫妇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的消费源于较高的家庭资产价值，因为更高的资产价值有助于他们克服贷款人强加的“借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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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能解释2000～2007年作为放松“借贷约束”的结果，美国家庭所承担的7万亿美元债务吗？我们真的相信所有债务都是那些收益前景较好的借贷受限的房产所有者拿走的吗？这一论点从直觉上站得住脚吗？我们认为，在这一案例中借贷约束理论很难解释贷款大幅增加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在21世纪初的信贷高峰期，新借贷者的工资收入在降低，我们也没有看到工资上涨的迹象。如果一个家庭当前借贷较为激进，同时也看不到将来工资上涨的迹象，借贷约束理论是无法解释这种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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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极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行为倾向导致了大规模的借贷。例如，假设部分消费者拥有牺牲长期消费满足即期消费的不变欲望，这样的消费者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短视”或者是“双曲线贴现”。17过度消费是非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会在将来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在行为经济学看来，未来的自己将后悔今天的自己为何过度消费而让自己将来成为一个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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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的消费者有过度借贷的倾向。当面临便宜的贷款或一笔横财诱惑时，他们就会过度消费。他们甚至意识到这是人性的弱点，还可能以各种方式约束自己，但2002～2006年间，信贷的获得实在太容易了，这样的诱惑让人难以放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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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贷款人向消费者发放更多的贷款时，后者都会接受。同时，还有大量急于放款的贷款人。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贷款人突然想借钱给那些有可能违约的借款人呢？我们已经看到，边际借款人的借贷激增并不是盈利能力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甚至也不是房价上涨所致。这种情况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已存在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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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第7章 灾难的传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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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泰国的贷款人处于疯狂状态。当追逐高利率的外国投资者出现在看似稳定增长的经济体中时，大量海外资本便开始流入，拉开信贷热潮的序幕。泰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34%上升到1996年的51%。1大部分海外资金进入泰国的金融市场，然后在国内市场被激进地借出去。这些贷款很快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从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房地产贷款增长了3倍，并兴起了新建住房的热潮。与21世纪初的美国相似，贷款泛滥将房价推到了极高的水平。莱斯特·瑟罗意识到了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曼谷，这个人均生产率仅为旧金山1/12的城市，其土地价值不该高于旧金山，但它真的比旧金山高……严重虚高的资产价格肯定会降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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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投资者认为，泰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损失是受政府担保的。3他们认为政府无法承受银行破产的打击，不过，他们也知道，许多金融机构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和裙带关系。1998年，保罗·克鲁格曼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做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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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开始于金融中介——这些机构的债务被视为具有隐性的政府担保，但本质上没有受到管制，因此有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机构大量的风险贷款制造了通货膨胀——不是商品的通货膨胀，而是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虚高得以持续的部分原因是存在一种循环，在此过程中风险贷款的增加推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使得中介机构的财务状况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然后泡沫便破灭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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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告诉你这是克鲁格曼描述1998年泰国的情况，你或许会以为他指的是21世纪初美国的情况。虽然这个案例的确有助于说明我们论点的普遍性，但它跟美国的信贷繁荣有太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没有将之包括进来。实际上，泰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它们为美国的信贷繁荣铺平了道路。虽然泰国与底特律西部相距近9000英里，但它们因为债务和破坏的恶性循环而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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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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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泰国泡沫崩溃引发了席卷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影响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俄罗斯，甚至也威胁到了中国。当泡沫破灭时，外国投资者蜂拥撤离新兴市场，他们大量抛售债券，同时拒绝发放新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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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借入的是美元。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能以“最后贷款人”身份为国内银行提供救助。银行自身可以用短期债务如存款和商业票据等方式进行融资，但它们将这些资金投入了长期贷款中。如果要求某家银行一次性偿付其所有短期债务，该银行可能一时无法收回以长期贷款方式借出去的资金。换句话说，期限错配很容易让银行发生挤兑。即使银行有基本的偿付能力，挤兑也会使破产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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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如现金）避免银行挤兑发生，从而防止银行危机的自我实现。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注入现金也许足以防止挤兑的发生，因为储户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受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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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东亚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向商业银行注入现金，因为这需要美元。因为无法印制美元，当外国资本逃离时，这些中央银行只能无助地看着国内银行和企业破产。许多人被迫寻求能以美元形式提供流动资金帮助的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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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是有附加条件的，在危机期间被迫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东亚国家就此留下深刻的创伤。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中的代表相对较少——日本、中国、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表决份额都低于其GDP份额。在看到这些情况后，富兰克林·艾伦及其合作者（Franklin Allen and Joo Yun Hong）写道：“尽管韩国是20世纪下半叶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但也被迫提高利率和削减政府债务，这引发了经济的大萧条。”1998年，韩国实际GDP下降了6%，失业率从2%上升至9%。艾伦及其合作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高利率政策持续时间太长，给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5东亚中央银行官员学到了代价高昂的重要一课。为维持独立性和对本国经济的控制，他们需要防止当地银行借入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此外，为了抵御未来本国货币及银行潜在的挤兑风波，他们需要保有大量的美元“战争基金”（war 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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