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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工作岗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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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既能提升总需求，又能保住工作岗位。我们可以使用第5章的结果来估算责任分担机制直接提升需求可以挽救多少工作岗位。与美国的长期趋势相比，2006～2009年，美国消费减少了8700亿美元，我们已经说明消费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丧失了400万个工作岗位。如果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可以使消费支出增加2040亿美元，那么在2006～2009年间可以使工作岗位的损失数量下降10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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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的计算并不全面，既然每一个被挽救的工作岗位可以进一步作用于总需求，因此也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可以使初始支出增加进一步提升。这种结果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乘数效应”。从政府支出乘数的角度看，支出乘数问题在经济学中受到了大量关注，它衡量除了政府支出的直接影响外，政府支出对增加经济产出的间接影响程度。从文献来看，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村惠美和乔恩·斯坦森做了最细致的研究，她们估计政府的支出乘数平均为1.5。然而，她们估算在2007～2009年这样的失业高峰期，政府支出乘数明显要高一些，在3.5～4.5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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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乘数提及的政府支出增加需要在未来通过增加税收来提供资金。然而，在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机制中，支出的增加并不会产生税收增加的预期，它主要是由私人消费增加所推动。按照这个原理，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所形成的支出乘数可能比政府支出乘数要大。不管支出乘数的确切大小如何，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都能够大幅减轻衰退的严重程度。如果我们使用的支出乘数为2，那么支出减少将是4600亿美元，而不是8700亿美元，同时可以挽救200万个工作岗位。如果我们使用的支出乘数为4，那么衰退几乎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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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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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好处远不止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特别之处在于，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还有助于防止泡沫的产生。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下行保护将使贷款人关注未来的房价走势。如果房价在近期出现暴跌，那么最近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将给贷款人带来最大的损失。贷款人就需要花心思考虑本地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可能性，特别是新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如果贷款人担心市场可能存在泡沫，他们就会提高新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以覆盖损失可能性增加所产生的成本。因此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了一个基于市场的自动“逆风向而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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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优点是，购房者在套现式再融资之前需要三思而行。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如果购房者想通过套现房屋净值实现再融资，他们就需要首先向现有的贷款人支付净利得的5%。这对借款人是一个有用的约束，特别是从证据来看，当套现式再融资变得容易时，很多购房者就会过度举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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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对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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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债务融资提供了大量税收补贴，这也使金融体系过度依赖债务合同。特别是，债务的利息支付是可以抵税的。因此，政府推动金融体系向债务融资方向发展，尽管债务融资可能给经济带来可怕的后果。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主要由政府控制，而且政府的税收政策也扭曲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最主要参与者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它们决定了什么样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将成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最主要的合同类型，其他市场参与者只能追随。举例来说，政府支持企业引入了30年期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这是美国独有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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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决定融资合同方面，有其重要作用。2013年，英国政府发起了“帮助购房”计划，它提供了一种大卫·迈尔斯所说的“净值贷款”。如果一个家庭提供5%的首付款，同时获得75%的首次住房抵押贷款，那么政府将提供20%的净值贷款，其中贷款额将固定为房屋价值的20%。因此，如果房价下跌，净值贷款的本金余额也随之下降。从我们的观点看，净值贷款并不像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那样让人满意，因为它引入了首次住房抵押贷款，同时房价下降时的风险分担受到的约束也较多。在“帮助购房”计划中，如果房价大幅下降，购房者仍然可能出现资不抵债。首次住房抵押贷款与净值贷款的结合可能推高房价。但是，如大卫·迈尔斯通过系列计算所展示的，如果存在净值贷款，英国的大衰退可能远不如实际这么严重。从净值贷款的巨大发行量来看，该计划广受欢迎，这也说明了政府选择在决定什么样的金融合同主导市场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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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是限制住房抵押贷款行业创新的另一个因素。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抵税政策鼓励购房者使用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因其风险分担特征，可能不大适合作为一种“债务工具”，所以也不大可能像标准住房抵押贷款那样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实际上，如果融资方（购房者或者企业的股东）是“从属于一般债权人权利”的，19国税局才给予抵扣。要想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购房者就必须直接承担房价下降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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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不清楚如果政府没有这么强力支持标准住房抵押贷款，类似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这样的机制能否有机会出现，但是当前政府的政策偏好是很重要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市场缺乏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作为市场无效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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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是如此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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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金融体系通常也高度依赖债务，因为它允许那些想要融资的人们——如想买房的人群、想通过融资来发放贷款的银行、想建造新工厂的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融资。一些人认为离开了基于债务的金融体系将损害经济，因为这样将抬高融资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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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债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政策给予了大规模补贴。我们已经讨论了利息支出的税收抵扣，但政府补贴无处不在。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政府对金融中介债务的担保之上。存款保险实质上就是鼓励银行在其资本结构中保留大量的短期债务（存款）。对债务融资的间接补贴实际上就是鼓励金融机构——特别是那些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其独有的优势来为自己进行债务融资。债务对私人来说可能看上去比较便宜，但是由此产生的费用就需要其他人——纳税人来承担。同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金融中介不仅自己积极利用了高度无弹性的债务融资形式，而且利用同样缺乏弹性的债务合约向家庭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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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全书所持的观点，债务融资还产生了有害的副作用——或者称之为负外部性，它们并非由合同当事人所承担。这些外部性，包括资产以低于市价甩卖（如止赎）以及巨大的总量需求冲击（很多人大量削减支出），将经济推入衰退。尽管债务融资对个人来说看似比较便宜，但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却要由整个经济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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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对债务融资的大量补贴解释了为什么金融体系如此痴迷于债务。但是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债务之所以是最优合约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也能解释债务为什么如此便宜。一种解释是债务融资解决了代价高昂的道德风险问题。例如，不论毕业生未来的收入如何，都要求学生偿付助学贷款，这就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以增加获取高薪工作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如果助学贷款的偿付取决于学生的收入，那么学生寻找高薪工作的动力就会变弱。银行拿走了我的收入，我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并且对不工作也没有什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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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涉及有些结果不受个人控制时，这样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一个学生可以控制他在学校努力学习的程度，但控制不了大学毕业时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在此建议的股权类合同，如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将取决于个人无法控制的风险指标。从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的情况看，合同提供的下行保护是与当地的房价指数挂钩，而不是与购房者的房子挂钩。从助学贷款的情况看，合同需要减少利息支付是在就业市场恶化时，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情况。合同的或有风险是个人完全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向借款人提供必要保护的同时可以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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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为什么便宜的另一个常见观点是投资需要超安全资产。换句话说，投资者愿意为那些价值不发生变化的资产支付溢价。这样的资产只有在借款人承担全部风险的情况下才会创立。如果股权类合同成为主流，那些渴望持有超安全资产的投资者就需要支付非常高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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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在确保可以获得较高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投资者还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呢？投资者都是经济体中那些最富裕的家庭，因而应该是最愿意承担风险的群体，只要他们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我们完全承认，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投资者极其渴望持有超安全资产。但是，这可能受到获得政府债务融资补贴的驱动，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例如，2008年9月当金融危机达到巅峰时，美国财政部开始介入，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现在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货币市场基金将会享受到来自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他们将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并不是什么原始偏好，而是对政府补贴做出了简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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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投资者对超安全资产表现出本能的偏好，也应该由政府来直接满足这种需求，而不应该是私人部门。大多数经济体所拥有的与真正的超安全资产最接近的产品就是政府债务。如果私人部门需要超安全资产，那就让政府部门提供。20正如在第7章中所讨论的，依靠私人部门来提供超安全资产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那些资产根本谈不上超安全。安妮特·维辛-乔根森和阿尔温德·克里希纳穆尔蒂所做的研究强调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业在政府短期债务缺乏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创造超安全资产。银行业提供无风险资产的尝试注定失败，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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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分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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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担式住房抵押贷款所基于的风险分担原则适用于很多场合。举例来说，在大衰退期间，欧洲那些债务负担特别高的国家，如爱尔兰和西班牙，所经历的衰退要比借钱给它们的国家，如德国，严重得多。为什么？部分原因就是缺乏弹性的债务合约，它把损失加在了债务国身上，而债权国却受到保护。杠杆化损失框架不仅适用于美国国内，也同样适用于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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