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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断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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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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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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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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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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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上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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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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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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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庚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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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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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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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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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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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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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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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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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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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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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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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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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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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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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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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贫者卖妻子，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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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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