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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17034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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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道隋亡为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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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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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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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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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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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沿线七郡七十九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五百四十余万人，共有二百五十七万三千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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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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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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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渠总计长三百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一亿五千万土方，用三百六十万名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天天在开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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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修建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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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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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一千二百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得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股票市场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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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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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好，商人还是帝国政府？无论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这两者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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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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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伎俩，我们来作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纯粹由商人修建，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后则改为免费。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建成后跑来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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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就都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修建运河的民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都会很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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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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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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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一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士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作了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江南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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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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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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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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