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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另类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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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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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盛唐开元年间,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高达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后世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过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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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盛世,巅峰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的开端是“贞观之治”,之所以历代史籍将贞观朝奉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所赐。吴兢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叫作《贞观政要》,这是历代史家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就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的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品德、言行统统都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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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贞观朝,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唐朝是第一个编纂帝王实录的朝代,也是第一个公开篡改历史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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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史官记载的史料都是公开的;后来,史官为了不受皇权威胁,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只有史官一人知道,皇帝死后才能公之于世。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史官之笔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千载之下洗尽铅华,史书当自有公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规矩,在唐太宗以前,暴戾如秦始皇、聪明如晋武帝,所有皇帝对史官都只能恐吓、贿赂,就是不能篡改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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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他不但看到了其父的《高祖实录》,还看到了自己的《今上实录》,然后,史料就变成了港台影视剧——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作的版本(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删高祖)。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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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更改历史,出土的货币却从来不会欺骗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到贞观朝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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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著名的货币当然非“开元通宝”莫属,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所铸。对中国货币史来说,开元通宝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倒不是说开元通宝有多别致,而是从此中国货币不再以重量命名,皇帝将个人的意志加于货币名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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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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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开元通宝并不叫“开元通宝”。高祖年间,文书的读法是先上下,后左右,所以,这种货币最初的名称应该是“开通元宝”。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将这种货币改名为“开元通宝”,开元、开元,开创新的纪元,借用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解释就是:“李世民要人民相信,以前的都不算,或都是坏的,只有这一朝代才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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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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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之初,旱灾、霜灾遍布全国,饿殍遍野,米价昂贵,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即位之初,霜早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至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得一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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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大唐帝国商旅遍布各地,天下已经没有盗贼,监狱基本是空的,牛马遍布山野,人们夜不闭户,一斗米才仅卖三四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不闭户,斗米三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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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年间,从吕后到文景二帝,汉帝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天下大治;隋文帝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真是神人,刚当上皇帝短短两年时间就缔造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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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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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关于贞观三年的这段历史记载,与《汉书》的“文景之治”非常类似,如果检测“抄袭”的软件能够意译,那么两段文字的雷同度肯定相当高。如果说史书对“文景之治”的记载确有溢美之词,那么,唐初“贞观之治”的记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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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终唐太宗一朝,所有官员的朝廷俸禄居然全部为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则天时代。任何时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些人居然连钱都没有,商品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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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贞观年间,物价记录根本不可信。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年间一斗米的价格平均在五钱左右,远低于五代萧齐大通缩时期——即使今天的转基因玉米也不会这么便宜。我们仍旧借用彭信威先生的解释:“唐初的米价记录,大概都是个别地区大丰收时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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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贞观年间,民户总数远低于隋朝。在中国古代,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的标志。民户数量多,证明人们有能力生儿育女并抚养儿女成人,也为帝国增加了剥削对象。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书》记载的民户数为八百万,贞观初年民户数仅为三百万,而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唐朝民户数不过也就三百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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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按贞观年间奏本,大唐帝国的天灾几乎连年不断。唐太宗即位后,黄河连续三年发大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鞠文泰朝见唐太宗,这样描写沿路的景象:洛阳之东,诸州郡俱为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行(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雀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肖条,进退艰阻)。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易十一州大水,庐、潦、巴、普、郴五州疾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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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按敕令记载,贞观鼎盛时期,堂堂大唐帝国居然有很多人“挥刀自宫”。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七月,唐太宗发布敕令,禁止国人自断手足。当时,自断手足的行为被称为“福手”、“福足”,因为,按照隋末旧制,肢体不全的人可以免服徭役,很多人想借老办法逃避徭役。唐太宗李世民用事实告诉大家“挥刀自宫,未必成功”——就是自断手足,也要继续服役(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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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传说中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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