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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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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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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义。“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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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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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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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突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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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都不过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唐六典》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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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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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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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他的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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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认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宝年间，玄宗一改汉族挨打受气的局面，不停对游牧民族用兵，为赢得胜利甚至更改了“边镇不久任”的规矩，这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为取悦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边镇将领往往是损失万人却只报一人，斩敌一人却报万人（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我者获一而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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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好色，《唐鉴》所谓“好色”，当指杨玉环。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即纳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妃，自此，三千宠爱在一身，也演绎了大唐帝国的一幕幕丑剧。据说，玄宗与贵妃每次进餐都有多达数千盘菜肴，一盘能值十数中等人家家产；杨贵妃去华清池洗浴，随从以金、玉、翡翠装饰座车，装饰品价值不下数十万钱，车上的黄金如此之重，以至于牛已经拉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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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所谓“好谀、好兵、好色”，都是好钱。“开元盛世”之所以被铭记史册，是因为这是一个“财富在民”的时代，所以，对玄宗来说，要安享晚年、要有钱享受、要有钱炫耀边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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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叫杨慎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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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矜，隋炀帝的三世嫡孙，家族累世为官。开元末年，杨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为朝廷验收各地上缴的税收。唐玄宗觉得，杨慎矜似乎在理财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自从此人开始为帝国掌管财富，玄宗的手头似乎宽裕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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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年间的赋税还是“租、庸”制。所谓“租”，就是要老百姓向朝廷纳粮；所谓“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缴纳一些锦帛。据说各道、府、县上缴的“租、庸”，杨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能大概估出粮食成色、锦帛是否有水渍伤破等。但凡敢以伪劣残次来充数的，杨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铸货币补足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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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年间，杨慎矜转任诸道铸钱使，管理天下铸钱炉。为满足当时玄宗日益浩繁的边用和宫廷用度，杨慎矜下令各道在铸币中掺入更多的铅，这样既可以增加官铸货币的数量，也可将多出来的铸币单独列出一部分作为皇帝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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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解释，杨慎矜正是因为这两项本领才深得玄宗的赏识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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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粮食是否陈腐，只要验货的人稍微用心，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当履行职责成为功绩，当最基本的道德成为美德，当所有人都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社会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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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铸货币掺铅这种行为，在铸币史上并不少见。何况，当时官私货币混杂，官铸货币所含铜材远高于私铸货币，杨慎矜铸币掺铅不但没有引发通胀，反而使得官铸货币更易流行——人们不再以官铸货币作为财富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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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杨慎矜的发迹却引发了李林甫的嫉恨。天宝朝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开元年间迥然相异，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自己经常贪污受贿，却自以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对玄宗经常指手画脚，所以，玄宗并不能为所欲为。张九龄罢相后，牛仙客为右相（在李林甫之下）。牛仙客虽然目不识丁，却至死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之职，始终掌握着帝国久历沙场的军队，总量在帝国总军力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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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仙客死后，相权再不可能对玄宗构成任何威胁，李林甫完全沦为唐玄宗的附庸。《唐鉴》上说“上之所好者，下之所兢也”，一旦玄宗“好谀、好兵、好色”，“荒念政事，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所谓宰辅之才的李林甫，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就不但要去适应皇帝，还必须消灭一切自己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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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面前，杨慎矜就是李林甫最大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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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李林甫密告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图谋恢复隋朝帝业（慎矜乃隋炀帝之玄孙也，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最后，杨慎矜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杨氏家族被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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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杨慎矜的人叫王鉷，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来的副相，他成为第二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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