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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 初掌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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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出生于英国阿马郡(County Armagh)的杰克逊,19岁时投身银行界。1864年,有着远大理想的杰克逊与呵加剌银行签下为期三年的协议,成为该行一员并前往香港。从此,杰克逊与东方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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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初,杰克逊转而加盟汇丰银行。几个月后,杰克逊得到提升,出任上海分行的会计师。1868年,在上海分行经理麦克莱恩的全力支持下,杰克逊主理当时由上海分行管理的汉口办事处的事务。之后,奉派于1870年出任日本横滨分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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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克逊到达横滨的时候,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前期,旧政权消失,新政权开始。也就在这时,日本制订了币制改革和设立银行的规划。1866年,日本共有5家外国银行,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申打剌银行、汇隆银行和汇丰银行。经过1866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申打剌银行和汇隆银行双双停业;有利银行也陷入困境;丽如银行在当年将银行的准备金丧失殆尽,业务陷入瘫痪状态;而当年在日本开业的汇丰银行则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吹袭,并在日后发展成为日本政府的银行及货币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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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生的深刻社会巨变,使年富力强的杰克逊有了用武之地。杰克逊凭借其杰出的才能脱颖而出。1872年,总行调派杰克逊去上海接替麦克莱恩的分行经理职务。上海分行经理是汇丰银行中仅次于香港分行经理的重要职位。但是,杰克逊认为,从汇丰银行的根本利益出发,自己留在日本对银行更有利,因此他毅然谢绝了总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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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初,汇丰银行大阪办事处成立,以配合从香港买进机器的造币厂开工后,与日商所进行的巨额金银交易。1866年5月正式开业的香港造币厂,由于香港殖民政府经营不善,于1868年倒闭,机器以6万港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日本新的造币厂于1871年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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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造币厂的开工以及汇丰银行与日本官商间关系的加深,使汇丰在日本获利丰厚,业务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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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杰克逊离开横滨分行,赴香港出任汇丰银行副总经理。正是凭借卓越的理财能力和精明的才干,当汇丰总经理格雷格于1876年辞职后,年仅36岁的杰克逊出任代理总经理。第二年,已为汇丰服务十年的杰克逊,正式出任总经理,开始将汇丰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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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远东金融市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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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杰克逊代理汇丰银行总经理的1876年,中英两国间的力量天平进一步向英国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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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就贸易与金融而言,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腹地金融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条约不仅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而且长江沿岸多处地方被迫允许可以停泊外轮、上下客商和起卸货物,并且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察看四川省英商事宜。这样,列强不仅直接打开了中国腹地的货物吞吐口岸,而且“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照”,从而给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欧亚电讯业的出现,更使远东贸易方式和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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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的开航,使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当年杰克逊从伦敦到达上海时,绕道好望角的旧航程需时约120天,而今通过苏伊士运河时间可缩短一半,最快甚至只需6星期。上海、伦敦之间电讯业的开通,迅速改变了中国与欧洲之间迟缓的通讯状况。原来伦敦、上海间信息的传递,通常需时6~8个星期,现在则朝发夕至。即使在英国本土的商人,也能够控制交易的局面,因为只要拍个电报,便能在6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的订货。这样,订货贸易代替了原先自存自销的贸易。必须等到货物起岸出卖后才能收到货款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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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式的改变,使贸易方面的金融周转也随之变化。由于航程缩短,汇票兑现的限期也要求随之缩短。原来6个月付现的期票,现在已不能适应新情况。4个月以内到期的汇票,逐渐成为外国银行外汇交易的主要对象。原来与丽如等老牌银行展开“期票战”、抵制缩短汇票期限的汇丰银行,也已迅速改变,跟上已经发展了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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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汇兑方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货价的清偿一般采取汇付方式,即由购货人直接汇款给发货人,而不是由发货人开汇票让购货人照票付款。在中国进口外国货方面,或者由在中国的外国商号开汇票给他们在英国的往来商号,或者是在中国购买汇票寄给英国的发货人;在英国进口中国货方面,清偿的程序也完全一样,只是将当事人调换了个位置。这种汇兑方式,发货人只能在航程终结、货物到岸出卖以后才能从购货人那里收到货款。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电报通讯的条件下,订货预售代替了存货待售,为订货而生产代替了为存货而生产。在订货销售的条件下,出口商人在发货的同时,即可向对方直接签发汇票,同时立即在本地的外汇市场中出卖,获得周转下一次贸易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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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式本身的变化和贸易方面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开始日渐深入地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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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外贸易的市场价格,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市场价格,基本上由中国方面的因素决定。在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距离遥远而运输及通信方式又比较原始的条件下,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特别是出口价格的季节变动,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随着航程的缩短和信息联系的便捷,影响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因素,逐渐由中方转向对方。在商人只需拍个电报便能在几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任何订货的条件下,伦敦商人很容易增加或减少实际握有的存货量。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从此不再由中国方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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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人对中国出口市场价格的直接控制,在中国生丝、茶叶两项出口大宗货物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19世纪70年代,中国生丝、茶叶的出口价格大幅下降。从1877年开始,中国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逆差状态,顺差岁月已经成为过去。1880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更是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两银子的巨额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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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局面的恶化,贸易逆差的长期延续和扩大,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形成了比较经常的拆放关系,拆息逐渐成为上海金融行市的普遍现象,而它从一开始即掌握在外国银行的手中,中国钱庄受外国银行的控制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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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变得更有利于汇丰在中国发展的情势下,杰克逊展开了一系列的经营和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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