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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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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6 集中营与大班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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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后不久，日本当局命令对汇丰银行展开清理，并勒令其职员协助。接收清理的是横滨正金银行，他们要求汇丰职员交出全部账目清单。祁礼宾和较高级的职员被日本方面安排在一家名为“升华旅馆”的客栈里。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1943年。在他们住在这家旅馆的18个月中，其余职员则被关在5英里外港岛南面的赤柱集中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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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开始后，日本人在汇丰银行金库中发现一批约值1.19亿港元尚未发行的钞票。祁礼宾等被胁迫在这些未经签字的钞票上签字画押。一个多亿港元的钞票一经签字，日本人立即将它们发行。这批“迫签纸币”后来成为汇丰银行战后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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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礼宾和他的高级助手们被迫帮助日本人一道清理有关的银行事务。然而，他们并不都甘于忍受，两名高级职员芬尼克和莫里逊，便在1942年10月中旬设法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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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逊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历险记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出逃的经过：1942年10月18日晚6点半，他们设法避开警卫，走出升华旅馆，乘电车到达北角。在那里，一艘正在等候的船带他们到达对岸的九龙，在一个罗姓中国军人的引导下，启程前往蒋介石政府所辖地区。在中国游击队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日占区，直至进入桂林。在那里，他们收到了已获悉他们出逃消息的摩尔斯的贺电。之后，他们从桂林飞往重庆，再从那里飞越驼峰到达印度。4个月后，即1943年2月18日，摩尔斯写信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和莫里逊到达伦敦，并已告诉他有关被拘留的香港职工的一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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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华旅馆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们还设法弄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因为大部分职员及其家属被拘留在赤柱集中营内，无法与外界接触。这笔钱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补充生活必需品。时任汇丰香港出纳主任的爱德华（S.W.P.Perry-Aldworth）后来回忆说：“一部分相当可观的钱是从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那里募来的。我相信总数约有港币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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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偷偷把钱送进赤柱集中营是一个问题，因为要送达的东西必须向日本人申报。不过，他们总会想到办法。就这样，祁礼宾和他的助手们时时接济被关押在赤柱集中营内的汇丰职员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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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1943年2月，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当祁礼宾得知日本人已就他们如何弄到这笔钱正对汇丰职员塔尔博特医生展开侦询时，作为一行之长，他想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找外事部的头目小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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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在另一职员史去非（E.P.Streatfield）的陪同下，祁礼宾见到了小田。他对小田说，一些中国的同情者和几个美国人给了他这笔钱，于是他请塔尔博特医生去将钱分给汇丰银行的被拘留者。史去非事后写道：小田在训了我们一顿之后说，这是一个严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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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祁礼宾和史去非被带到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直至3月24日。之后，他们被关进牢房。20天后，被拉到与赤柱集中营邻近的赤柱监狱，等候审判。史去非写道：1943年6月30日，我们“（早晨）八时从囚监中提出，给吃了一碗米饭，用手铐铐在一起，由日本和印度卫兵押送，用一辆装盖小卡车载到香港的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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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下来了，他们被判处3个月徒刑，并被派去做花匠。从来没有干过粗活、过着如此食不果腹的生活，更不用说心灵所遭受的折磨，62岁的祁礼宾终于支撑不住，于8月21日因病去世。一年后，汇丰银行候任继位人、在狱中的汇丰银行第二把手艾文逊也因营养不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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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7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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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终将胜利。在香港沦陷半年后，即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美军重创；1943年年中，被吹嘘为不可战胜的驻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也被悉数歼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象已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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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中国主战场上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下，残暴的日军锐气尽失，等待他们的是失败和被历史审判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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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他与汇丰银行的政治顾问、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财务顾问卡瑟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还在1942年5月，卡瑟斯就在一封给摩尔斯的信中写道：“应该作出计划，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业。看来汇丰银行未来的责任将大大地落在你的肩上。很多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用处，年老的则不想再干了。所以，即使在战后，很可能管理的责任仍将落在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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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摩尔斯已经作出在重庆开设分行的决定，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由葛雷接替。一年后的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其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他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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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行的业务虽然无甚可称道之处，但它对汇丰银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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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8日，摩尔斯在伦敦召开的全体股东年会上，作了汇丰银行在战争时期有关情况的回顾性报告。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19名英国职员丧生，25名落入敌手，137名在皇家军队服役。银行盈利21.6万英镑，虽然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也还差强人意。摩尔斯说：“我的首要责任是把我们控制下的流动资产保持无缺，它的数字是颇为庞大的。”此外，“把我们的机构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一旦情况允许在远东恢复贸易时，我们将处于尽快可以复业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把全部盈利转到准备金中去，不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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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1942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芬尼克到达香港。16日，他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葡萄牙籍职员101人，战争期间大多留住澳门，像188个中国籍职员一样，立刻回来工作。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一切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档案账目实际上是完整的，大厦建筑丝毫无损，职工们为了使办公室能够重新使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事情整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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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克接着说，他将向被军方抓起来的日本清理官中的两人调查有关受胁迫而发行的钞票一事。“情况处处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我们在国内听到的那种关于遭到破坏的传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