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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格局：资产证券化的突破与创新 20世纪60年代麦金农（R.J.Mckinnon）和肖（E.S.Show）关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引领了之后70～80年代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拉美及亚洲国家在20世纪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资金账户开放先于国内金融机构现代化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实践证明金融自由化次序至关重要。时至今日，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揭示的关于利率市场化、本国货币国际化、资本自由流动、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现代化等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已经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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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金融自由化理论与实践交织。70年代金融自由化有激进式、渐进式之分，推出时机有需求尾随型和供给引导型之分。从逻辑上看，大国金融自由化的合理时间节点安排如下：（1）利率市场化完成，（2）金融机构、市场现代化完成，（3）资本自由流动，（4）本国货币国际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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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转型和升级的任务繁重，改革进展到当下，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势在必行。我国的金融改革与金融自由化几乎同义。金融自由化、现代化意味着资金利率、货币汇率主要由市场真实供需决定，而非政府直接管制或控制。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向包括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金融机构的现代化、金融监管的现代化。我国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自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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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格局：资产证券化的突破与创新 第一节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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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金融改革的排头兵。过去我国采取的发展政策是压制资金利率，居民部门补贴生产部门，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发展初期的好处显而易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出口-投资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后危机时代，我国必须走内需拉动型增长道路，这就要求金融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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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利率市场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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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利率市场化，不论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还是以韩国、泰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或者是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都集中在20世纪70～80年代。主要原因如下：70年代，两次石油冲击带来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各国经济普遍出现“滞涨”局面，在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创新作用下，金融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的银行等存款性机构普遍出现“脱媒”现象，而对于智利等拉美国家而言，高通货膨胀则导致了储蓄率下降和存款大量外流，国内资金稀缺制约了经济发展。此外，“滞涨”现象使得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人们普遍质疑，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广泛影响各国的金融实践，麦金农和肖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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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利率市场化主要有两条途径，即渐进式和激进式。欧、美、日等国家普遍采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70年开始酝酿，直至1986年完成，历经16年，如果以“Q条例”完全废除为标志，则要持续到2011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实施；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17年，直至今天，日本的利率仍然没有彻底地市场化；德国的利率市场化可分为形式的市场化和实质的市场化两个阶段，历时11年；英国和法国也分别经历了10年和20年左右。激进式的典型代表为阿根廷一波三折的改革和智利的超级货币主义实验，这种激进式的改革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经济状况大幅波动，通货膨胀高企，又表现在改革步伐过大，甚至是利率市场化与金融混业经营、银行私有化、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等其他金融自由化改革同时推进，激进式改革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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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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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按照如下思路进行：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央行在《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此外，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及公开市场操作等主要中央银行间接调控工具的建设，金融市场结构的改革与完善，金融机构竞争机制和监管机制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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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思路的指引下，我国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先是于2004年实现了“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后于2013年7月19日放开了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同时，央行不断完善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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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开端，那么我国利率市场化起于1996年6月，事实上，我国在80年代就开始了逐步放开贷款利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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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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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主要包括贷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和外币存款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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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贷款利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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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务院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维持管制利率，从而不触动实体经济部门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边际上的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金融抑制、产业先行思维影响下，改革有一定程度倒退，1996年5月，为减轻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由20%缩小到10%，浮动范围仅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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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环境下，管制利率弊端日益显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相关人员曾建议将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照信用等级制定。最终结果是自1998年10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10%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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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再度扩大，县以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30%，但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仍为10%，国务院确定的512家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不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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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金融市场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为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提供了初步基准，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中小企业贷款浮动利率的顺利实施也弱化了相关部门的顾虑，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外部条件进一步完善。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2003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扩大到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确定，而是根据企业的信誉、风险等因素确定合理的贷款利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下限，保持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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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下限仍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不变。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