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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就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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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冲击，首先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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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但是今年的民工返乡潮已经开始提前上演。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自然不是为了迎接春节，而是因为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机会，经济放缓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冲击，首先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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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还没有返乡民工的具体人数统计，但是可以做一个大致推算，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假如其中有1％的农民工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失业，失业人数为226万人；假如有5％的农民工受冲击，意味着1100多万人失业，这个数字和我国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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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观念，失业的农民工返乡后，还可以重新务农，不至于沦为失业人口。但是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这可能使部分返乡农民面临无地可种的尴尬。返乡农民即使重新回到土地上，其收入也会远远低于其在城市的打工收入，显然不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也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相冲突。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来看，正常的增长路径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而农民工的返乡无疑是一种倒退，既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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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民工，大学生的就业也面临寒潮，200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为559万人，为历年之最。2001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维持在70％左右，如果以这个比例计算，意味着今年约有168万大学生面临失业。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创下历史纪录，而就业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就业率应该还达不到往年70％的水平。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大学生们的就业形势将更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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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众多的工作岗位，2002至2006年，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900万左右，2007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上升到最高的12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保持在4％～4.3％，应该说过去几年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和中国经济10％的增长率相比，我国的就业增速远远落后于GDP增长，一旦GDP增速放缓，就业的问题很快就浮出水面。我国如果要保证每年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GDP应该至少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而我国的GDP增速已经连续5个季度下滑，第三季度下滑到9％的水平，如果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继续保持这种下滑态势，就业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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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8％，在全球范围内也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高增长竟然要为就业担忧，这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中国经济的不足所在。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以大规模的投资拉动，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弱。按照奥肯法则，一个国家的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成反比，但奥肯法则在我国并不适用。从就业弹性（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呈现一定比例的正向增长）来看，从1980至1990年，我国的GDP保持9.5％的增长，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4.3％，就业弹性为0.453。1991至2000年，我国GDP保持10％的增长，就业弹性下降至0.11，而从2001年至今，就业弹性更是下降到不足0.1。最近10多年的就业弹性为何会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之初？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的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就业。而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乡镇企业逐步萎缩，加之国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弹性也就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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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和小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远远大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已经被很多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所证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落后，还不能吸纳足够的就业，同时中小企业受危机冲击严重，这就使得眼前的就业形势格外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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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外市场的影响，我国出口型的玩具、服装等企业所受冲击最大，尤其是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企业，在外需放缓和成本压力的双重冲击下纷纷倒闭，导致了大量农民工的失业。是否应该拯救小企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这些企业很多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在国际化分工中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一定程度上属落后产业，但同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又创造了大量就业，不能任其倒闭。对于政府而言，应该为这些小企业转型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使他们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附加值的顶端转移，也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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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被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经济的又一大创举。乡镇企业当时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解决了很大部分的就业，只不过后来大部分乡镇企业染上了国企病，在过去10年内慢慢萎缩。在今天农民工返乡大潮的背景下，或许可以重新考虑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一方面可以就近解决返乡农民的就业，一方面也和启动农村消费相契合。2007年，我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为l.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这说明尽管乡镇企业没有改革开放之初引人瞩目，但至少在创造就业上，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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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条路径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而且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标志。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这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大多在70％以上，我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服务业比重一直偏低，2006年仅为32.2％，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平均比重也在4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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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服务业之所以长时间内裹足不前，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原因：一是我国重工抑商的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工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正道，而服务业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二是政府对部分服务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对民间资本的进入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比如金融行业等，妨碍了很多重要服务行业的发展；第三，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前者的产品多为“无形”，后者的产品多为“有形”，而无形的产品更需要制度保障，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发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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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大致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服务企业，后者主要服务消费者。一个国家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能够极大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对于过去赚取廉价加工费的中国工厂，服务业的发达也能向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上扩展。香港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曾经提出一个“软三元”的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售价为4元，其中只有1元属于制造环节，其余3元属于物流、仓储等供应链环节。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供应链上的“软三元”，而不是制造环节的“硬一元”。“软三元”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企业过去赚取的利润大多数属于“硬一元”，而不是“软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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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局面也是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所以，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现实选择是以廉价的“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而不是向世界提供“中国服务”。印度是另一种模式，他们以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得益于印度英语水平的普及，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转移至印度。假如你拨打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的服务电话，电话那端的服务人员很有可能在印度为你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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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和印度的模式并没有简单的孰优孰劣之分，人们普遍认为服务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印度的服务业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无法从事印度的服务业，比如在一个国际化大公司的呼叫中心工作。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但是能够分享成果的只是少部分人群，中国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赚取的利润虽然不甚丰厚，但是大多数底层人群都可以分享成果。在过去几年内，印度也开始明显加强发展制造业，塔塔集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对中国而言，将来即使希望加快发展服务业，也需要比较精致的设计，才能达到GDP和就业的双重增长，而不是随便向某一个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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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就业的压力之下，必然会触及另外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在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很多人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个税起征点等等，通过提高居民的实际工资水平提升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对于决策者而言，更多的就业还是更高的工资？在此非常时期，恐怕还是前者的分量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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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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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中产阶层的自救与他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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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产阶层的崛起，缓冲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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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层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脱离了为基本生计而努力的阶段，有一份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拥有房子、汽车、股票、基金等一些动产和不动产。和大多数处在底层的人群比，中产阶层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但远远没达到可以随意满足消费欲望的阶段，他们以财务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工资收入很难实现理想，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有了投资理财的意识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现在恐慌地发现，自己不仅离财务自由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正在一步步从中产阶层的位置滑向底层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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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始于股市的暴跌，从6100点到1700点，超过70％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已经灰飞烟灭。随后是楼市下滑，尤其是一些在过去两年内以高价买房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如果持续下跌，银行的房贷将会超过房屋的市价，自己有可能沦为负资产。而最新的恐惧来自经济形势恶化，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公司的减薪甚至裁员，更让一些人开始为未来生计担忧。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话说，这是一个M型社会，处在两端的极贫和极富人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中间层开始往下沉沦，变成一个M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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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无数成就，其中尤以两个事件引人瞩目：一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1978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4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二是中产阶层的兴起，而这一轮中产阶层的财富缩水，其实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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