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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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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输掉了战争，迎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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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着大清严厉的管制，对东印度公司来说，18世纪到19世纪初年仍可算得上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交易的大赢家，英国也受益匪浅，其他欧洲国家及美、日均分享到利益。只想着极力维护自己国内市场的大清，从国家到百姓却均是输家。大清盛世的稳定是一重烟雾，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的经济权力已经完成重新分割，与西方发展拉开新的距离，把更大的风险推给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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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末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了。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发布禁止鸦片入口的圣旨，到1839年，朝廷至少发出了46道禁令，明示进口鸦片为非法贸易。明知鸦片的危害，还大规模种植罂粟花，而且不顾朝廷圣旨向中国倾销，英印公司此时利欲熏心，无法无天，它的恶行，永远刻在现代发展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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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义，道光、咸丰父子带领着大清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战，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却是中国人满盘皆输。东方人道德上的正义，不可能改变西方贸易的游戏规则，战胜不了人类本能的欲望，也阻挡不了世界进化的步伐。鸦片虽然被烧了两万多箱，但割地赔款、战争伤亡、毒品进口禁令解除被迫合法化，这一切使中国人伤心透顶，一个世纪后都没缓过劲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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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以鸦片之名垂史，但它涉及的议题却远非一剂麻药所能概括。现在我们围绕白银和金融，看看中英冲突是怎样酝酿激化的。这里有三个层次：对大清和英国政府，白银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冲突的加温，离不开伦敦的金融城扇风和威斯敏斯特的点火；西方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中国市场，其中包括了金融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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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酝酿，首先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惹的祸。18世纪末年，白银的价格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英印公司对英国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伦敦城的银行票据进行结算，而不是将白银货币在海上运来运去。1770年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后，东西方的银行汇兑结算服务连成一体，支付工具灵活多样，贸易成本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伦敦城的富豪有了新的渠道，可以通过投资英印银行的股票和从事贸易汇兑，分享帝国在东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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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金融深化不适用于对大清的贸易：广东的十三行不接受伦敦开出的任何汇票，而且朝廷的圣旨明令，行官们不得和洋行发生任何借贷往来。将近百年下来，中国人眼睛里的货币，还是只有银子。但是，你不变，不意味着世界不变。拉美的白银产量在波动，日本的白银进口时上时下，世界贸易也有景气周期。这一切反映到嘉庆、道光年间，就是银价兑铜价没个准儿，税收时节银价上涨，不时引起抗租抗暴，让京城户部的老爷们总是提心吊胆，抓耳挠腮。台湾有一位教授林满红，在哈佛的东亚中心专门研究了这一段“白银紧缩”的历史，回放了紫禁城里当年的朝廷命官就用银用铜、稳定对价进行的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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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银子都去哪儿了，朝廷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东南沿海就留了一道小门，白银流出国门，只有这么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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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计鸦片进口，大清一直是个净出口国家。例如1785~1794年的10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入金银的价值约达300万英镑。但是在1820年以后，鸦片的进口突然猛增，银子也就像当年哗哗流入一样又哗哗流出。道光帝不是又下了几道严厉的圣旨禁烟吗？英国议会档案里不是也有不少决议，证明它曾经坚决阻止英印公司从事鸦片贸易吗？为什么正是在此一时段，鸦片交易如此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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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里真的是藏了许多偶然性，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其实是这些偶然累积的总爆发。鸦片贸易猖狂的偶然性就在于：1813年，英国议会决定终止英印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1814年，英国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我们就会发现在印度洋与南海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训练有素的水手，那是英国皇家海军遣散的无仗可打的水兵。他们来到亚洲寻找生计，正好被东印度公司看上，可以为本公司种植的鸦片做二道贩子，让英国政府和大清朝廷都抓不住自己的把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都是靠着鸦片发的家，亦可谓识时务的“俊杰”。这些小公司本身并没有钱为预售的鸦片垫款，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的银行就给它们贷款或赊账，而伦敦金融城里的大亨，通过一道道的信用就成了最后的大债主。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销烟，火星一溅，就像通电一样传导到英伦，心疼的不仅是英国驻广东的贸易总督义律先生和鸦片贩子，它还刺痛了大英帝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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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毒害中国人的一张版画，登在《伦敦画报新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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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东印度公司出口英国市场的广彩大碗，碗内绘制了公司商船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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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也踩中了大清内部腐败的那只脚，特别是存在垫款拖欠关系的那帮既得利益者。衙门官员多年来“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鸦片战争之前，这一切糊涂账都在鸦片巨额利润的遮掩下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缕青烟中，烧掉了后来的200多万两白银赔款，谁在吐血谁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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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英国出版的贸易指南，详列了东印度公司及为它服务的海运银行保险和股票交易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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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人进行鸦片贸易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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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则徐和总督义律僵持的一年多时间里，最不希望中英两国开仗的是英国生产商，因为他们怕战火持续，影响了下一季交易。1840年，欧洲在全世界的市场争夺战进入新高潮，在埃及、印度、日本、泰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地区，贸易冲突烽烟四起。生产商希望息事宁人，中国人销烟之后消了气。但是，英国的海战军事优势所向无敌，它热切盼望在远东开仗。帝国的绅士们觊觎的可不是一季交易，他们的胃口是让东方帝国的大门敞开，并且永远再不能关上。那一年的4月7日，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开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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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决议遭遇了单薄但尖利的反对声，然而开战的理由是“正义”和“神圣”的：那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具体地说，是维多利亚女王臣民的尊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70年表达了他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感受，说清官处死“藩鬼”时，不分青红皂白，践踏了西方人珍视的人权。商业大班们认为，总督义律和打到北京的英法联军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分担同胞的风险。还有，英使两次觐见大清皇帝时要求九叩大礼，国书文件上必加“禀”字以示卑微顺服。这些旧事，在议会辩论开战时都被翻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中国人不懂得任何国际法律，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不允许互利的商贸往来，这一切中的任何一项，足够证明他们尚未开化，缺少理性文明。在未来的20年里，如此这般的理由被多次引用，在西方世界为两次鸦片战争赢得了一片“正义”的掌声。不幸的是，一场打到别人家里的野蛮战争，实在不能承载尊严、法治、平等、互利这些启蒙概念。英国人、法国人为自己争到了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利益，而给中国留下的却是屈辱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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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学者的分析发现了更为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为什么鸦片19世纪初涌入中国，而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出口却大幅下降（其实此时中国进出口没有任何可靠记录）。有观点认为，1808年以后，一批南美产银国和西班牙闹独立，导致全球银币供给下降，西方已买不起来自中国的高档消费品，鸦片不期然成了支付最佳替代品。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南美这些国家实现了独立，恢复了白银产量，中国又出现了银钱充裕的好时光。这就像“蝴蝶效应”，南美蝴蝶翅膀扇起的一点风传递到亚洲带来的却是飓风。战争的爆发被解读为白银时代擦枪走火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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