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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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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先生，我是来收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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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府的收支，肯定不能忘掉税收，这才是政府收入的大头。没有国民债务与政府信用，政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没有税收，它可是一天也过不下去。政府伸手借钱之日，总是财政最困难之时，也是它最需要税收创新的时候。在这方面，皮特首相和咸丰皇帝的记录中，均有开山之作：前者首先推出了举世效仿的个人所得税，后者搞了个令中西商人百年不爽的“厘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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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西方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当口，英国的财政大臣阿利斯蒂宣布：提高英国个人累进税最高税率至50%。这意味着部分英国人当年接近一半的收入要交给政府。此消息宣布后，伦敦证交所的富时指数应声掉了一个百分点，当天英镑对美元也跌了一个百分点。此时个人所得税在英国政府的税收占比已达1/4强，是最大的单一税项, 而纳税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超过了2 500万。它的调整，影响的不仅是个人可支配收入，而且是个人不可支配的心情——尤其是对高收入的金融从业人群来说。金融市场当然对此反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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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也是在现代世界，首推个人所得税的政府就是皮特任首相和掌玺大臣的内阁。1798年，也就是他宣布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纸币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另一件新鲜事：税务员开始挨家挨户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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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令英国政府头痛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钱”。相比于控制着议会的土地贵族来说，内阁总是摆脱不了弱势政府的无奈。征税就是让贵族为政府埋单，谁说了算，当然一目了然。在个人所得税出现之前，英国的税收体系就已经很复杂了。除了土地税入，英国已有交易税、烟税、酒税、印花税，还有一种“窗户税”，就是对城市里的房产收税。所以有些英国的老房子，可以看出来有窗框但用砖堵上了，就是当年为了合理避免窗户税的遗迹。过去交税的主力是拥有地产房产的贵族，税收的基础是资产，是财富。后来出现了与交易相关的税种，那些得益于城市化、工业化、自由贸易并受皇家海军保护的商人，理应支付相应的成本。再想要扩大应税人口与税基，政府需要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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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税务员的到来，这位先生眼中流露出的是诧异与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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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破仑把这个借口送到了政府的门外，那就是英国人的“保家卫国”。当年的英国政府，和当代的各国政府不同，它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也不做投资，更不直接拥有企业，所以即便有借口，它来钱的渠道并无太多选择。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皮特首相已经把英格兰银行的钱箱子搜刮了一遍，搞到了一大笔钱。但向银行借款是要还的，否则失了信誉，便会自断未来财路。更为顺手的工具还有一个，那就是有来无往的税收。又瘦又高的皮特首相把眼光聚焦在了这位身材发福、喝着法国甜酒的胖子身上。爱国主义最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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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胖子名叫John Bull（约翰牛），是英式幽默造型，代表当年有钱但没什么主见的普通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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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插着三色旗的法国军舰开过来了吗？每个人当年的收入必须按比例交出来，这是公民光荣的义务与责任。皮特首相和他们说英国人在与法国人打仗，“约翰牛”爱国王爱国家的热情就被点燃，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钱倒入政府的钱袋子里。政府定义了一个很宽的应税范围，包括房产、地产、农业、年金、工资、养老金、个体经营者等等收入，期盼个税推出的第一年就能征到1 000万英镑，补给政府的战争经费。但是实际上，符合所得税交税义务的人数还不及总人口的5%，总共不超过30万人。主要成分是城市中的商人阶层、实业家和农村收入每年超过200英镑的种植商。最后，皮特首相在第一年从他们那里只拿到了600万英镑。如果考虑到英行在1793~1797年四年借给政府的钱也不过1 000万英镑，皮特首相还是应当乐翻，而且这是笔不用归还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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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要这些烂纸币，千万不要给他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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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特首相的金融财政政策，议会里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他们在力图阻止“约翰牛”和政府做交易，不论是接受纸币、购买政府债券还是交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真是招人怨恨，所以1801年皮特败选，所得税马上暂停征收两年。1816年，拿破仑战争刚结束，所得税又被束之高阁，直到1941年，另一位大政治家皮尔首相才把它改头换面请了回来。在整个19世纪，所得税就像运动场上的皮球，被英国的政治家们踢来踢去，但最终政府决定，再也不会放弃这样一大笔收入。历史学者威廉·勃温做了一个数字比较，1805年英国的所得税只有1 000万英镑，而当时的贸易税已达到5 000万英镑。到了1878年，所得税的增长突飞猛进，达到7 700万英镑，已经超越了贸易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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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钱，会对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带来致命的威胁。历史上的许多激变都和财政相关。英国的查理一世为征税权掉了脑袋，法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但他的孙子路易十六却找不到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最后连“朕”的性命与国家都丢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与英国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有关，而许多叱咤风云的帝国，包括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财政出现危机，战争与崩溃就随之而来。因此，尽管对征收所得税的批评不断，但皮特首相和皮尔首相都因金融方面的天赋获得认同，他们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国内资源，保卫了一个唱着“天佑我王”的立宪帝国的荣誉。如同蒸汽机带给机器以动力，纸币、发债、征收个人所得税, 使19世纪的英国政府财力飙升，得以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登上世界霸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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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由于缺钱带来皇朝的颠覆，大清末年也一直在打税收的主意。汉学家史景迁断言，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就是在嘉道两朝，“中国已无力解决紧张的财政与行政问题”。但是在咸丰年间，对外五口开放以后，忽然柳暗花明，出现了两个税收来源，对大清可谓是雪中送炭，作用不亚于皮特首相引入的所得税。它们是两个交易流转税：一个是后来由英国人主导管理的海关关税，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另一个就是1853年引入的厘金，专门针对在国内的商贸流通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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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厘金税的借口也可以说是“爱国”，即“爱大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解决朝廷与太平天国战争的财源。虽然税是朝廷批准收的，但钱可没有流到京城。第一个征收厘金的省份是江苏，那里是和太平天国对阵的前线。第二个开征地就是湖南，为的是支持曾国藩的湘军团练。这个税开始的时候收得很低，只有1%，所以叫“厘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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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税收有盐铁税、土地税，但都没有像厘金税在大清的财政史上赫赫有名。这其中缘由，一是中国人恨它。因为地方官府可以借它的名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说，名为1%的税率最高可以收到20%的水平。不但朝廷不知到底收了多少，地方政府也不清楚，一大部分厘税银子从来没有进过官库。二是外国人更恨它。西方人认为他们已经交过了关税，就不应当再交国内的流通税。而且关关有卡，水陆皆收，官府拿走了外方应得的利润，完全不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就如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对待所得税的态度，太平天国1864年一垮台，朝廷上上下下都呼吁取缔这样一项恶税，但是它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引入容易取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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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历史著作中对厘金的评论很多，而且说得颇有道理。其中一个观点是：“厘金以及地方收费实际上在地方官员的掌控之中，他们经常有实力抗拒执行户部关于集中税收的指令，因为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关心地方财政的真实境况。”换句话说，北京的朝廷不会为地方支出拨款，各省的安全防卫全靠地方武装。往好处说，厘金就是地方的金库，往坏处想，地方官发财靠的就是这个来路。关于税收所属和管理的纷争，削弱了北京的财政权威，最终也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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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世纪的皇家财政局与皇家卫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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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咸丰朝廷和皮特内阁一样，都应当赢得历史的掌声。咸丰皇帝是被动的，不明智地推动了一次货币与税收的联动改革，影响了国家和社会进化的历程。但是和在金融领域无所作为的权力客相比，这一朝君臣应当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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