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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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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民间金融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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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民间的货币与借贷，它在大清遇到了怎样的客户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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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末年到20世纪初年，革命性的金融变化乏善可陈，但是民间金融却曾出现过繁荣的小高潮，也产生了新的信用组织。由于缺乏金融立法这个观念，所以金融从业者享受的是分散与自治的自由。他们面对的问题，一是货币各自为政引起的麻烦，二是传统客户带来的局限。民间金融因为传统货币制度的不足而创新，但始终没有逃脱在传统客户中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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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首先来自五花八门的货币的使用。今天的旅游者走遍全世界，只要兜里揣上一张卡，就可以随心由性地消费。不论买卖多大，支付就是数字在账户间搬家。同为支付这件事，两个世纪之前，却难坏了大清的买卖人。为上街买点东西，你可能在袖子里揣着银锭、银块或碎银子；如果是个穷人，你可能肩上背着几串铜钱或手握几个大钱；如果你刚好赶上咸丰朝，你可能带着天天在贬值的大清宝钞急着寻找卖家；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买办，经手的钱币可能就是从国外流入的各式洋钱。为了缴税，农工商都必须按朝廷规定把其他钱币兑换成银子。如果业务从异地来，还要冒着银票不予兑现的风险……当年有个老外在南京做了个调研，把几斤重的串钱数了数，一串有大钱95个，一串有98个，其中有几个是假冒的，一碰就会碎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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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后，为国内的交易商提供了异地汇兑的便利，但是当时的流通支付工具更为复杂化。它们为商家出具的票据，实际上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具有相同功能，但名目繁多，品相各异，有钱票、银票、私票、花票、兑票、会票、庄票等等，难以穷尽。对今天的钱票收藏家来说，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品类。不过当年这些票据的价值与鉴定，可能比今日的收藏辨伪难度更大。更何况，中国并没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的特许机构，可以为钱票提供背书或贴现。洋人说，大清的货币制度，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考验人类智慧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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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笼铺办货的清官手中握着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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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帽子的伙计手中拿着几块碎银子或是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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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不同的支付工具在使用，应时产生了一个金融机构，叫“银局”，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机构。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街头就频繁出现“银局”的招牌，直接被英国人译作“bank”（银行）。它们收回银子，去当地造币局铸成有一定成色的银块、银锭，再投入流通，也会在银、钱之间进行兑换。到了清末，这些银局又改成“钱铺”“钱店”，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专业一点的机构叫“钱庄”“票号”。它们始终有一个功能，就是统一铸造用于流通的各类金属货币，送公估局鉴定，相互兑换，提供“认账”权威。据钱币收藏资料上讲，当时的鉴定有“软戳”即盖印与“硬戳”即敲凹的差别。那些用“硬戳”鉴定过的银圆，表面会被敲得坑坑洼洼，惨不忍睹。但是在各自为政的金属货币制度下，这是一种必需的防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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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频繁出现的“银局”，直接被英国人叫作“bank”。它们坐落在老北京街头，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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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银这件事，肯定是大有讲究的。从明代开始，各地方就遍设铸币局，清代的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明代，但没有能力为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制定严格的规范。乾隆时期各地铸币局的名单可以列出半页纸，流通中的银子成色与重量不一而足。为了不让这些劣质的银子流入皇家的库房，康熙年间开始以“库平银”为标准，也就是一两库平银等于37.301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官署衙门摆满一桌子的银锭，应当就是这样成色的50两银。1860年以后，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记账又推出了自己所用的“关平银”，相当于37.7495克，以保证各地所收关税的价值统一，信誉可靠，形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银本位”。其他的各种标准，如上海南市的“海商银”、北京的“京平银”，也都兼而用之，各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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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白银的成色与价值，一直以来有多个体系来决定：一是朝廷，二是民间，到了晚清，加上第三个，即海关。工商客户的一大需求，就是依赖民间银号等金融机构维持金属货币的供给和信誉。不过，实在的白银流通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些机构的软硬戳子，而是全球白银的生产与它在大清海关的流动。银子多了，民间银两就可能足赤，但物价可能上涨；银子少了，银圆都会缺斤短两，交易会发生紧缩，税收也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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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银子这一种货币就够令人头疼的了，那还只是与朝廷、海关和上层社会相关。中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银本位，而是一个复本位或多本位的国家，下层老百姓的生活，除了交税，平时生活中用不起银子，只靠铜钱和各种材质混杂的制钱。跟着银价波动的，不仅有商品价格，还连带着铜钱制钱的兑换率。民间兑换机构钱店或钱摊，虽不算是真正的金融机构，但做的是货币生意，赚的是兑换的零头。每当铜价贬值、劣币充斥，老百姓要用更多的制钱兑换白银交税，社会底层的动乱也就不远了。1793年广泛蔓延于西南东南的白莲教、1850年揭竿而起的太平军，都对加剧钱粮税收的矛盾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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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一直也想对货币的混乱拿出一个办法。民间议论最具有影响力的来自经世学者魏源。他主张扩大并完善国内银矿开采，限制鸦片进口防止白银外流，在中国建立银本位，减少其他材质货币的流通。同时他建议把财政管理制度化，少搞由皇帝决定的税收减免。魏源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林则徐，也受到晚清的高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的赏识。对财政金融问题发表过见解的智者还包括王韬、冯桂芬、郑观应，后来又有改革派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尽管人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直到大清倒台，世界已经进入金本位的纸币流通时代，中国始终在白银本位问题上打转，根本没有理论与能力整合不同的货币，建立流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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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年西方人草画的乾隆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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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学者认为，大清经济在康雍乾三代和平发展了一个世纪，19世纪规模成倍增加，商品交易深入城乡，货币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话恐怕有一定道理。生活在任何特定时代的人，都会对自己那个时代的问题特别敏感，叫唤得很厉害。但是从“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1850~1895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满足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地区经济特点不同，货币供应的分散化与各自为政，正是顺其自然。随着经济的跨地区发展，才会出现对一体化货币流通的要求。从乾隆朝后期起，一种传统的信用机构有了新的发展，从一个方面满足了这种要求，那就是票号和钱庄。它们没有能够统一币种，但提供了个人与商家跨地汇兑、存储、借贷与支付的金融服务，减少了货币兑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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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当铺与金铺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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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出品的许多电视剧和小说已经活灵活现地再现了票号与钱庄的客户情况。这些客户大体上他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人，如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所提到的，有个姓马的大款，从未听到过有跨境提兑一事，怀揣着银锭从外地到了京城。经人一点拨，后来成了票号的理想客户。清末上京赶考的秀才、外出云游的富绅、躲避战乱的土豪，都属于这一类客户，用点小成本，买个便利与安全。第二类人是使用票号钱庄的主力，即从事长途贩运的商家。山西人雷履泰在天津做生意，从四川进货，需要货物保镖和钱财保险，遂萌生了创新念头，开办了日升昌。钱庄跨境服务没有像票号一样，覆盖了半个中国，它们大都与江南周边商人到上海开煤铺、米铺、杂货铺相关，先做银钱铜钱兑换，再做银圆银两兑换，最后加上银票划转。第三类客户主要来往于票号，就是头上顶着官帽的人物，他们为官府筹措军饷、丁粮、俸给奔忙，有时也要帮助官吏调运私囊。有了专业可靠的地方存兑，省去了官府转运银子的许多艰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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