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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49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3]
1703490850 图说金融史 梁财长的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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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52 1912年11月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14年的北京城。此时大清和皇上已成为明日黄花,等待他的是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和望其出山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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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54 当年的梁启超不到40岁。在外人眼中,站在从神户驶向祖国的海轮上的他,可能是位踌躇满志、激情满怀的政治家。但是在给长女令娴的信中,又可分明看出他内心对前途的不安:“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唯觉日长如年。”回京不到月余,他就发出“居此五浊之世,吾实厌此社会”、欲“谢绝一切,以自苏息”的感叹。然而为了国家建设,他决定再次投身于中国的政坛。那个他最为看中的位子,是民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京城的政治舞台上,梁启超腾挪跌宕了五年,直到1917年段祺瑞主政内阁,财长之职才得以如愿以偿。为了在这个位子上展开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大计,完成“夙昔所怀抱”,他已经准备了将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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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56 民国的财政部长——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左膀右臂、中国早期宪政派的思想旗帜、新闻报业的开拓先驱、清华研究院的第一批教授,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过深刻鲜明的印记。与这些称谓并列,他应当得到另一个荣誉: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是的,此荣誉非梁莫属。在梁启超留下的1 400万字的文存中,有四五十篇专门谈经济的文章,涉及财经的文字,仅在1910年就以百万计,显示了梁启超对现代金融制度与功能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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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61 /梁启超目光中透露出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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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63 毋庸置疑,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达人已经展现出新式的理财观念与实干才华。官商名流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他们的成就不用多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一个深通税务财政的专家。他的仕途从天津税务衙门起步,1906年在任时他曾以光绪皇帝的圣旨,挑战赫德的行政权威,力主收回海关治权。1913年,他参与了袁世凯向西方诸国“善后借款”的谈判,1917年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在财经界名声显赫的人物还有伍廷芳、熊希龄、梁士诒等人,他们的出身不是点了前清的翰林,就是持有海外学位,在政坛上都曾握有重权。相比之下,梁启超学历不足,人脉不深。然而是他系统设计了一个大方案,将财政与中央银行联结起来,试图以国家信用促债券市场发展,强调兼用内债与外债,并推进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管货币发行。这就足以让他跨过其他人,站在中国现代金融起步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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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65 梁财长对财经问题的关注,可以往前追溯20年。他曾在自己任主笔的《时务报》发表过两篇财经专论,该报高峰时发行超过1.7万份。其中的第一篇评论——《论金银涨落》,出现在1896年。23岁的梁启超,正在从国际视角向公众解释大清面对的金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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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67 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俩币国,厌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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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69 这些话今天读起来有点拗口拮牙,却勾勒出一幅海外货币市场全景图。这个时代,全国的精英都在睁大眼睛看世界,关键是他们看到了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货币”“银行”这些词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共视野,各行各业都在谈金论银,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带有“钱”(money)这个词的杂志超过了200种。在大家都看到的列强利用金融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同时,梁启超还看到了一个正在动荡整合中的西方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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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71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西方原著的日译与日本新学,思想为之一变。他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造就中国的“新民”,他的重点,首先在于传播现代的政经理念。1902年,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更便利了梁启超“恶补”自己的财政金融知识。从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读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最后是亚当·斯密的四卷巨著。梁启超由此自学粗通了货币和资本,以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他以飞快的笔速,把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传播回国内。1906年,大清朝廷派出五大臣海外考察宪政,熊希龄出任随团参赞,他穿针引线,请梁启超代拟考察奏章。梁启超同时交予他们一篇《中国财政改革私案》,不料被大臣们丢弃在日本,流落在旧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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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76 /伊藤博文。梁启超在日本初期,他任职内阁总理大臣,头像上了日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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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78 梁启超在东瀛编写普及版财经常识之际,在中国从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的西方列强,已经迫不及待要将大清推上货币经济的集权轨道。没有国家信誉,货币缺乏集中掌控,金银汇率不稳定,这些中国特色,使西方人深感不安,贸易向内陆的扩张存在巨大的障碍和风险。1903年,总税务司赫德提出了一个改制方案,想让大清的银本位制与金镑挂钩,以建立“金汇兑本位”,不过他没能成功说服大清朝廷。在列强的一再督促下,1904年初,大清又敲开了美国的门,请求它派出专家,帮助设计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根据其主笔教授Jenks的名字,这个方案被简称为“精琪方案”。当年6月,洋方案跟随主人来到了中国,却遭到朝野的一片反对。主张铸币权分而置之的张之洞,还在报纸上与此方案打过笔战。欧洲各国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美国人单方设计的“精琪方案”也颇多异议。在中国折腾了几个月,“精琪方案”最后被扔进了废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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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80 大清并非对美国人的改革方案无动于衷。然而令大清朝廷真正头痛的事,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银子问题。老外提出的方案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要快速来钱,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求诸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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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85 /精琪先生(Jeremiah W. Je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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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87 梁启超时刻关注着国内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赫德方案、精琪方案,他都做过评论。外债的大举增长,让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忧心忡忡,因为他担心列强会用外债违约的手段,逼迫债务国出让国家主权,例如1880年埃及就是这样变成了英国托管的殖民地。他并非反对借外债,而是希望内外债并举,节制外债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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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89 1908年,也就是户部银行改制为大清银行的那一年,朝廷首次尝试发行内债,即名为“昭信股票”的债券,定额1亿两白银,期限10年,年息5厘。第二代恭忠亲王傅伟先认购2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内外官吏用尽手段,勒购勒捐,总共只搞到了400万两。度支部与大清银行迫于无奈,移情于奖励官阶诱购,“民趋之若鹜,然于公债之性质,则以背驰已远矣”。发行内债之路在中国毕竟说易行难。可悲的大清朝廷走投无路,只能将“中华帝国政府”的名字继续贴在一张一张的外债纸上。地方政府为发展铁路煤矿,也把外债当作来钱的短平快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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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94 /1896年大清发行的一笔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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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96 就在发债的这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大清预备仿行立宪后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一切“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重新燃起以“改革”跑胜“革命”的希望。他提交给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计策,就是1908年发表的致未来“内阁”的《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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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0898 这个帖子跳出了当时财税币改制的惯常套路,不谈中央地方衙门收支,不谈统理全国税政,也不谈统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等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谓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班1990年时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必是货币的垄断、公共财政,以及财政政策与活动”。梁氏方案的核心,就是抓住货币发行和金融管制上的集权,并以此来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困难。这将使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一步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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