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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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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梁财长的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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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终于可以回到他阔别14年的北京城。此时大清和皇上已成为明日黄花，等待他的是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和望其出山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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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梁启超不到40岁。在外人眼中，站在从神户驶向祖国的海轮上的他，可能是位踌躇满志、激情满怀的政治家。但是在给长女令娴的信中，又可分明看出他内心对前途的不安：“不知京师曾否闹到天翻地覆……唯觉日长如年。”回京不到月余，他就发出“居此五浊之世，吾实厌此社会”、欲“谢绝一切，以自苏息”的感叹。然而为了国家建设，他决定再次投身于中国的政坛。那个他最为看中的位子，是民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京城的政治舞台上，梁启超腾挪跌宕了五年，直到1917年段祺瑞主政内阁，财长之职才得以如愿以偿。为了在这个位子上展开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大计，完成“夙昔所怀抱”，他已经准备了将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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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财政部长——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左膀右臂、中国早期宪政派的思想旗帜、新闻报业的开拓先驱、清华研究院的第一批教授，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过深刻鲜明的印记。与这些称谓并列，他应当得到另一个荣誉：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是的，此荣誉非梁莫属。在梁启超留下的1 400万字的文存中，有四五十篇专门谈经济的文章，涉及财经的文字，仅在1910年就以百万计，显示了梁启超对现代金融制度与功能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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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目光中透露出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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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达人已经展现出新式的理财观念与实干才华。官商名流如盛宣怀、周学熙、张謇，他们的成就不用多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一个深通税务财政的专家。他的仕途从天津税务衙门起步，1906年在任时他曾以光绪皇帝的圣旨，挑战赫德的行政权威，力主收回海关治权。1913年，他参与了袁世凯向西方诸国“善后借款”的谈判，1917年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在财经界名声显赫的人物还有伍廷芳、熊希龄、梁士诒等人，他们的出身不是点了前清的翰林，就是持有海外学位，在政坛上都曾握有重权。相比之下，梁启超学历不足，人脉不深。然而是他系统设计了一个大方案，将财政与中央银行联结起来，试图以国家信用促债券市场发展，强调兼用内债与外债，并推进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管货币发行。这就足以让他跨过其他人，站在中国现代金融起步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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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长对财经问题的关注，可以往前追溯20年。他曾在自己任主笔的《时务报》发表过两篇财经专论，该报高峰时发行超过1.7万份。其中的第一篇评论——《论金银涨落》，出现在1896年。23岁的梁启超，正在从国际视角向公众解释大清面对的金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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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俩币国，厌两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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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今天读起来有点拗口拮牙，却勾勒出一幅海外货币市场全景图。这个时代，全国的精英都在睁大眼睛看世界，关键是他们看到了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货币”“银行”这些词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公共视野，各行各业都在谈金论银，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上带有“钱”（money）这个词的杂志超过了200种。在大家都看到的列强利用金融对中国进行掠夺的同时，梁启超还看到了一个正在动荡整合中的西方金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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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西方原著的日译与日本新学，思想为之一变。他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造就中国的“新民”，他的重点，首先在于传播现代的政经理念。1902年，严复出版了他的译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更便利了梁启超“恶补”自己的财政金融知识。从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读起，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最后是亚当·斯密的四卷巨著。梁启超由此自学粗通了货币和资本，以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他以飞快的笔速，把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传播回国内。1906年，大清朝廷派出五大臣海外考察宪政，熊希龄出任随团参赞，他穿针引线，请梁启超代拟考察奏章。梁启超同时交予他们一篇《中国财政改革私案》，不料被大臣们丢弃在日本，流落在旧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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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梁启超在日本初期，他任职内阁总理大臣，头像上了日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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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东瀛编写普及版财经常识之际，在中国从沿海向内地纵深推进的西方列强，已经迫不及待要将大清推上货币经济的集权轨道。没有国家信誉，货币缺乏集中掌控，金银汇率不稳定，这些中国特色，使西方人深感不安，贸易向内陆的扩张存在巨大的障碍和风险。1903年，总税务司赫德提出了一个改制方案，想让大清的银本位制与金镑挂钩，以建立“金汇兑本位”，不过他没能成功说服大清朝廷。在列强的一再督促下，1904年初，大清又敲开了美国的门，请求它派出专家，帮助设计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根据其主笔教授Jenks的名字，这个方案被简称为“精琪方案”。当年6月，洋方案跟随主人来到了中国，却遭到朝野的一片反对。主张铸币权分而置之的张之洞，还在报纸上与此方案打过笔战。欧洲各国为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美国人单方设计的“精琪方案”也颇多异议。在中国折腾了几个月，“精琪方案”最后被扔进了废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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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并非对美国人的改革方案无动于衷。然而令大清朝廷真正头痛的事，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银子问题。老外提出的方案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要快速来钱，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求诸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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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琪先生（Jeremiah W. Je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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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时刻关注着国内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赫德方案、精琪方案，他都做过评论。外债的大举增长，让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忧心忡忡，因为他担心列强会用外债违约的手段，逼迫债务国出让国家主权，例如1880年埃及就是这样变成了英国托管的殖民地。他并非反对借外债，而是希望内外债并举，节制外债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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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也就是户部银行改制为大清银行的那一年，朝廷首次尝试发行内债，即名为“昭信股票”的债券，定额1亿两白银，期限10年，年息5厘。第二代恭忠亲王傅伟先认购2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内外官吏用尽手段，勒购勒捐，总共只搞到了400万两。度支部与大清银行迫于无奈，移情于奖励官阶诱购，“民趋之若鹜，然于公债之性质，则以背驰已远矣”。发行内债之路在中国毕竟说易行难。可悲的大清朝廷走投无路，只能将“中华帝国政府”的名字继续贴在一张一张的外债纸上。地方政府为发展铁路煤矿，也把外债当作来钱的短平快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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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清发行的一笔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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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债的这年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大清预备仿行立宪后的一次重大进展。这一切“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重新燃起以“改革”跑胜“革命”的希望。他提交给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计策，就是1908年发表的致未来“内阁”的《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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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跳出了当时财税币改制的惯常套路，不谈中央地方衙门收支，不谈统理全国税政，也不谈统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等问题，而是另辟蹊径，“谓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班1990年时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国家存在的现实，必是货币的垄断、公共财政，以及财政政策与活动”。梁氏方案的核心，就是抓住货币发行和金融管制上的集权，并以此来帮助朝廷解决财政困难。这将使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一步步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