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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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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归于善政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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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了五个金融时代，我们看到了金融如何服务于跨洋的贸易商，如何帮助政府建立起国民债务，如何为交易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工具，为工商积累了生出金蛋的资本。我们也看到了金融常常与武力结盟，战争为它嚣张，强权有了钱而变得佞妄。向钱看，可以改善民生民主，但也可以鼓动腐败巩固专制。500年前，算出了天体运行轨道的伟人哥白尼（1473~1543）在他的《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中告诫执政者：“凡国家所以即于衰亡，其原因不一端。我所最畏者，厥为四事：曰内乱，曰疫瘴，曰土地之匮乏，曰货币之恶劣。”显然，他看明白了，货币随时可能弃善从恶，国家亦可能随之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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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从善，听起来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在一个精英主导的时代，善于不善，首先取决于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思想家这些群体的价值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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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金银货币在全球突然冒升，惊动了当年苏格兰的大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好朋友大卫·休谟。他的哲理是，货币就是贸易润滑剂，不当吃喝，本无所谓好坏。但是掌玺大臣们，好坏却在你们掌握：“货币良政，是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国民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劳动力的潜力——那是真正的权力和财富，是货币存在的意义。让货币多多地增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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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里面，梁启超最看重政府从善并对政府抱有真诚的信念。1912年他对北京商界演说，认为民国初建的中国“金融机关为各业之脑髓，金融机关不发达，而各业断无发达之理”。但是，如果没有良政，商业万无能兴之理。商业参与加上良政，即为人民利益的大扩张。“盖无论何人，必经数十年提携顾覆，人格乃成。无论何国，必经一度之保护奖励，商业乃成”。由此推论，良政对经济金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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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告诉我们：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公平，避免经济运转出现停滞，也不要让权力之手去误导刺激，制造恶性循环。可是人们记不住这些真知灼见，总是想把金融从道德领域带走。结果呢，公众通常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唯利是图的用心。希勒教授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并将“公正性”作为他提出的大众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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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鼓吹金融善政的思想大师。“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到过德国，亲眼见到由于没有贷款，德国的政治家、银行家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为获得救援食品与物资奔波算计。他也在法国参加了“巴黎和会”，深感西方政治家们对“经济、民生是和平的保障”这一点毫无概念。凯恩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世界怎样才能生存，寻求生存的人类怎样才能共存？战争和经济危机使他认识到，进步不是必然的，发展、和平、摆脱贫困不是必然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必然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凯恩斯把握有政治大权的政府拉进了经济市场。他给政府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责任，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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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在凯恩斯眼中是政府实现使命的工具，绝不应当把聚敛和操纵当成目的。1939年，英国为战时财政，搞出了10亿英镑的赤字，凯恩斯是不是应当高兴？因为政府采用了他的理论。没有，凯恩斯认为这么大的赤字是错的，因为英国的失业率已从15%降到4%，政府不必要滥用财政政策。凯恩斯一生为自己的理论和很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对于他与哈耶克的争论，撒维亚·纳沙在《伟大的追求》（Grand Pursuit）中告诉我们一个小插曲：1944年，在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连声叫好。他对坐在身边的朋友鲁宾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做计划的人和我们（他自己和哈耶克）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是都搞过战时统治经济吗？”凯恩斯接着说道：“但是他们没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把我们带向集权社会。”凯恩斯的意思无疑是在直指人心。真正的危险就在于，人心里是怎么样推理判断的，又是怎么样去感同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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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话并不是在指普罗大众的推理感受，他是说给站在权力塔尖的政治精英们听的。生活在现代财政金融的大“围城”之中，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们的推理感受决定的。不过，也有另外的思想家，他们的话首先是说给大众听的，那善恶的味道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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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早年及中年的马克思，他说出了一个贫困无产阶级对物质金钱社会的感受。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指着在那里算计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说，你们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一小部分剥削阶级的物欲追求所糟蹋。马克思把货币、信用、财富的创造、银行的经营，和近百年来兴起的一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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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很反感资本，1916年他说出了自己对资本国际流动的推理感受：“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用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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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英国金融思想家瓦尔特·白芝浩，曾带着奚落的语调，抱怨金融权力集中带来的恶劣后果。他看到英格兰银行如此强大，以至于依赖它已经潜移默化为英国的国民性，也就是说，英国人的思维模式，映射的就是伦敦城里这家银行的卓尔不群与强者为王。不过，他也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赞赏自以为是的英格兰银行的强大。因为有了它，在遇到危机与困难时，民众和社会就有了依靠和援手。哪个国家能说自己不会遭遇危机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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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的理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出现不久，以德国、美国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斯·韦伯迸发出了异样的感受。他的出发点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宗教伦理中蕴藏着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以人们理性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一种自然的自由的文化传统，来诠释资本主义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他曾仔细观察过邻里之间的借贷的活动，思考过大型发行银行的业务。除了强调精确计量的会计和严格执行的契约，韦伯确认，“信守承诺，珍惜声誉，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遵循的美德。”对银行机构而言，它们“是以具有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垄断权和法律特权为基础的”。在列宁看到阶级革命的地方，韦伯看到的是个人品行：“足以影响个人信用的任何行为，不管怎么微不足道，都必须小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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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们对时代的微妙、敏锐的不同感受，英国的小说家曾以小人物的触觉，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杰出者如简·奥斯汀（1775~1817）、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他们用充满情感的犀利笔触，揭示了18、19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有一个很感人的中篇，出自曼彻斯特女作家盖斯凯尔（1810~1865）之手，叫《南方与北方》，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首次把它搬上电视荧屏。它讲了一个生活在传统英国南方田园的善良女孩玛格丽特，到了北方的“世界工厂”，看到那里机器的压榨、工业家的无情，从心底迸发出对贫困的怜悯和对资本的愤怒。但是几年在北方的生活，却让玛格丽特最终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工业家约翰的心灵。在那里，她除了看到拼命挣钱的欲望，也看了约翰如何用铁的纪律约束工人，为做得更好绞尽脑汁，在市场竞争及工会斗争中百折不挠的意志。在一场危机中，约翰的资金链断裂，工厂关闭，工人们被遣散。亲眼见到厂房荒芜、工人失业彷徨，听到他们对约翰治厂理念的理解与认同，玛格丽特的良知被深深震撼。破产，不但是工业家，也是工人们最可怕的遭遇，因为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加的贫穷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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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英的追求与大众的利益能不能找到重合点？这一点有多大？玛格丽特感受到了那一点，并以自己的良知良能把那一点放大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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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奥地利的哈佛教授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就非常强调企业精英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国民财富创造的老问题，他的答案是：那不取决于一个民族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在于它如何整合利用已有的资源。他点出的决定工商活动效率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都超乎劳动力、劳动工具、生产资源的物质性能。从他的理论出发，银行家和其他的金融中介的作用，包括便利储蓄、评估项目、控制风险、监督管理、运用各种手段引导资源从旧渠道流向新天地，就是为了支持企业家实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在熊彼特的时代，脱离贫困的苦海，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他希望国民明白，要摆脱贫困，就必须仰赖支持企业家创新，要懂得利用信用。选择它们比选择任何政府的承诺或慈心善行更为有效。企业家必须要不断创新，金融家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环境。金融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成功，而且也是为了大众生活改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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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货币金融体系比百年前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对它的意识形态分析也要困难得多。在西方，货币发行及银行体系的设置与监管，已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善恶标准来判断。例如从制度角度看，美国的金融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即银行大亨与美联储，精英团体排斥任何其他利益团体的介入。从经济活力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极为看重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数的线索在决定着信用的扩张规模和速度。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简单地说，货币宽松了就是“善”，或通货膨胀了就是“恶”。就是2008年危机中揭露出的银行家个人恶行，最终也不是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道德伦理，而是由法律对他们做出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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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概念中的信用与金融，完全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笼罩，良政的标准变成了信用的“有无”。除了前面曾经提到的人民银行被并入财政部，1969年的某一天，中国还曾宣布过一个举世关注的新闻：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内债的国家！这个政府不对任何人负有一分钱的债务，是一个“没有”信用也不需要信用的政府。北京市民为此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上街庆祝。其实政府不需要借钱不是坏事，所发行的人民币钞票不与政府赤字挂钩更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不过，这条消息高唱的原则，不是只关乎政府的钱袋子，而是一个国家对待信用关系的态度。英格兰银行当年建立了国民债务，绝不只是借给国王了120万英镑，而是创造了一个借贷双方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没有这样一种关系，伦敦城与王权政权就没有契约与制约，也就没有国债市场上政府和千千万万投资者之间以及各位投资者之间的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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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需要信用了，企业需不需要？老百姓需不需要？各种信用的信誉等级差异怎么样来确定？从一种价值观来思考，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在银行之外的一切信用，包括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企业对企业、个人对个人的信用早已被取缔。而银行的信用也很简单，所有企业的钱，根据一项规定，必须存入银行；所有贷款，期限、利率都是一家银行说了算。在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的那段时间里，谁都说不清人民币代表着一种什么债权债务关系。在短缺经济中，人们只知道商店里的东西少了，买什么都要排长队，而不知还有增发了货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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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信用关系与企业家精神，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特征，一起被请了回来。这是一代中国金融人追求善政服务大众的故事。他们已经、正在和将要做的，第一，信用（credit）恢复了，还要花更大的心力，建立起中国人的金融信誉（credibility）；第二，意识形态的制约是逃不掉的，道德伦理的传统是要坚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的基础上，分配与制约精英手中握有的金融特权（privi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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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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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看看，往前看看，金融进化一直孜孜以求的，恐怕就是这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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