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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70349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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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币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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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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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大家都熟悉，秦始皇在完成大业的过程中，实行了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铸币权，发行秦半两，更是被后世经济学家们高度赞赏。但事实上，2000年前的商业很不发达，货币还是城市居民和上层社会的支付手段，所以这项措施更多的是传达出秦朝统一天下的意义。此后，各个王朝不断在货币统一上反复折腾，但一直未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是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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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初年，中国各地仍是诸侯割据。明清两代以白银为主体的货币制度，虽然经过多次币制改造，特别是张之洞主导的“废两改银”，但各种货币还是同时流通。市场上使用的银两和各种铜钱的形状、成色、重量、类别、规格等差异诸多。大清龙洋和墨西哥鹰洋混用，汇票、外钞、黄金、碎银、珠宝甚至烟土等都是流通货币。这给政府税收、商业交易、民众消费等行为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当时民间钱庄林立，从业人员必须能同时应付七八种不同货币，瞬间就要完成汇兑和交易，实在算得上是独门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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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同时还是中国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混乱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使得中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支付中的大部分银两也是兑换成英镑，直接存入日本在海外的账户，后者大大推动了日本向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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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无论是出于军事统治还是外部压力的需要，这三位用果敢手段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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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北洋大臣的时候，面对战后社会混乱、物价波动、钱庄银号纷纷倒闭、货币流通不足、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他就已经开始采取了统一货币的措施。首先，袁世凯命令天津知县张涛打击私造制钱、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并且下令禁用制钱。其次，他还建立了天津官银号，是中国的第一家省级国家银行，一方面用于开办储蓄、集聚官民基金、发行货币、规范金融市场、稳定金融秩序。另一方面用于低息放贷于私营企业，支持了北洋实业和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再次，袁还责成周学熙建立了“北洋银圆局”。周履任后，随即向社会招聘技师和工人，两个多月内，造出铜元150万枚，并且成功造出银圆，当年获利70余万，不仅稳定了社会经济，还有力地支持了直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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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打击违法铸币，禁止滥用私钱，建立银号，建厂铸币，加大货币投放，增加流通，平抑物价，稳定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1903年天津士绅兴办的天津初等工业学堂，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2000两。同时天津官银号还放款70万两给天津各中小钱号，恢复市场。1904年，天津商会协理宁世福创办织染缝纫公司，天津官银号为其贷款1.5万两。另外天津官银号还为劝业铁工厂贷款20万两，为启新洋灰公司贷款50万两，这些措施恢复了天津的民族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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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担任了民国大总统。为应付财政危机、国库亏空和充实军费，除了对外借债和提高税金外，袁世凯在之前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清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立即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公布《国币条例》，设立币制局，垄断铸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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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顺利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于1914年3月8日设立了币制局，委任当初的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为总裁。梁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要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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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天津造币厂首先开铸新银圆，印有袁世凯头像。南京、武昌等造币厂跟进，“袁大头”银圆大受民众欢迎。但是，“袁大头”的发展还是经历了诸多困难，为了为币改筹集经费，袁世凯曾试图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支持中断。随后，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下，梁启超黯然辞职，币制局也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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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在此期间，新币铸造的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最初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考虑到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最后决议改从原北洋造银圆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3‰。这一改动虽然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保证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到1920年，全国已经铸新银圆3.8亿多元，基本驱逐了原来流通市面的大清龙洋与墨西哥鹰洋。尽管各地仍然有不同金属货币或纸币的发行，但“袁大头”已经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兑换和清偿货币，事实上形成了银本位制度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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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圆“袁大头” 在中国商业现代化转折的背景下，“袁大头”客观上起到了统一全国市场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袁世凯的金融政策堪比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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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袁大头”银圆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客观上也起到统一全国市场的作用。当时，在西方各国纷纷采用金本位制度的环境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银本位特区。各国白银纷纷流入中国，供给增大，白银价格下跌。中国银圆事实上的贬值大大有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1908—1920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以上，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当然，这个被遗忘的中国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需求和当时中国政府鼓励市场经济发展共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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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界对袁世凯称帝的背景和他本人的心路有了很多新的解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余年，现在的我们对当时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权力格局已经相当陌生，习惯于用我们当下的民主政治观念进行解读，袁世凯统一铸币权并推行“袁大头”银圆的事件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在中国商业现代化转折的背景下，袁世凯的金融政策比当年秦始皇的统一货币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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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袁世凯的一页，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卷土而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老牌经济强国因此受到冲击，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这项举措引起了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就此，在不久后，废两改元法正式公布，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圆作为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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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废两改元的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这项措施，除了国际局势外，国内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面临一个经济规模急剧增长的历史时期，无论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规模、生产能力、消费能力还是投资需求等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阶段。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资产货币化迅速提升，除了外资银行外，本土银行也有数百家，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活跃，上海成为远东重要的金融中心，黄金交易量甚至超过法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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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前的几百年，尽管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已经习惯性地接受银金属作为支付手段，但是，并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更多是约定俗成。而且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也在不断变化。银圆作为个人结算和流通手段与银两作为机构结算和价值储藏手段同时并存不悖，仍然是阻滞市场发展的障碍。特别是与国家普遍采用的金本位背道而驰，始终是当时中国加入国际市场的屏障。国民政府提出《整理财政大纲案》（1929），拟分两步走，即“废两改元”实现真正的银本位，之后，再推行金汇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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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美国留学归来，对西方社会的金本位制度非常熟悉，极力主张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强力主导推进改革。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自3月10日起各业交易改用银圆计算，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为法定银圆价格。从此，银圆成为民国时期国家使用的正式本位货币。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实施了对黄金和鹰洋等的限制令，统一了全国各地几十家造币厂的铸币权。到1933年年底，废两改元全面成功，完成了明清和北洋政府梦寐以求却无力实现的目标，也真正确立了中国的银本位地位，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