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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让你看懂世界格局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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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却绝非仅仅就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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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地位虽然尴尬,但是日子并非最难过的。缺钱了,中央可以找地方想办法。同样,地方也可以继续找自己的下级想办法。至于地方弄钱的法子,可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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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瓜子的表姐得到一个“好消息”,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能够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于是,在几乎掏空了舅舅的腰包后,表姐获得了城市户口。随后,她发现,上万元换来的户口背后,根本没有传说中必然的工作机会和乡下人没有的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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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波一波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的“卖城市户口”的同时,就是“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和前文提到过的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大批原有的国企职工,伴随着“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尚且要下岗自谋出路,原有福利待遇统统撤销——哪里有工作提供给这批新的城市户口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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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瓜子那80多岁的奶奶终于忍不住愤怒,从村里走了数里路,赶到镇上,指着镇领导的鼻子大骂他们是败家子,因为村里的集体财产都被村委会拾掇拾掇卖掉了。抗战期间,瓜子的奶奶就是妇救会长,属于本县仅存的两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之一。她虽然只是个农村老太太,并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却也勉强算得是个开国功臣。所以骂人之后,并没有人为难她。领导们耐心听她骂完,等她骂累了,失去继续骂人的欲望之后,用镇政府的小车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回家——转身继续卖村里的集体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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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听到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当益壮、豪气冲天的气势,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镇领导的无奈——仅仅教育经费就让他们不堪重负[1],别说还有其他众多需要支出的项目了。没有钱,又有一堆任务必须完成,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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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措,很明显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舒解财政困局,病急乱投医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条”、乱摊派、集资、乱收费等,也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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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怪现状的背景,都是地方财政的极度紧张:越是基层,财政的紧张状况越是严重。瓜子所在的小县城和老家所在的乡镇,算是中国政权体系的末梢了,所以财政状况最差,他们手中的资源也最少,所以能够使出的高招,也不过就是出卖县城户口和变卖集体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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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困难,中央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商量,还可以卖户口;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只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骂孩子,孩子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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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他们是那个大家都感到尴尬的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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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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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家人的动作,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些效应一环扣一环,而到了最后,竟然溢出中国,波及全球,最终引发全球产业经济版图的全面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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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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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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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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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住房,只需暂时租住一个条件最简陋的住处,因为他们在老家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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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养老金,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年老之时,将会回归故土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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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工伤保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自己应当享受这一权益——自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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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医疗保障,因为他们生病了就会被踢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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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需要为子女准备昂贵的城市教育费用,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农村的学校里面凑合——虽然教学质量不咋的,但是花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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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极低,低到无法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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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它们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点,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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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这一点,需要美国人说话),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享受着全球最大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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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幕(全球资本蜂拥而入,抢食这一大餐、盛宴),在整个90年代并未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说的那个前提条件——“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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