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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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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船桥洋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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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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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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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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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货币合作方面最重要的范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转美元汇率大幅上升的局面。美元汇率在此前的五年间升值了一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国商品价格的竞争力下降在国会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崩溃的威胁。因此，广场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一场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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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很快达成共识：全球贸易体系处于风险之中，唯一可行的应对策略就是大幅调整汇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马克的升值幅度超过了50%。经过两年的常规时滞后，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关键的日本贸易盈余）在20世纪80年代末收窄了一半。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因此消退，没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贸易壁垒政策，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得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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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广场协议的主要受益者，其经济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自80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五国集团国家间失衡的加剧，尤其是其他四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原本可能会扰乱世界贸易体系，从而限制甚至破坏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而开放在中国飞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为汇率调整一部分的韩元及新台币的后续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相对一些主要竞争对手提升竞争地位。因此，广场协议纠正的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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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对广场协议的起因、谈判、实施和早期结果的权威分析。基于一位全球著名记者对协议过程中几乎所有核心参与者的深入采访，书中对该过程的各个方面给出了详细且权威的记录。在过去的30年间，船桥洋一的这本书对广场协议做出的解释无懈可击，其地位和影响最近在《国际货币合作：广场协议三十年后的教训》中再次得到肯定。后者是我本人于2016年参与编写，并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出版的一本书，主要基于广场协议主要参与者参加的“广场会议30年研讨会”的讨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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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对当下意味着什么？基本的国际经济形势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同1985—1987年大致相当，不过增速放缓，且要比2006年时的峰值要低得多。德国仍然是最大的顺差国家之一，但其作为欧元区的一部分，已不再拥有自己的货币。尽管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已从前期的峰值大幅下降，但其无疑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主要竞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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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严重威胁的保护主义压力在美国再度出现。国会不会批准奥巴马政府谈判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总统初选及大选中的多数候选人反对TPP，而且不同程度上反对全球化。作为最反对贸易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年初当选总统。他随即宣布美国退出TPP，并就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启动新的谈判，甚至也威胁要退出，而NAFTA是美国签订时间最长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导致新的进口限制的反倾销和国家安全措施，他甚至对美国继续参与WTO（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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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问题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的主要原因，这在我和约瑟夫·盖格农（Joseph Gagnon）的新书《货币冲突和贸易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17年年初出版）中也有阐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在对美国经济的“中国冲击”中，中国的影响占到了1/3。在美国国会的政治辩论中，全球化的反对者仍将中国问题作为最常用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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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操纵有所缓解，但自2011年以来，美元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升值超过40%（恰如20世纪80年代广场会议前）。这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几乎肯定会继续扩大，美国自身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美联储接下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则将加剧这一趋势，而特朗普承诺要减少甚至消除贸易逆差。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威廉·克莱因（William R.Cline），每六个月就要对经常账户展望及基本均衡汇率进行一次评估。他最近的分析认为，美元目前被高估了约10%，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贸易逆差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至少上升到4%，甚至高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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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关注重点是美国庞大的对外逆差，尤其是与四个主要贸易伙伴间巨额的双边贸易逆差：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国，以及德国、日本和墨西哥。而特朗普将贸易逆差视同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不过，他计划通过与这些国家双边谈判以减少逆差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贸易逆差是一国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尤其取决于国内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贸易协定和更宽泛的贸易政策，很少甚至根本就改变不了这些关系。特别是，双边贸易失衡的变化对一国的世界地位没有影响，而只是在不同的伙伴之间重新调整赤字。因此，任何纠正贸易不平衡的重大举措，例如广场协议，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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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只有三个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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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美国经济正在好转，直接忽略日渐扩大的美国贸易逆差，这会违背其本人的竞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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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更大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例如综合进口附加税，尽管这些措施不大可能大幅削减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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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美国在货币市场上单边干预，或者更可能通过诸如广场协议这类新的国际协议来寻求美元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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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三个备选方案可能有效地将美国逆差降至国内政治和国际金融方面可承受的水平。因此，随着未来一两年局势的发展，广场协议2.0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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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目前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广场协议2.0已经生效。过去几年，中国出于自身原因一直在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为避免美国逆差和国际失衡进一步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是通过抛售美元阻止美元对人民币升值，这恰恰会是广场协议2.0的关键环节（与中国在2003—2013年间买进美元造成诸多问题的做法正相反）。基于任何此类协议，中国都将不得不继续推动人民币兑美元走高。但人民币的平均汇率不会上涨得太多，因为只有其他主要经济体（即欧元区、日本，可能还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意推动其货币兑美元同等甚至更大幅度的升值，这个倡议才有可能成功。这些安排可以通过类似于广场会议的，由相关各方参与的一次重大会议做出，也可以不通过会议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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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想与特朗普总统合作，避免再次与美国产生贸易冲突的风险，这实际上是最好的办法。人民币的再度升值不会消除中国对美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顺差，甚至其对全球的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还将继续，但这两项盈余会收窄，从而对特朗普的关注做出回应。如果中国坚持认为，应该把其他经济体（包括亚洲的）纳入帮助美国降低其巨额贸易逆差负担的过程，中国可以与美国合作，组织一次广场会议式的会议。从措施的有效性及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的角度，通过汇率调整而不是试图直接管理贸易的方式，中国将在调整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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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合作式的两国集团（G2）领导，中美两国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两国可以就美元与人民币的关系达成“参考汇率”的共识，从而支持两国经常账户可持续的均衡状态，这正是美国和日本（及随后的五国集团）在1987年卢浮宫协议里的安排（本书中也有描述）。欧元区有望加入这样一项协议，其他经济体也有可能参与，该协议可以为全球金融稳定提供一个重要的锚。它还将有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美国对此也应给予支持，以帮助其分担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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