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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初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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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所极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及改革，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我们认为，有效的全球金融安排，对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开放贸易体系的维系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分析目前浮动汇率体制的运行和缺点以及未来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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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是关于国际货币问题的全新研究分析。相反，它是关于现有体系（或非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工业大国的官员们如何竭力让其更好运行的幕后记录，这个记录独一无二且引人入胜。基于对众多重要参与者的采访，此书新闻报道式地再现了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期间的重大国际货币事件，某种程度上，还超过了这一时间限制。在基本写作方法上，此书与已故约瑟夫·卡夫（Joseph Kraft）的《解救墨西哥债务危机》（The Mexican Debt Rescue）类似，那是一本由30人小组[1]于1984年出版的关于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爆发的新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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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了两个重大政策动议形成的过程。首先，它追溯了美国及五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为扭转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策，主动寻求美元币值下跌，解决1985年出现的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打击失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决策过程，以及为有效执行这些决策努力的过程；其次，详细记录了广场会议17个月后，于卢浮宫制定的力图稳定美元的后续方案，以及该方案未能复制广场协议成功的原因。为此，书中详尽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外交领域大量的内幕真相和主要大国的国内政治素材，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连贯的报道，即各国如何从广场会议走到卢浮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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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作者船桥洋一先生是《朝日新闻》资深经济记者，也是日本传媒界的领军人物。船桥先生的一个早期成果——一项对中国的深入研究——在1983年获得了著名的“三得利人文奖”。其在华盛顿任通讯记者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日本获得了有日本普利策奖之称的国家奖励。他关于美日关系的文集在1987年年末的几周里登上了东京的热销榜，销量远超1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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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船桥先生于国际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在担任《朝日新闻》驻华盛顿高级通讯记者三年后，船桥成为第一位来到研究所的牛场（Ushiba）学者［由新成立于东京的牛场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创立于1986年，是为纪念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和前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彦（Nobushiko Ushiba）先生］。船桥现在[2]是《朝日新闻》东京总部负责经济事务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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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所是研究和讨论国际经济政策的非营利民间研究机构。其目的是分析这一领域的重要议题，并为此研究、传播新的实用方案。研究所完全无党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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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国际经济研究所于1981年建立。研究所从该基金会持续收到的资助占总受捐额的20%。目前研究所的主要捐助还来自福特基金会、惠普基金会以及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其他基金会和私营企业的捐助越来越多，研究所的资金来源也逐渐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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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对研究计划给予一般性的引导和许可，包括确定在中期（通常是一到三年）内可能影响国际经济决策者的重要论题，并由研究所发布。日常工作中，研究所所长同所内成员和外部顾问委员会密切协作，负责特别项目的进展并最终决定单一研究成果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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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所希望其研究及其他活动能为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欢迎读者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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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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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人小组（Group of Thirty）又称G30，创立于1978年，是一个由部分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和国际金融领域知名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其宗旨是，探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此促进成员间的交流、加深了解，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当局的经济决策发挥影响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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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1988年时的职务。船桥先生后担任《朝日新闻》主编。现为日本重建基金会主席、亚太开创研究所主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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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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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今天我想跟您说点儿非常重要的事情，”在1987年6月威尼斯峰会前的双边会晤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说，“请切实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否则，世界经济形势将非常不妙。我想其他国家首脑也这样想。您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这么直接问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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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面带微笑，看着里根有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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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原因：第一，美国和日本都由美国的军队保护着，所以，对日本来说，很难要求美国削减军费预算；第二，（美国财政）预算的大幅削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衰退，并导致失业；第三，您个人的魅力，在您的魅力面前，我们怯于跟您提这些事情——但我现在不得不告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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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只是安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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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后来表示，他此前已经下定决心，他本人在威尼斯峰会上的任务，就是传达对美国预算赤字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的严重关切。他确信，（日本）6万亿日元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向里根提出这个特别的诉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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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即由五国集团在广场会议上发起的经济政策协调，最大的缺陷便是从一开始就无力大幅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中曾根的关键建议因此击中了问题的核心——（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但在纠正措施方面其建议却乏善可陈。是纽约股市随后于1987年10月的暴跌，才让美国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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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股市崩盘之后对美元贬值的持续依赖，引发了对卢浮宫协议有效性的质疑。一些观察家随即宣称“卢浮宫协议失效了”。另一些观察家则公开表示政策协调已经终结。到1987年年底，五国集团甚至无法召开会议，因为担心会议可能产生的非理性预期给市场带来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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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的一位央行行长认为，眼下的货币体系并不是正式的体系，其运行是基于“会议本位”——在缺少体系规则的情况下，五国集团的那些会议本身主导着合作、引导着良性的市场行为。而这种“会议本位”正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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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引出了几个问题：其真正的目标是什么？长期影响如何？这些结果证明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的那些努力是合理的吗？或者，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放弃政策协调吗？如果是的话，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回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而广场协议本质上不正是对浮动汇率无政府状态的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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