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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执行货币政策：美国单方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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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在1986年夏天又两次（7月10日和8月21日）降低了贴现率，每次降幅0.5个百分点。7月的降息是因为明显疲弱的经济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再者是美国盟友，特别是联邦德国不愿意刺激国内经济给美国带来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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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的东京峰会之后，贝克和沃尔克再度对日本和联邦德国施压，要求其刺激国内需求，但遭到日本银行和联邦银行的反对。日本大藏省希望日本银行能再次降低贴现率，最好同美国的降息形成协同。再次降息原本可以帮到自由民主党的领袖们，因为他们正准备7月初的大选。日本银行称，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常不应该对选举因素妥协，这样便避开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竹下登后来承认，当时的时机并不适合降息，因为“日本银行传统上是坚决反对在临近选举时降息的”。[14]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更多关注，被选举中的主要议题消费税所吸引，这有效地强化了日本银行（不降息）的立场。对日本银行而言，真正的危险是日元无休止的升值，尽管公众对消费税问题的专注可能缓解了对低利率的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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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随之用一种间接的方式促使日本银行降息。大藏省注意到，因担心美联储单方面行动将导致日元进一步升值，日本银行拒绝了日本银行在美国（降息）公告之后提出的更多干预储备的要求。在无法通过干预来支持日元/美元汇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被迫降低贴现率以防止对日元投机的增加。对于大藏省的这种操控，一位日本银行官员后来沮丧地评论说：“（大藏省）就是在虚张声势。不管他们是否在操控，日元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要升值的。他们只是摆脱了他们（财政政策）的责任，让我们难堪。”[15]“在美国和工业国家经济总体相对低增长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单独行动，“在政策可操作空间之内，看上去是恰当的”。但除了“迫使日本和联邦德国跟随美国降息”这个主要目标之外，美国政府可能还希望刺激经济以迎接1986年11月的国会选举。[16]日本和联邦德国均没有马上跟随美国采取行动。在日本，选举后的政治真空是日本银行没有采取行动的原因；联邦德国则缘于对经济强劲增长的预期。在美国，贝克对联邦德国和日本不愿意跟随美联储降低贴现率表示“遗憾”。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尤其是联邦德国，你注意到其失业率在9%左右、负通货膨胀（negative inflation）和负增长。美国需要帮助。在过去的42或43个月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世界经济……美国希望看到来自他们的援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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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宫泽喜一代替竹下登（已担任自民党总干事）出任大藏相。宫泽长期以来支持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批评中曾根内阁“滥用了汇率政策”及其紧缩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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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的离任给了美国货币当局一个机会，重启在当时已经了无声息的政策协调努力。就在1986年7月22日，（日本）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一位高级别的美国官员表示，期望看到日本将降低贴现率作为当年秋天计划中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宫泽没有马上回应，而是去了舒适的消暑圣地——轻井泽，同时发布了一个声明：“货币政策应该留待央行行长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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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的抵触比日本银行更强硬。尽管与（法兰克福的）联邦银行的态度相比，波恩方面倾向于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直到1986年8月中旬美元跌到两马克且科尔政府的经济政策遭到国内外批评逐渐增加前，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和副部长汉斯·蒂特迈尔都没有直接向联邦银行官员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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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前行长奥特马尔·艾明格尔（Otmar Emminger）的葬礼，给沃尔克和珀尔提供了交流意见的机会，他们于葬礼当天下午在珀尔家中继续沟通，联邦银行副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Helmut Schlesinger）参加了会面。就沃尔克对联邦德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珀尔回应说，联邦德国经济确实在扩张，第二季度的经济报告预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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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仍然不相信，坚持认为联邦银行应该降低贴现率。珀尔说他和他的同事将考虑降息事宜，但要有一个约定条件：贝克在下一次五国集团会议后公开宣布美国准备稳定美元。沃尔克答应去同贝克讨论这个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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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珀尔收到了贝克的否定回复，贝克给出的理由是来自国会的压力。[18]第一次将汇率稳定同刺激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联邦银行的本土主义者拒绝被他们眼中的蛮横想法——“高级财政官员迫使他们降低贴现率”——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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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银行拒绝配合，但美联储还是在8月21日再度单方面降低贴现率，从而刺激疲弱的美国经济避免陷入衰退。贴现率降低到了近九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5%。美联储宣布：“降息行动符合物价更稳定框架内的持续有序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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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执行货币政策：日本行动，联邦德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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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第一个跟随美国降低贴现率的大国，其贴现率降低到了战后新低点3%。降息是在日本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低迷后实施的，部分也是1986年10月31日贝克与宫泽协议的结果，根据协议，日本保证降息并启动税收改革，以换取美国停止让美元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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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的产生始于两国财政部部长于1986年9月6日的旧金山会晤，贝克当时表达了对联邦德国如果拒绝降低贴现率政策协调将失败的担忧。他向宫泽施压要求降低利率，称日本的行动将诱使联邦德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宫泽本人不愿意就降息做出承诺，他答复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同时补充指出，日本眼下正面临着货币供应超常规增长、东京大都市区地产价格螺旋式上升，“他像是代表了日本银行行长”，大藏省一位官员说。不过宫泽没有隐瞒刺激国内需求的想法，最后他这样说：“如果降息的协调行动如此重要的话，您可以告诉德国人，日本做好准备降息了。”[19]推动美、日两国同联邦德国之间货币政策协调的斡旋手段很有意思。实际上，宫泽对贝克在言语上并不客气，贝克又用同样的言语去批评联邦德国的政策。宫泽自己则拒绝承诺降息，回击来自美国和其本国官僚机构的压力。他预期，不作为（不降低贴现率）的策略将促使顽固的大藏省在秋天提出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旧金山会晤之后，宫泽继续争取更具弹性的财政政策，而不是更具弹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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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26日，五国集团会议召开，沃尔克借早餐时间与澄田智见面。作为他考虑的同贝克竞赛的一部分，他尝试说服澄田认可降低贴现率的必要性。澄田的保留意见促使贝克在当天晚些时候向宫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贝克得知，作为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日本政府决定通过一项补充预算案。对他本人的提议，尽管贝克收到的回应不冷不热，但他仍不想放弃“日本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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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第三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宫泽收到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办公室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想私下里见见您。我在13楼的320等您。吉姆·贝克。”这次会面中，贝克批评了“联邦德国的不合作态度”，同时指出美国和日本应该继续政策协调，并再次敦促日本将降低贴现率作为这个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在重申日元/美元汇率稳定的重要性之后，宫泽承诺他将同澄田讨论这个问题，并让澄田去同沃尔克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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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月2日澄田智到沃尔克的办公室时，美国货币当局已经比较被动。外界普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美联储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了。一个月前下调贴现率，并没有影响长期利率的方向，后者还在上涨。8月的降息因此看上去像是一个政治安排、一个货币政策的失败。即便是像曼纽尔·约翰逊这样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也认为货币政策已经足够宽松了。[20]对当时的局势了如指掌的澄田智并没有询问沃尔克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计划。在问及他为什么不问时，澄田智回答说：“不问让人尴尬的问题乃骑士之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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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表达了对美元继续贬值的担忧之后，澄田向沃尔克承诺他将考虑日本降低贴现率的问题。尽管澄田本人可能支持下调贴现率，但如果没有大藏省的坚定支持，他一个人是无法说服日本银行的其他官僚的。宫泽认为降息对于终止日元升值很关键。他和大藏省副相吉野良彦向日本银行中的关键成员表达了大藏省的坚定立场，同时也成功说服了日本银行副行长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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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宫泽声明”发表前一周，三重野康打电话给正在中国的澄田智，问他是否已经做出了（降息）决定。与此同时，媒体获得的消息暗示，是日本银行而不是大藏省对决定负责。实际上，是大藏省决定（是否降息），日本银行只是接受大藏省的意见，即下调贴现率是停止日元升值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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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在10月单方面降低利率，美国把压力转向了联邦德国。1987年1月23日，就在联邦德国议会选举之前，联邦银行通过下调贴现率表面上宽松了货币政策，但同步紧缩货币供应量，将准备金率提高到了10%。美国官员批评指出，贴现率从3.5%下调到3%对刺激联邦德国经济或稳定货币市场的贡献将非常小。根据美联储一位官员的分析，联邦德国的平衡操作在市场上产生了“冲销效应”，“这让我们的处境同以往没什么两样”，他补充说。[23]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后来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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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财政政策配合，任何降息措施都不足以让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我们也有过一些经历，下调贴现率并没有让市场利率走低。联邦银行很精明，一方面调整贴现率，另一方面又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三番两次地这样做就有点儿过分了……你可以骗我们一次，甚至两次，但第三次我们就明白过来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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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是在美元币值下跌过程中实施的降息，当时美元兑日元是151.93，兑马克是1.8390。珀尔断言通过口头打压美元，“匿名的美国官员”是在“玩儿火”。他还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元下跌带来的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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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为卢浮宫会议前的一种姿态，日本银行在1987年2月20日实施了1986年1月以来的第五次下调贴现率。澄田表示此举意在稳定日元，同时“促进国内需求的稳步提升”[25]。日本的这一行动缘于宫泽1987年1月急访华盛顿，他要从贝克那里获得对1986年10月两人达成的双边协议有效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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