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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可能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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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里甘之间广为人知的职位对调，贝克接任了财政部部长一职。就任时，他对美元没有明确的政策，而美国的贸易失衡已经相当严峻。[22]正如内阁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观察到的，“除了一个得克萨斯人对高利率的厌恶和一个政治家对长期影响的漠视以外，贝克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理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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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助手理查德·达曼在国际货币外交方面也是新手。对新领域的生疏，使得两人难以就系统性的改变制订计划。达曼于1985年4月起草了一份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理想化改革的框架文件。贝克和达曼力图有序改变当下体系。来自商界、国会和外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对美元采取一些行动，“但对那些有兴趣独立（于眼前的考量）改变体系的人来说，这也是着手改变体系的很好理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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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改变体系的共同意愿，绝不会减少他们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贝克的博弈对手广布各个层面且势力强大。第一，总统并不喜欢美元贬值这个想法；第二，里甘可能反对他的继任者马上推翻其既往政策；第三，贝克威胁打掉财政部里舒适的官僚作风；第四，作为经济学家和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创始人之一，乔治·舒尔茨可能将“新体系”理解为走向管理浮动体系；第五，斯普林克尔无疑会反对任何影响市场自发波动的尝试；第六，作为这个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沃尔克可能会感到其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第七，外国人不一定愿意支持对现状的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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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对贝克和达曼新设计方案的潜在反对者中，沃尔克和舒尔茨尤其需要谨慎对待。在广场会议和东京峰会之前，贝克先是向沃尔克和舒尔茨做了说明，然后才向外国与会者介绍他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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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6月开始，贝克就经常同舒尔茨共进早餐，达曼和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通常也参加。贝克几乎就所有关乎国际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了解了舒尔茨的看法。“我们在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交换了一些文件，非常敏感的文件，这形成了秋季（广场会议）安排的基础。”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这样说。舒尔茨提醒贝克不要就汇率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并对干预想法持保留态度，同时告诉贝克说：“干预不是万能药。”舒尔茨一直非常担心，他曾让怀特海德直接告诫达曼进行干预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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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达曼无法忽略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保罗·沃尔克。在达曼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不久，他便同沃尔克共进午餐，并解释了他对新国际经济政策（政策协调和干预策略）的想法。“天啊，这是个巨变！”沃尔克大声喊道。不过，沃尔克让达曼认为他并不反对新政策。贝克和达曼意识到他们联合沃尔克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重复前任那些抨击美联储的战术，而是通过利用财政部控制的政策工具——汇率，绕过美联储去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样沃尔克就别无选择，只能同财政部新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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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喜欢自由浮动体系的舒尔茨被劝说支持贝克的新方案，同时沃尔克也不再是问题。其他的潜在障碍也解决了。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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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了。总统喜欢金本位，所以他赞成非常严格的汇率关系。里甘以前是非常喜欢浮动汇率，但他有一回说过想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所以他已经有不同立场了……斯普林克尔则完全支持浮动汇率。里甘最重要的顾问艾尔·金根（Al Kingon）支持稳定的体系，所以我们各个派别的人都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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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官员进一步解释了贝克和达曼的方案如何避开了斯普林克尔的反对，或者说更重要的，如何避开斯普林克尔和舒尔茨的联合打压。“普遍认为，斯普林克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阶段，他是在经合组织会议上读了报纸才知道（举行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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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普林克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贝克–达曼方案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出其不意。“我想我们是在（广场会议前）24小时内知会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关键人士的，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组织反对。”“就在广场会议前几天”，[27]贝克向总统简要提及了“广场行动”计划。在广场会议前一天下午，达曼通知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和总统的助手艾尔弗雷德·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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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战术并不限于闪电式行动。他们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白宫发言稿的进度，从而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加入了举办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暗示。“我们是在相当后期的稿子中把它加进（国情咨文中）的，而没有在早期到处流传的稿子中加。我们有关键撰稿人的帮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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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支持者，舒尔茨为什么支持“广场行动”仍然有一些神秘。有几种可能：第一，舒尔茨的确是华盛顿政治的关键人物，清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因此，他在卷入经济事务的过程中很谨慎，尽管在这些事务特别是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事务上他仍然有兴趣。舒尔茨清楚财政部对汇率政策的管辖权，正如其一位助手强调的，“记住，他是财政部前部长，他知道游戏规则”。除此之外，舒尔茨日程上的其他事务——裁军会议、尼加拉瓜和中东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把很多国际经济政策事务安排给了负责经济和农业的副国务卿艾伦·沃利斯（W. Allen Wallis）。财政部通常不会经常与沃利斯沟通，只要需要国务院的支持，无论什么时间，财政部部长都是直接联系舒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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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像斯普林克尔，舒尔茨从不是浮动汇率问题方面的理论家。他更务实，这可能缘于他1982年加入里根政府之前担任柏克德（Bechtel）公司主席。全美最大建筑服务机构的高管经历，可能让他对美元高估的危险变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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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摩根记得舒尔茨对商界要求调整日元/美元汇率立场的支持，“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他让这个话题继续……是舒尔茨对里甘说，‘唐，这里的工商业界正面临困难’”。1983年9月，在同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Shintaro Abe）[29]会谈时，舒尔茨突然提议讨论“日元/美元问题”，表现出他对商业利益的支持。这在日本打击了大藏省，因为大藏省搞不清楚舒尔茨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开始担心其地盘可能被外务省涉足。1983年11月，舒尔茨再次向安倍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醒安倍，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应当敦促两国货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因为两国相关机构似乎都不愿意对货币汇率失调的严重问题投入太多精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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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言行同样惊动了美国财政部。麦克纳马回忆说，里甘“像火箭一样发作了”，他还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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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相当狼狈。我去找肯·戴姆（Ken Dam，时任助理国务卿）谈，他表示他的机构内不是要做什么，乔治只是表示看看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点儿作用，同时确认日本外务省和美国国务院其实不负责这些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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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积极姿态促使两国货币当局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也成为推动形成日元/美元协议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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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舒尔茨所处的位置很重要。作为国务卿，他要倾听外国政府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诉求和抱怨。他们的诉求信息是众口一词：对强势美元做点儿事情吧。这样，舒尔茨在贝克开始“做点儿事情时”就要责无旁贷地留意那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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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讲，舒尔茨的背书和沃尔克的支持对贝克而言极其重要。尽管舒尔茨常居幕后，但通过支持日元/美元汇率调整，对催生新策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沃尔克对贝克–达曼要建立一个新体系的具体方案不甚清楚，但他的支持不可或缺。这些支持使得贝克能够基于达曼起草的建议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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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里根总统更多地参与此事，那么他可能已经改变了美国经济决策的方向。相反，当贝克仅仅在广场会议前几天通知他“广场行动”计划时，总统“支持计划而且也没有什么异议”，里根政府一位官员回忆说。他之后的参与可以忽略不计。对里根而言，认定固定或浮动汇率哪一个更保守，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问题。当然，他的公开立场是明确地支持市场调节。1983年威廉姆斯堡经济峰会上，针对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Mitterrand）提出的目标区体系建议的挑战，里根就是这样肯定地回复。其他的证据表明，里根为固定汇率的思想所吸引，固定汇率造就了20世纪50年代布雷顿森林甚或是金本位有秩序的美好旧时光。马丁·菲尔德斯坦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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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对汇率的看法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他喜欢固定汇率。他在年轻时知道了这一体系，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他认识到汇率是相对价格，而且这通常是市场信仰的一部分，即要相信汇率应该由市场确定而不是政府干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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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人员中间有一个说法，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次谈话中，总统支持对汇率进行更多的管理以替代不稳定的波动，据说这让弗里德曼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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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里根明确且不妥协的反加税立场，他在汇率上更模糊的态度，让贝克在汇率干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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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外交的很多事务上，财政部传统上拥有主导地位，而且向美联储指示谈判条款。正如约翰·康纳利（John B. Connally）1971年的史密森协定和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1978年的美元防御计划，贝克的“广场行动”首先是由财政部独家操作的独角戏，这一点最重要。[33]作为财政部部长，贝克成为总统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角色帮助他发起“广场行动”并从国内主义的角度来管理它。委员会本身在形成策略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也从没有把“广场行动”纳入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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