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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划“广场行动”的过程中，日本领导人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广场会议本身是贝克和竹下登两人提出动议的结果，同时预示着两国集团（G2）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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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相办公室是持续的压力源。该办公室一度建议对从日本流向美国的资本实施资本管制，这被大藏省拒绝了。这个提议被透露给了媒体，并立刻令美国货币当局感到很紧张。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对一位日本到访者说：“你们在恐吓我们！”另一个压力源是自由民主党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来自二阶堂进（Susumu Nikaido）这类政治家的压力。通商产业省（MITI）的官员也不断对大藏省抱怨，汇率失调加剧了当下的双边贸易危机，也把缓和争端这个不受欢迎的责任转嫁给了通商产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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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升值这一“广场行动”方案，因为1985年年中美日两国关系的严峻形势而变得可能。当时，（日本）国内不同的利益群体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在此之前，日本没有政府部门敢于就日元升值领导一次反对日本商界（特别是出口商）的运动。1985年春，美国国会两院几乎同时通过了一项抨击日本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决议。对美国保护主义立法的担心以及逐渐意识到“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MOSS）[1]不可能产生深远的结果，这两个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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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广场行动”是国内外因素共同推动促成的。此前的1971—1973年和1978—1979年那几轮汇率调整中，外国压力是日本决策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也更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政治体系。从国内政治生态角度看，公众热切期盼日本在国际外交领域能有更高姿态，同时渴望经济能更开放（这些反映在日益强调政治人物的领导素质方面），这影响了“广场行动”策略。另外，政治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提高了，这是他们在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解决（涉及同外国人谈判和国内立法的）贸易争端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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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中曾根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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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秋辞任首相职务后不久，中曾根康弘向我讲述了他是如何设计日本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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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半年，我们苦心孤诣地解决日本的顺差问题。同美国政府间启动了MOSS谈判希望打开日本市场；同时制定了一些进一步自由化的行动计划。我们当时正斟酌9月出台一项新的自由化计划。但到6月时，形势变得更加清晰，这些具体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在是不足以处理失衡问题。因此，我下决心实施一个综合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处理这个问题。综合计划肯定包括日元/美元汇率调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竹下登和大场智满，他们都同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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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底贝克到东京参加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时，中曾根向贝克说明了他的意图。根据中曾根的说法，计划必须是综合性的，“因为那是让美国政府承诺减少预算赤字、降低利率的唯一方式。为推动计划实施，我想我们应该接受‘强日元’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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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日本“广场行动”过程中，中曾根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元会在东京峰会之后且恰在1986年日本选举之前失控般地升值。1986年选举时，他把日元升值称作达到了“痛阈最大值”。在“广场行动”中，他对日元/美元汇率的目标最初是210左右，之后降低到200左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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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中曾根一人策划了日本的方案。尽管竹下登的动机与中曾根不同，但他也为日元/美元的汇率调整问题所吸引，并指示大藏省研究可能性。同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显示出太多兴趣的里根和科尔不同，中曾根从一开始就对制定策略非常热衷。他的“强日元”政策是他总体意图的一部分，这反映了日本公众在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对政治领袖的期望。更显著的是对日本在全球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对政策事务应该适应新的国际和国内规则的要求逐渐增加。中曾根在日本政治中的崛起正代表了“新日本”。没有中曾根的政治学，日本的“广场策略”可能与最终实施的方案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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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自民党里的其他同僚，中曾根自进入政界开始就强烈地支持强势日元。大约25年前[4]，他便鼓吹基于“右手日元左手禅”的外交政策。在日本还挣扎于摆脱战争破坏影响的当口，积极的汇率政策招致了那些资深政治家的嘲笑，认为那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菜鸟的愚蠢言论。[5]但对像他一样的民族主义者，强大的日元是强大日本的象征，年轻的中曾根渴望一个强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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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当选首相，中曾根在每天的会议前后都要了解日元、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在1982年年末刚刚就职不久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将按日元升值的思路来管理日本经济。[6]中曾根对强日元的追求，是将日本刚刚获得的经济财富转化为国际声望这个更宏伟目标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被高估的美元让他无法实现提振日元的希望，但中曾根没有放弃。他的一个非正式的老朋友圈子——“朋友顾问团”强烈建议他采取“强日元”战略。这个圈子里有银行家、商人和前政府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井高级银行家小山五郎（Goro Koyama），他坚定支持日元升值和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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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委托一位顾问团成员、负责国际事务的大藏省前副相隆细见（Takashi Hosomi）设计“日元升值进程”。在给首相的私人建议里（顾问团内部称之为细见备忘录），隆细见提出日元兑美元逐渐升值到170~180，之后对日本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内生增长。他同时呼吁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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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经常表达对那些自由浮动理论的怀疑。他后来证实，他倾向于支持“管理浮动”或者是“受控制的浮动”。他也表达了通过三方合作方式处理汇率问题的兴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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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脚架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联邦德国参与新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浮动汇率并不适合，法国式的目标区也不可行。我想我们应该以更宽的区域为目标，力争在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协调管理汇率。这个区域方案的基本前提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和日本影响力的受限。美国经济暂时疲弱，这样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日元在国际货币舞台上毫无经验。日本同样需要欧洲的帮助。没有三极的合作，汇率稳定是持续不下去的，因为马克的波动最终将外溢影响日元的稳定，反之亦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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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见的建议，中曾根在1985年年末责成大藏省研究基于“蛇形”安排——一个灵活且宽泛的汇率范围（range）——在三极间建立国际货币体制的可能性，同时为共同干预设立一个大规模的战略储备基金、在1987年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式的国际货币会议。[8]中曾根对“强日元”外交和新国际货币体制的期望，并没有体现在任何实实在在的方案或政策中，这主要是因为大藏省的抵制。在经历1973年年初的三边管理尝试之后（当时美国和西欧迫使日元非对称升值），眼下的大藏省依然信奉浮动汇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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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和目标渐进但影响深远的变化，让中曾根最终克服了大藏省的固执，他本人在这一方面功不可没。1982年就职以来，中曾根在三个重要方面改变了日本政治的结构。首先，他在日本重新定义了领导的职能；其次，他激发了日本公众对于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热情；最后，他提出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方向，以契合他对日本发挥世界新角色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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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日本的政治体系对首相权力的约束，远远超过了美国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的程度。首相总要考虑派阀政治，必须听命于“政策派”（policy tribes），即维护单向特殊利益的政治家群体。首相还必须安抚庞大的官僚队伍，而且通常不是以强势的角色去安抚。在日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政治家统（reign），官僚治（rule）。”中曾根利用首相权力挑战这些传统约束，借助官僚体系之外的专业人士和学者筹划并推行政策议程，以此绕开派阀政治。建议对日本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前川报告，即由中曾根指定的委员会完成，是中曾根绕过体制开启新模式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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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激发了日本人关注日本在国际舞台形象的意识，同时提高了公众对领导者的期望。他借助七国集团峰会来实现这一想法，从而表明在七国集团上自信亮相并发挥领导作用，在国际上和国内都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中曾根因此为未来的日本领导树立了榜样，同时为外相安倍和陪同中曾根四次参加峰会的大藏相竹下登等人提供了学习机会。因为中曾根，“日本步入了国际政治时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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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与他的那些前任相比，中曾根的高调外交形成了更明显的三边主义立场，但其基础是牢固地建立在美日双边关系之上的。他在树立日本新形象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总是主要指向美国，同时包括同美国总统建立更好的个人关系，由此便有了“里根–中曾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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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善于利用政治形象，在1985年秋联合国大会后参观西奥多·罗斯福长岛居所的经历就是一例。正如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所言，有着类似全球性抱负的中曾根能够认同罗斯福，后者是在美国快速成为世界大国时的一位改革的保守主义者。老罗斯福在1905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似乎是1985年日本的写照：“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其伟大已经融入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我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民族所承担的责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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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积极投身国际事务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和社会转型就已经铺就了。总体上，中曾根的政治学有意将更富裕的大都市中产阶级作为其政策和自民党一个尚未被开发的支持资源。这部分群体虽然很好地融入了“公司日本”，但在政治程序中却被忽视。他们意识到，海外的保护主义，以及更重要的——日本经济没有跟上国际发展的脚步，对他们的经济福利造成的威胁正不断增强。正因如此，他们发现，他们与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土地所有者、零售商、稻米种植业主、夫妻店和官僚——有直接冲突，而这些既得利益恰恰得益于日本的封闭体制和自20世纪60年代初即成为自民党标签的分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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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的“强日元”战略，超越了标签式的“强日元等于强大的日本”，其目的在于加速包括去管制和市场自由化在内的改革进程，这意味着对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的沉重打击。首先，将过度保护的市场推向国际竞争；其次，动摇“公共工程派”此前推动的政治拨款式政府开支，中曾根的“小政府”计划，已经使得这些既得利益者胆战心惊。如今作为外部失衡解决方案的“强日元”计划，将剥夺他们原本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基金式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唾手可得的利益。不过，日元的渐进升值计划是在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执行的长期方案。1986年4月的前川报告以及一年后提交的后续报告，事实上就将日元持续强势作为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前提条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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