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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联邦德国广场策略最重要的两个人是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和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针对美国在美元汇率上的“善意忽略”政策，两人的不满和无奈与日俱增。联邦银行曾在1984年秋及随后的1985年2、3月试图通过大规模干预阻止美元升值。但由于缺少来自美国货币当局对调整汇率的坚定承诺，波恩和法兰克福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有抱怨弱马克对联邦德国经济造成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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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波恩和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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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一位高级官员说，起码在这个时候，对由马克低估造成通胀的担忧，并不是联邦德国在广场会议时考虑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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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是我们非常担心美元硬着陆。如果未加制止，美元就将进入自由落体式的下跌状态。我们不希望其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后果。是的，负面后果是继发效应，但这是关键。我们同时还必须考虑其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影响。美元的硬着陆将给欧洲货币体系的现在和未来造成非常大的麻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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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联邦德国的策略是寻求（美元的）软着陆。汇率调整需要放慢脚步、有序推进。“我们必须争取时间尽可能平稳地纠正外部失衡”，这位官员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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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政策上，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持有的观点几乎相同。在继续维护欧洲货币机制的同时，他们认为应该由市场决定马克同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他们希望欧洲的固定汇率同欧洲货币体系之外的浮动汇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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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两人来说，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尽管他们坚持这一原则的程度不同。另外，他们在财政政策方面基本上持相同立场。作为1977年伦敦峰会时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的“夏尔巴”[2]，珀尔在最终公报中加上了如今已是经典的名言：“通胀不是失业的救星，相反它是失业的一个基本原因。”作为削减赤字的操盘手和“预算平衡”的坚定支持者，斯托尔滕贝格同样提高了他本人的政治声望。在1983年的威廉斯堡峰会上，正是他“为难了里根”，因为其直言不讳地要求美国总统削减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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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将外部失衡和汇率失调归结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错误以及美日间的贸易问题，联邦德国不承担任何责任。某种程度上，这种否定责任的态度也是此前美国信奉的放任政策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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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联邦德国就只是不情愿地参与了“广场行动”。站在联邦德国的角度，更便宜的马克导致的潜在通货膨胀，需要进行温和的汇率调整；除此以外，联邦德国拒绝接受还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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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众公司监事会的经历，让珀尔本人对汇率失调有了深刻的教训。他注意到下跌的美元让公司陷入困境。“不要再让我们重复汇率失调的错误，它会导致投资决策无法持续，而且长期来看赚不到钱”。他是对联邦银行的同事说这番话的。不过，整个广场会议期间，珀尔显然非常谨慎。除了厌恶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会议风格，他发现调整汇率的建议也很危险，因为在他看来太容易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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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联邦德国参与“广场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详细、更深入地审视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的观点就非常重要。在此期间，珀尔是五国集团会议相当活跃的参与者之一，这在五国集团那些老派寡言的中央银行家中是个例外。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处理如汇率这类事务时的精明。比如，在阐明观点或讨论汇率时，他很少两次使用同样的数据，这样他就不会手忙脚乱，并给人留下他“有点儿滑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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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他的能力和稳重，珀尔提高了联邦德国尤其是联邦银行的国际地位。珀尔经历丰富，从一个经济金融记者变成了财政部副部长。1977年，他被任命为联邦银行副行长，并于1979年被总理施密特选定为行长。1987年，他被赫尔穆特·科尔再度提名为新一任行长，任期八年[3]。根据波恩官员们的说法，是斯托尔滕贝格推荐珀尔续任行长，他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简称基民盟）一些成员的建议，即认为联邦银行的行长应该换一换了，改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担任。不过，施密特原本更希望由颇具影响力的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威尔弗里德·古特（Wilfried Guth）担任联邦银行行长，他是在尴尬地拖延了一阵子之后才任命珀尔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珀尔担任行长几天后，马克对美元如坠石一般地下跌，又令珀尔感到难堪。他永远也忘不了市场的这种“欢迎”对他的羞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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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比国家元首还要高的中央银行行长，显然拥有权力和声望。即便如此，同联邦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符合联邦银行行长的利益。对于波恩[5]的官员来说，同法兰克福[6]的官员沟通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一次沟通失败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1981年2月，珀尔将伦巴德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从9%提高到12%，从而紧缩了货币政策。尽管社会民主党持续施压要求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但珀尔（他本人就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岿然不动，他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后来指出，联邦银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社会民主党1983年选举失败。珀尔受益于这次为他赢得通胀斗士美誉的经历。到1985年，联邦银行确信由保守政府主导的波恩将不会插手货币政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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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滕贝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新教派的资深中坚，在其34岁那年被他的政治偶像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提名为科技部部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联邦德国议院预算和金融事务方面的专家。他的冷静和理性让不少人相信他更像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与同为北方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类似，有着技术官僚的气质，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两人相互尊重。在某些方面，他似乎是非政治化的，偶尔会表现出一位五国集团会议常客所说的“德国式巧妙——也就是说，根本不巧妙”。斯托尔滕贝格曾经是科尔政府财政保守主义的推手，影响超过德国政坛其他人。科尔–斯托尔滕贝格的小政府政策，是基民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经济计划的关键，与里根政府强调的减税和去管制相呼应。而且，通过最大限度地执行约束性政府开支政策，起码到1986年，斯托尔滕贝格成功地大幅削减了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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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听众一次难得的演讲中，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对其在对抗财政赤字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他断言联邦德国已经找到了“恰当的”财政政策，暗示其他欧洲国家严重偏离目标，同时表示联邦德国的预算赤字已经从198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下降到1987年仅仅超过2%，创造了降息的条件，也为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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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稳定价格的坚定承诺，联邦德国需要进行汇率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因此，联邦德国没有在广场会议之前（比如在1985年5月的波恩峰会上）提出任何汇率调整行动的动议难免让人不解。科尔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缺乏兴趣，以及联邦银行和财政部均不愿意在峰会上与对方讨论这一议题都是影响因素。科尔和里根在他们于1986年10月华盛顿会晤时（当时正是寻求汇率稳定的货币外交的关键时刻）是有机会讨论汇率问题的，但他们再次忽略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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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和法兰克福的关系表面上是顺畅的，联邦银行法的条款里就有反映——要求政府和联邦银行“致力于合作和相互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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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自1986年夏开始，财政部倾向于降低贴现率，而联邦银行则坚持政府应该更进一步减税，强调最好是对商业投资活动减税——珀尔对斯托尔滕贝格的直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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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托尔滕贝格于1987年末公开敦促联邦银行降低利率时，这种紧张局面公开化了。斯托尔滕贝格尤其面临着来自农场主的巨大压力，后者担心，如果马克继续升值的话，自己的竞争力将逐渐丧失。在他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主要是因为一个地方党政丑闻，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一周前的地方选举中失利。这无疑让斯托尔滕贝格的形象受损，因为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席。斯托尔滕贝格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货币政策宽松，而不是马克无休止的升值。但正如波恩以前的财政部部长们一样，斯托尔滕贝格必须学会同法兰克福一群难以对付的专业人士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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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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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如何重要，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本质上是受制于其文化环境的。为了准确理解政治文化作为政策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一点，有必要了解联邦体系内的制度和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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