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00277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政治文化
1703600278
1703600279
无论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如何重要，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本质上是受制于其文化环境的。为了准确理解政治文化作为政策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一点，有必要了解联邦体系内的制度和政治安排。
1703600280
1703600281
要理解联邦德国当下的货币政策，必须回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当时的德国遭受着恶性通胀之苦，气候国家社会主义者完全控制着国民经济。作为对那个时期的反应，战后的联邦德国领导人将物价稳定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有限作用原则，写进了联邦德国法律。
1703600282
1703600283
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支柱：物价稳定、谨慎的逆周期政策和国际竞争。自然，影响决策的国内参与者是多元的——联邦银行、联邦政府、政治派别以及其他利益群体，但国内政治参与者整体上对这三个原则还是普遍认同的。
1703600284
1703600285
这些目标在几个方面塑造了战后联邦德国的组织机构。首先，努力降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结果便是决策体系的去中心化；其次，价格稳定作为首要的经济目标，确保了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事实上的自主权。联邦权力去中心化的结果是缺乏强势的机构竞争者，再加上联邦银行自身在法律上的强势，这构成了联邦德国金融和银行业的生态，也一定程度上给银行业带来了比其他行业更高的地位。
1703600286
1703600287
联邦德国政府和其政治利益群体的去中心化，也体现在联合政府的交替中。不同党派领导的联合政府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1969年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间，1982年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间。
1703600288
1703600289
1967年的《稳定和增长法案》是立法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行动范围，允许其在反周期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领域进行干预。这个凯恩斯主义的法案丝毫没有缓解主要参与者间权力分配上的内在冲突，这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冲突有目共睹，而且在危机时刻更加突出。
1703600290
1703600291
有三个冲突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银行和出口行业之间在马克升值问题上的冲突；二是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之间就审慎的公共债务水平的冲突；三是工会和企业之间关于工资和价格合理水平的冲突。[8]整个20世纪60年代，随着马克升值压力的逐渐增加，金融和银行业同出口商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政府在1961年和1969年对马克升值的支持，反映了联邦银行反通货膨胀的取向以及银行家相对出口商的强势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做法可能同日本的汇率政策相反，当时日本政治家中的主流观点是“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日元升值”。尽管大藏省副相鸠山威一郎（Iichiro Hatoyama）在秘密安排研究日元升值的必要步骤时（采用爬行钉住策略）受到了联邦德国政策发展的影响。
1703600292
1703600293
浮动汇率体系迎合了联邦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自由决定权，同时也强化了其在反通胀货币政策上的责任。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承认，联邦银行之所以喜欢浮动汇率，是因为这个机构偏爱行动自由。
1703600294
1703600295
联邦银行本身是一个独特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惨痛历史）产物。无论是对各个年龄的社会阶层还是对政治派别来说，物价稳定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1957年7月26日，联邦德国《联邦银行法》获得通过，确定中央银行为联邦法人。尽管法案要求联邦银行支持联邦政府常规的经济政策，但更充分保证了联邦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9]
1703600296
1703600297
从货币发行的角度，马克就是一种纸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维护通货价值，这是货币发行的直接责任，而不是用黄金或外汇来支持币值。恶性通货膨胀历史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对联邦银行的尊重让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联邦银行自身则逐渐强化了道德规范。联邦银行行长的提名在政治上相当重要。正如一位官员说的那样：“国民没有改变联邦银行，联邦银行改变了国民。”
1703600298
1703600299
随着“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融入世界且再一次成为欧洲强国，国内和国际考量之间的碰撞就在所难免了。联邦银行的央行委员会被赋予决策权，它倾向以国内考虑为重，因为委员会中的州（Land）[10]代表占多数。委员会有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六个官员组成的理事会，委员会还包括联邦德国议会上院委派的其他11名成员。理事会主席是委员会的首脑，议会上院委派的每名成员领导着联邦银行的一个州分行。委员会通常是每两周开一次会，通过简单多数决定联邦银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理事会是中央执行机构，同样也负责实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理事由政府提名并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任命，但要先行同委员会协商。[11]
1703600300
1703600301
尽管联邦银行立足于国内，但珀尔行长手段高明，他会在急需这个不大的机构的支持时说服其成员，否则就绕过联邦银行独辟蹊径。珀尔化解僵局靠的是其大家风范和天生的洞察力，而不是官僚经验。
1703600302
1703600303
联邦银行副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同“守旧派”联系得比较多。他在联邦德国银行界德高望重，被视为“核心的主心骨”，原因在于他对价格稳定和保守主义的坚定信念（用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他的坚定“甚至可能超出了波恩的期望”）。由此，珀尔一方面必须对付如施莱辛格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同时还不得不表现出没有向美国妥协，以免疏远了“核心”、失去所有的信誉。例如，基于这个考虑，珀尔就在1986年8月邀请施莱辛格到他家里同沃尔克会谈。他同时建议斯托尔滕贝格让施莱辛格参与其他涉及政策协调的绝密谈判。此前的类似会议仅限于斯托尔滕贝格、珀尔和蒂特迈尔。施莱辛格在卢浮宫会议后成为这类会议的常客。
1703600304
1703600305
珀尔只能小心行事。面对国际上要求降息的压力时，他经常会向其他中央银行家特别是美联储官员说明，他必须处理许多内部问题，同时要求他们给他更多时间。长此以往，珀尔便让其他国家央行官员们一直处于猜测之中，因为他们不能确定珀尔是真的希望降息，还是只是将国内主义者的争论当作一个借口。
1703600306
1703600307
1987年11月（全球股市暴跌的次月），当波恩和华盛顿之间的争论升温时，两国国内主义者间出现了冲突。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再次批评联邦德国的货币政策，宣称由施莱辛格筹划的加息引发了金融市场危机。这一攻击显然意在孤立那些“核心”的资深官员，让他们看起来罪大恶极。结果这在联邦德国引起一片哗然，招惹了施莱辛格背后的保守势力，珀尔的处境因此就更微妙了。
1703600308
1703600309
即便向浮动汇率转变让联邦银行能够加强对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控制，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联邦银行在控制货币政策方面面临两个新的挑战。首先是快速增长的预算赤字，其次是马克作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
1703600310
1703600311
财政政策
1703600312
1703600313
在联邦德国，财政部承担着制定财政政策的首要责任。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财政部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1703600314
1703600315
自1967年颁布《稳定和增长法案》开始，联邦政府依托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在联邦政府内部，财政部在预算制定过程中主导着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将政府部门中所有中层官僚机构的支出计划合并，作为预算的总体框架，然后向内阁提交一份预算草案。在内阁中，财政部部长和总理一起发挥着重大影响。
1703600316
1703600317
这项法案限制了联邦议会的作用，如果没有匹配的增加收入的建议，联邦议会不得提出任何增加开支的预算修改意见。该法案允许联邦政府否决所有因支出增加导致的预算调整。尽管执政联盟要获得议会对其税收和开支这些重要事项的支持并不难，但下面两个因素在实践中弱化了其对财政政策的主导能力：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政府中不同党派控制了不同的权力部门，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财政部，自由民主党则掌握了经济部，这样的结构安排削弱了联邦政府推行综合或严厉措施的能力；其次，联邦政府控制的公共投资不超过50%，全国总的公共开支和投资占比则只有大约15%，[12]其余的部分则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州的上院可以否决某些影响本州金融或行政利益的法规。地方一级党派政治力量进一步限制了联邦政府推行其计划的能力。
1703600318
1703600319
由于这些限制，联邦德国的财政政治学就同日本类似，本质上是被动的。预算制定受到本国经济环境突然、短期变化影响，例如1966—1967年、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经济危机期间频繁出现的情况。第一次危机带来的是对预算计划性的进一步强调，并写进了《稳定和增长法案》及后续的类似法律中；第二次危机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简化预算过程管理；第三次导致国家干预的大幅减少（去管制化、放弃反周期政策以及私有化）和公共开支的削减（明显不利于社会性支出）。
1703600320
1703600321
随着1980年选举的临近，预算政治学在两个选项之间摇摆：是降低预算赤字还是减税。联邦银行倾向于前一个药方，而自由民主党则偏向后者。科尔政府通过联邦德国政治中两个极其独立的机构发表观点，在两个政策之间调和，同时推动减税和削减预算。
1703600322
1703600323
意识形态
1703600324
1703600325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在联邦德国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赤字福利社会的工会一方，同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呼吁增加投资机会和去管制的商界一方之间的分歧逐渐尖锐起来。但现实中，由于政府坚持渐进主义方法以及联合政府中的党派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并不那么显著。
[
上一页 ]
[ :1.7036002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