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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第七章 从两国集团到三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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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峰会没有满足日本出口业和政治家们的预期，威胁了中曾根政权的稳定。就在东京峰会闭幕前，东京市场上的日元/美元汇率突破了165，日元正奔向战后新高点。日本媒体纷纷声讨中曾根“没有终止日元升值”。反对党及包括宫泽在内的那些代表中曾根反对派立场的政治家们，想着利用这次不利的舆论环境把中曾根赶下台。华盛顿在一边看热闹，对支持中曾根力量的突然瓦解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在疑惑，是不是贝克在汇率调整上的动作太大、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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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积极的双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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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9日，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理查德·达曼被迫为他和贝克的策略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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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您对扼杀了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生命没有感到不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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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曼：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高效和勇敢的政治家，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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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您知道日本的情况，他（中曾根）现在完蛋了，因为峰会在遏止日元升势方面没有作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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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曼：正如我说的，他是日本一位勇敢的领导人，力图为日本经济的未来指明方向，这可能同目前的模式有些不同。有悖于现状的举措，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面对一定程度的政治阻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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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在1986年继续升值，日本出口商特别是产品需求面临大幅下滑的中小企业，对中曾根内阁施加的政治压力明显增加。美元在1986年2月到3月初全线下跌，市场最初把注意力放在日元上，逐月攀升的贸易顺差和油价下跌将尤其利于日本经济的观点，给了日元升值的理由。1月底时美元兑日元收在了191.4，2月中上旬，美元持续下跌且跌破重要的心理位180，并于2月19日跌到了七年半以来的低点177.40。在日本大藏省明确表示正在制订放松资本外流管制的计划后，美元开始横盘，大藏省希望此举会增加日本机构投资者对美元的需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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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9日，日元兑美元升到了战后的最高水平——174.3，此前的高点是1978年的175.5。作为应对，日本银行在纽约市场上进行干预，这是广场会议之后首次进行阻止日元升值的行动。日本货币当局此前也曾尝试说服美国财政部同他们一起干预市场。日本人期望沃尔克对美元快速下跌的持续警示能够有助于他们的呼吁，但美国财政部拒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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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日元的进一步升值迫使大藏相竹下登打电话给贝克，请求联合干预以稳定汇率。贝克拒绝了竹下登，他的解释是，政府内部对这种“逆向”干预的反对意见还是很强烈。不过，美国财政部允许日本银行利用其在纽约联储的账户在纽约市场进行干预，同时承诺不公开反对这种单方面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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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的干预行动在华盛顿几乎没有获得支持。美国财政部主要考虑的是，如果汇率调整中止，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力量将再度得势。财政部一位官员评论说：“日本的行动在政治上是适得其反。考虑到我们这里的保护主义问题，让美国在给定的水平开始干预是不可能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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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还担心更多的计划受到威胁。与日本联合干预，可能阻碍利用经济指标体系提高经济政策系统性协调的努力，而贝克和达曼希望围绕着经济指标体系建立共识。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对本国的做法发表评论说：“我们确实这么跟日本人说，‘听我说，不要让我们今天或明天，在这个或那个价位进行干预。我们来改善体系，我们来提升经济政策协调，那样我们才能够掌握问题的实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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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些支持浮动汇率体系的人从思想上抵制“钉住”汇率。在政府内部，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伦·沃利斯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对日本的干预行为这样评价：“我怀疑日本干预的市场效果。外汇市场非常庞大，分析和经验都表明，政府（干预市场）事实上只是在浪费钱。”[5]一些企业界人士则继续支持美元下跌。代表美国蓝筹公司的游说团体“商业圆桌”在当时给白宫的一封信里就力促美元进一步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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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并没有减轻对里根政府的施压。4月8日，贝克在华盛顿同竹下登会面。竹下登显然想把180作为美元兑日元的底线，他力促贝克“同意汇率稳定”。接着他向贝克解释他的名字“登”的反义，“登”的意思是升值，“因为日元升值了，所以我的名望就下来了”。他的请求是典型的撒娇式（amae）表达，一种日本文化和心理特点，意在以小兄弟的身份向大哥索求支持和同情。贝克回答说：“如果你推动日本的国内消费，我确信你的名望将再次上升。”这个回复与3月他同意汇率稳定时的态度几乎一样，但他拒绝就日元/美元汇率做出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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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贝克一样，竹下登因为其在广场协议中的作用获得了称赞。但日元随后持续不断的升值，在政治上将这位大藏相逼进了墙角。依赖出口且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政治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开始对竹下群起而攻。在竹下登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一次没有被邀请参加他的派系成员的政治竞选演说，这个选区正好在日本中部以瓷器出口闻名的多治见（Tajim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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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下登没能成功地影响贝克之后，中曾根开始了说服里根接受将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180左右的行动，他准备在即将进行的戴维营会晤上与里根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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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中曾根秘密派出他的私人特使前往旧金山，同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加斯顿·西古尔（Gaston Sigur）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部主任史蒂夫·丹赞斯基（SteveDanzansky）会面，了解稳定汇率的可能性。丹赞斯基表示了反对，他提到副总统布什所遭遇的政治尴尬，正是其征收进口税去稳定国内暴跌的油价的言论造成的。他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干预稳定汇率的努力将招致同样的批评，只是这次的批评是来自美国出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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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中曾根策略的目的是绕过美国财政部，直接向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部门呼吁，期望从后两个部门获得更有利的回应。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所有部门的立场都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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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4月13日同里根的会晤中，中曾根仍然重申了将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当前水平的重要性，美方并没有阻止他。可以想象，里根的回答是：汇率问题应该由市场力量决定。在日本国内，日元的持续升值造成了东京峰会前的不安，日本首相在回国后再一次提出请求，他向美国总统发去了他的私人口信，解释说他眼前面临的越发艰难的“政治困境”正是由“强日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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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白宫对中曾根面临的政治局面漠不关心，那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会晤期间，美国总统就对中曾根表现出同情。在日本媒体于5月4日报道里根总统再次拒绝了中曾根联合干预的请求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出面给中曾根救场。5月5日，白宫安排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吹风会，该官员否认了报道的说法，指出中曾根从没有提出这样的请求，两国在汇率问题上不存在对抗的问题。[7]1986年5月，外汇市场上没有货币当局要实施任何具体干预措施的消息，日元继续毫无顾忌地上涨。美国官员“干预政策没有变化”的声明，将日元推高到了5月9日的161.25和5月12日的159.99，较一年前的低位升值38.5%。在5月13日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贝克本人努力为中曾根解围，他试图让市场相信，美元的贬值幅度已经完全超过了此前对日元的升值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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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理解为帮助中曾根的姿态，市场马上对此做出反应，日元的升值压力临时缓解。人们普遍猜测，美国财政部的举动与政治有关。尽管也有人认为贝克的证词与日本政治无关，但他的确是要帮助中曾根，虽然没有涉及日本人期望的联合干预行动。甚至连坚定的放任货币主义者斯普林科尔也开始提出一些想法，在政治上支持中曾根。美国政府一位资深官员后来承认，那是一次救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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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就是在东京峰会之后遇到了麻烦。峰会之后的十天里……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那是我们真正给予帮助的时候，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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