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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走向三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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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记录的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这个时段里，法国和英国被迫扮演着次要角色。意大利不断努力要成为核心五国的一员，这对英法两国构成了挑战。它们的货币政策举措被视为联邦银行欧洲货币体系政策的冷饭，两国的干预也仅仅是大海中的涟漪。诚然，劳森展现了令人敬畏的学识和老练，贝格伯和巴拉迪尔成熟政治家的气质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两国在国际货币外交领域叱咤风云的岁月（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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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说法国和英国是被降格到边缘参与者的位置，那会引起误导。两国做出的承诺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经济政策协调的性质产生影响。毫无疑问，限于它们手头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其影响美国战略或美日安排的能力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在某些场合影响着欧洲内部的约定安排，进而有助于决定政策协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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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尤其会利用各种机会同联邦德国讨价还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卢浮宫协议。法国人从一开始便认为“广场行动”是“过去十年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秩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以非常务实的方式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机会”[43]。他们坚持这一看法。法国是目标区唯一的倡导者，认为目标区是一个理想模式，这让美国的“范围”想法显得更温和，这是下一章的内容。法国就建立目标区体系所需要的政治承诺而进行的各种分析，促使美国尝试采取更具雄心的措施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这在达曼设计的目标区战略中尤其明显。第五章里提到，法国在“广场行动”中的另一个目标，是针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在五国集团政策协调之外建立一个压力设计。法国坚持认为需要对联邦德国实施经济刺激措施，是美法两国利益趋同的另一个例子，这促使两国在1986年底给予联邦德国的压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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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贝克–宫泽协议后不到三周，巴拉迪尔宣布法国愿意接受“参与”安排的邀请，刺激经济增长以换取汇率稳定，同时敦促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其他伙伴也这样做。[44]法国的姿态无疑让美国感到高兴，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卢浮宫会议后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同盟就是法国了，”接着半咧着嘴笑道，“奇怪的盟友（bedfellows），是吧？”这样一来，法国这张牌也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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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明确策略不同，英国的行动是模棱两可的。信奉自由市场的劳森主导着英国货币政策。他从一开始就对管理经济政策的提法感到别扭，而且，就干预行动而言，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全心全意地给予承诺。欧洲一位官员说，对于“美国在广场会议上陡然反转立场”，劳森表现出了一些不满。而且，他要尽力在货币政策的国际安排同国内货币主义政策之间进行协调，撒切尔政府在思想上支持货币主义。最终，英国的产油国身份让其决策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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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不确定性，给劳森的策略进一步蒙上了阴影。作为忠诚的保守党成员，他注意到“光荣孤立”的政治言论，而他越来越发现，只要英镑外交脱离了欧洲货币体系，他的选择空间就变窄了。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指出的那样，英镑与美元脱钩了，同马克的联系正逐渐加强。[45]劳森“管理浮动”的主张被视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热身。英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一位法国与会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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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劳森先生可能是集团中最不愿意选择这个（参考范围）方案的。他更倾向于持怀疑态度。不过英国态度有了变化，支持对汇率波动进行更加协调一致的管理，这符合卢浮宫协议的精神。实际上，英镑和欧洲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问题让他们感到紧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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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一定是意识到，美国的战略本质上是基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三国之间的三边协调。事实上，在广场会议之前，马尔福德就已经考虑了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三个核心国家”作为新策略中排他的参与者。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勉强接受，把英国和法国排除在外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华盛顿同东京和波恩积极的双边主义外交之后，同巴黎和伦敦之间的沟通就只是走形式了。广场会议时，就法国承担同联邦德国同样力度的干预责任问题存在争论。德国人提出，欧洲的干预应该通过欧洲货币机制集中对待，这一看法是主流，法国担负了不少的干预责任。而英国是在卢浮宫会议后三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英国的干预规模仅次于日本，意大利排第三。一位英国官员宣称：“我们是在扫货式地买进美元。”[47]对于法国和英国在（广场协议后）压低美元或是在后来卢浮宫会议提振美元的干预行动中的贡献，不论是贝克、竹下登还是后来的宫泽喜一，都不十分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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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世界经济实力的均衡明显发生了变化，逐渐向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这三个主要参与者集中。就货币政策倡议和参考范围理念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和英国被降格为边缘成员，因为它们对“广场行动”的贡献的确很重要。另外，走向三方货币体制的努力，因为美国对两国战略的过度操控、日本无法有效利用其刚刚获得的金融实力以及联邦德国不愿意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实施更彻底的货币一体化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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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e on One”, with John Mclaughlin, 9 May 1986. transcript available from Federal Information Systems, 620 National Pres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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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view 11 (Summer 19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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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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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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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sahi Shimbun，21 March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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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Yoichi Funabashi, “Tokyo Economic Summit Looms as Key Test for Japanese Politicians”，Washington，20 Apri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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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sahi Shimbun，5 May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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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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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积极的双边主义”一词由《纽约时报》专栏作者Leonard Silk提出。参见Leonard Silk, “The U.S. and the World Economy” , Foreign Affairs65 (Spring 1986)
:45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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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作者采访日本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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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作者采访中曾根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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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作者采访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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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作者采访一位美国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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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BC News, “This Week with David Brinkley”，28 September 1987.Transcript available from RLS Reporting Associates, 733 15th Street, NW, Suite 440,Washington, DC, 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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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ames A. Baker III, statement to the IMF Interim Committee，Washington，28 Septemb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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