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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法国财政部部长爱德华·巴拉迪尔拉起帷幕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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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卢浮宫的晚宴台上，19个酒杯已经斟上了佛罗伦路易斯香槟。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闲聊着比目鱼奶油汤和法国财政部从酒窖里拿来的1982年普里尼–蒙哈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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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87年2月21日晚上七点半刚过。晚宴时的讨论和第二天的会议，形成了卢浮宫协议，这是在十多年无规则的浮动汇率之后，五国集团实施稳定汇率体系的最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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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广场协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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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将这次会议总结为：“广场2.0（Plaza two）……我将这次会议视为广场会议的正统传承……当时我们都同意美元应该下跌，现在我们都同意需要稳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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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所周知的卢浮宫协议里，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宣布，各国汇率“大体上处于符合经济基本面的范围内”。虽然不再公开支持目标区，但政策制定者们表示，为在“近期的水平附近”（around current levels）稳定汇率，他们准备干预。据劳森说，他们“就联合干预的环境条件进行了充分讨论”[2]。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意刺激国内需求，美国重申了削减庞大预算赤字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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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卢浮宫会议作为七国集团会议安排在1987年2月22日（星期日），但主要决定是五国集团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于21日（星期六）在卢浮宫的德堂厅及随后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餐厅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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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会议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努力争取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和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用重大刺激措施换取美国同意稳定美元的结果。特别是1986年10月31日的贝克–宫泽协议，将美元维持在当时水平的承诺，开始了“刺激换稳定”模式。贝克和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于1986年12月在基尔的会晤，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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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原本也考虑了同五国集团其他财政部部长在1986年12月开会的可能性，但五国集团副部长们甚至未能就议程达成共识，他的努力因此受挫。在1987年1月同贝克的会谈中，宫泽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在下一周的1月27日召开一次五国集团会议，但贝克感觉时间太早。因为希望尽快召开会议，宫泽又提议暂定在2月7日，贝克再次有保留地同意。会议最后确定在2月21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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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两人在宫泽1月访问华盛顿时重申的汇率稳定承诺，可能帮助形成了五国集团协议的基础。宫泽访问时的那种近乎绝望的状态让他在国内丢了气势。在日本，一些不友好的媒体报道将其访问说成是“乞求恩典之旅”，他需要向公众证明他同贝克之间的双边协议很有价值。意识到贝克利用双边外交作为战术手段向联邦德国施压，宫泽便知道了同美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将会多危险。他感觉双边协议本身有违约的风险，因此认定美日协议必须马上转变成为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的一份正式协议。不过贝克警告宫泽不要仓促开会，而是建议应该“先行酝酿以便确保协议成功”。贝克特别希望从德国人那里获得对财政扩张计划的提前保证。在宫泽要主动将日本贴现率降低0.5%作为双方1月谈判成果的“标志”时，美方强烈建议将其留作五国集团的“礼物”，以便使得降息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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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的电话沟通之后，五国集团的副部长们于1月29日在苏黎世召开了一次预备会，会议由法国财政部副部长丹尼尔·勒贝格召集，时间恰好在德国1月25日的选举之后。因为卢浮宫会议的参与者是七国集团，（五国集团的）副部长们又于2月4日（期间恰逢威尼斯峰会的“夏尔巴”会议召开）在罗马与意大利和加拿大两国副部长的代表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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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五国集团副部长们仍然没能就一揽子的协调达成协议，但他们在苏黎世会议上还是尽量起草了公报。“事实上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次会议”，一位欧洲的副部长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在理念上形成了需要在目前水平附近稳定汇率的共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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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会议前，五国副部长在巴黎再次尝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到最后仍有两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如何在参考范围理念基础上妥协以稳定汇率；如何进行财政政策协调。另外，他们对于公报中描述参考范围原则的语言有不同意见：是应该使用“水平”（level）还是“范围”（range）。这种情况下，初稿在加了一个“在目前的（水平，范围）附近”的括号说明后，被交到了部长们那里，表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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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僵局，特别是联邦德国拒绝就减税给出新的承诺，贝克几乎已经决定取消这次会议。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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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贝克）的确考虑过我们不该召开这次会议。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日本和联邦德国有没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即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如果不召开这次会议，你必须掂量过程损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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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议是否应该取消，美国财政部高层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大卫·马尔福德对市场情绪极其敏感，他提出不应该取消会议。他问道：“市场是要爆料还是要稳定？”在他看来，市场正在寻求稳定。“如果不开会，将会有非常多的负面新闻报道、市场消息，所以必须认真分析市场要什么。”[5]美元自1987年年初以来的直线下跌让在美国的那些外国投资者更加感到不安。贝克和宫泽1月发布的联合公报及美国随后联合干预制止美元进一步下跌，反映了美国财政部对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持续减少的担忧。“贝克现在注意到日元的不断升值正在让投资决策变得困难，而一段时间的稳定将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6]随着卢浮宫会议的临近，对资本流入减少的担忧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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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可能考虑过，取消五国集团会议会增强他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影响力。因为他已经通过1月的口头打压美元提升了他的影响力，再来一次没准儿还能发挥作用。但到了1月的最后一周，他肯定是意识到这种冒险外交的风险。财政部的口头打压政策造成了美元的快速下跌，利率已经开始上升，且沃尔克也没能控制住。另外，在2月的国债拍卖之前，美元必须稳定住。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融资的需要最终困住了贝克，迫使他赶赴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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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月初，日本和联邦德国均认定需要稳定汇率。对联邦德国来说，欧洲货币体系内部1月初的汇率调整及影响，使得马克难以继续升值。在德国1月波澜不惊的大选之后、州选举到来之前，波恩政府“更加渴望稳定货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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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卢浮宫会议前几天，贝克终于从日本和联邦德国争取到了它们将采取更多经济刺激措施的承诺。在长时间的电话交流中，斯托尔滕贝格向贝克保证联邦德国政府可以承诺增强减税力度，并计划于1988年生效。大约在同一时间，日本告诉美国，在1987财年的预算获得通过之后，自由民主党准备再提出财政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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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话的最后一分钟，巴拉迪尔同贝克和斯托尔滕贝格确认了稳定汇率措施中的共识部分。到五国集团开会时，“美国和法国之间有着广泛的共识”，据法国一位参会者说，关于参考范围（reference ranges）问题，法国“不需要去说服詹姆斯·贝克。因为他已经被说服了”。2月21日上午，贝克明确了其同宫泽和斯托尔滕贝格的几次双方会晤时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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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1日下午的五国集团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利用经济指标协助评估五国集团内部政策调整的需要、起草公报以及明确五国集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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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反对将五国集团会议安排在七国集团会议之前召开，威胁不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结果，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不得不再度解释五国集团的性质和功能。尽管意大利人反对，但他们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最终还是决定维持五国集团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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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沃尔克抱怨说讨论意大利问题就是在浪费时间，[8]但法国人却把这件事看得很严肃。晚宴餐桌上，巴拉迪尔以他同意大利财政部部长乔瓦尼·戈里亚（Giovanni Goria）有约为由离席。接着巴拉迪尔同勒贝格和法兰西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德拉罗西埃到了戈里亚的宾馆与其会面，在那里他们劝戈里亚参加次日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戈里亚说很遗憾，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接到总理办公室不参会的指示。会面之后，戈里亚给巴拉迪尔留了一张便条说他本人将于次日早上六点离开巴黎。巴拉迪尔在上午向其他的与会者通报了戈里亚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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