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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投资旅行:穿越六大洲的投资奇遇 超凡的中国制造业:充满勇气的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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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AK-47步枪架在肩膀上,瞄准,射击。哪怕隔着耳塞,还是能听到响亮的枪声。枪的后坐力没有我想象的强,射击之后枪管中有青烟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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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根没打到靶上,但还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这样的事。我们是在北京某研究中心体验到机关枪射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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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以后,你会走进一间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枪。你可以自由挑选你想体验哪一款,M-16步枪,乌兹冲锋枪,M-1式步枪,什么都有。在靶场有工作人员帮你把枪调试好。我们甚至不用事先签署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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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人人都了解中国究竟在制造业上有多大的优势。但如果关注一下商品的产地,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国。而且在中国,常常是一座城市专攻某件商品,在这件商品上具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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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义乌生产着全球1/4的吸管,大唐生产着全球1/3的袜子,嵊州制造着全球40%的领带,温州制造着全球70%的打火机。其他的城镇也各有专攻,生产着各种日常用品。崧厦每年产出3.5亿把雨伞,分水出产钢笔,上官出产乒乓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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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轨迹可能有些不寻常,但中国的优势绝不仅仅是成本低。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速度与灵活性。在某个地区中,你可以找到十余家工厂,只要早上把产品的规格说明交给他们,下午就能拿到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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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能力体现在多个领域。中国建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建筑(北京机场航站楼)、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中国拥有全球最快的火车和最大的水坝。正如《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前主任约翰·庞弗雷特(John Pomfret)所观察到的:“这是一个满眼建筑工人和宏大项目的国度,这是一个崇尚浩大规模的国度。”他是这样形容中国工程师的:“世界上最敢于冒险的一群人。充满勇气的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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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又是工程上的一大创举。中国的工程师被认为是全球最出色的铁路建设者,他们建成的青藏铁路位于中国西部腹地,铺设于复杂多变的永久冻土带之上,连接起了拉萨与格尔木。铁路横跨数百英里,穿越过危险的高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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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亚伯拉罕·勒斯特加藤(Abraham Lustgarten)在《华夏天路》(China’s Great Train)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青藏高原的:“沼泽和湖泊会间歇性结冻,而濡湿的永久冻土不断地起伏、移位,可谓是地球上最多变的地质环境。”在有些地方,流沙深得可以吞噬一架坦克。而且,青藏铁路的海拔也是全球所有铁路中最高的,最高处的海拔超过16600英尺。火车车厢和飞机机舱一样进行了增压、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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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这样的壮举,中国向德国发出了挑战,争当世界上最出色的工程师。事实上,在某些地方,中国已经完成了对德国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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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投资旅行:穿越六大洲的投资奇遇 中国超越鲁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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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区是强大的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德国西北角的大工厂吞吐出的钢铁缔造起了该国工业的脊梁。而当战鼓擂动时,这些工厂给德意志帝国输送着野战炮、装甲坦克和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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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历史悠久的工厂旁边兴起了繁荣的社区。人们为自己能用双手创造工业产品而倍感骄傲。成千上万的人在鲁尔区的工厂中找到了工作。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着这样一种观念:他们的子女可以在这里创造他们的人生,并把当地的光荣传统继承下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述的愿景即是鲁尔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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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可避免的变革一点点地消磨掉了鲁尔区的光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亚洲的工业生产已经威胁到了鲁尔区的生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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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过程是缓慢的,但结局如何不难预料。韩国已成为世界上制钢效率最高的国家,而德国的工人们却强烈要求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中国的工人整日工作,新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而德国的政府却在增加税收、扩大繁冗的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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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更迭之际,已经没有人能够忽视眼前严酷的现实。鲁尔区的一些工厂已经永久关闭。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是《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这本佳作的作者,他在书中讲述了蒂森克虏伯钢厂的故事,该厂位于多特蒙德,曾是德国最大的钢厂之一。德国人称之为“凤凰”,因为该厂在“二战”空袭后的灰烬中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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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就在蒂森克虏伯钢厂关闭后的一个月内,有家中国企业将它买下,这家中国企业的想法是对蒂森克虏伯钢厂进行拆卸,全部运往中国,然后在长江口附近一丝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起来。中国企业买下蒂森克虏伯后,马上有1000名中国工人来到了德国,他们要对工厂进行拆卸,并将部件运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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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亲眼看到这些中国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后,德国人彻底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被中国比下去。德国人对这种工作方式颇有微词,于是迫于当地法律,这些中国工人停工休息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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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国人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工厂的拆卸,比蒂森克虏伯钢厂预估的时间早了整整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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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工人离开时,他们住了一年的临时宿舍、用了一年的临时厨房依然干净整洁。但是,宿舍里有一双他们落下的黑色靴子。靴子是“凤凰”牌的,与中国人带走的这座工厂同名,靴子上还写有“中国制造”的字样。金奇写道:“这双鞋到底是他们忘了带走,还是被有意留下作为双关?谁也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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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00英里外的中国,新的工厂严格按照德国原厂的样子被重新组装了起来。金奇记录道:“总计有275000吨的设备被运送至中国,此外还有44吨的文件,用于解释繁复的组装方式。”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但与从零开始新建一座工厂相比,成本还是低了60%。此外,由于中国对钢材的需求巨大,工厂一建成后马上可以全力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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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到了1975年,中国全国的钢铁总产量还比不上多特蒙德这一家工厂。而现在,这家多特蒙德工厂本身就伫立在中国。在德国,你看到的是江河日下的工业、没了工作的钢铁工人,还有曾经矗立着工厂、如今已斑斑驳驳的土地。德国方面考虑将蒂森克虏伯钢厂的旧址改造成公园,或者造一个人工湖,再建上停泊游艇的码头。但金奇的书中写道,一位魁梧的钢铁工人是这样反应的:“我们看上去像是玩游艇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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