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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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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及其银行：从静态比较到动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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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银行为什么需要国家这一核心问题，本章基于银行业财产权和政治联盟形成的逻辑做出了解释，解释了第一章提及的关于银行功能失衡的一些关键疑惑。持续的信贷稀缺和银行不稳定可以理解为“银行交易博弈”产生的均衡结果，源于特殊的政治制度及从中发展出的银行体系。威权制度往往导致银行信贷供给的稀缺和银行的不稳定性。民主制度往往产生信贷充裕的银行体系，但该体系并不一定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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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体之间的静态比较并不能解释威权主义的现代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建立，这些国家如何随着时间迁移转变为民主国家，以及银行如何推进这一历史进程。政治演化首先催生了威权主义的现代国家，而后又发展出民主版本的现代国家，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演化本身极度依赖于银行作为国家建设工具的存在：当权者过去和现在都在主动利用银行，以协助本国在与他国的竞争中胜出。银行业与现代国家结构的共同演化将是第三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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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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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三章征服和生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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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皮特以偿还保罗的政府总能倚赖保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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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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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政府特许银行。共产主义国家有，民主和威权国家有，甚至最低劣的盗贼统治也有。有个例外恰巧证明了这一规则：索马里在1990—2011年间没有特许银行，然而当时索马里已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在该国政治崩坏前，它也有特许银行。1甚至在没有军队的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在不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的国家，例如科威特，都有特许银行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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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银行对国家如此重要，甚至比军队和税收的存在更加普遍呢？特许银行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大约在1600年后的同一时期出现。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相反，这两类组织是共同演进的，因为三个群体的行为动机通过银行实现了良好结合，这三个群体分别为统治者、商人和金融家，他们对于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实体（国家）来捍卫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航线，执行日益复杂的合同。统治者们需要商人建立商业网络，以使各国建立紧密联系，并维持统治者的海外帝国。商人和统治者都需要金融家。商人需要金融家创造并管理远程贸易所需的金融工具，统治者需要金融家提供战争资金，而为了建立持久的国家，战争似乎永无止境。对金融家来说，他们需要国家机器来确保合同的执行，无论是金融家之间、金融家与商人之间还是涉及外国的合同。实现这三个群体行为动机的良好结合并非易事。待尘埃落定，就会看到其中一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处在中心位置的便是特许经营的银行，即由金融家所拥有的股份银行，同时为贸易和国家提供融资，以此换取国家赋予银行的一整套有价值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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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许银行创立伊始，统治者便知道如何利用银行整合其他群体的行为动机，这一点对维护政治秩序非常重要。19世纪和20世纪，统治者深知如何让银行直接放贷给政治盟友旗下的企业，如何为关键选区雇主所处的行业提供融资，如何平滑商业周期引发的失业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不满），以及如何补贴惠民项目，如小企业信贷、学生贷款、资助自有住房的住房抵押担保项目等等，从而使公民的行为动机符合当下的政治秩序。简言之，现代特许银行伴随国家的演变而演变。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君主需要银行为战争和贸易融资，现代威权和民主国家需要银行来协助维持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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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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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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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学家的定义，从9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封建制度统治欧洲，之后取而代之的欧洲社会的组织结构就是“现代世界”。封建制度是管理原始农耕经济的去集中化的政治结构。由于骑马披甲的贵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统治之下的地区建立了政治和军事联系。成千上万的当地欧洲贵族统治着小块领土，以城堡来保卫领土，领土的产出盈余足够为封建统治和军队开支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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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这种分散的组织结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几个主要欧洲民族国家构成的集中化结构。集中化率先出现在部分国家，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而德国和意大利则晚几个世纪成为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整合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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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消亡和强大民族国家的出现，反映出两个平行且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以军事实力征服并保卫领土和贸易线路；以经济实力建构并管理广泛的贸易网络。国家必须能够以中央集权控制领土，而此时的领土面积也是达到了罗马帝国消亡后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要跨越海洋去征服其他大陆并与之进行贸易，从而获得贵金属、糖类、咖啡、茶、烟草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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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遍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竞争白热化且异常暴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耐心、中立和被动都无法获得回报。战争随处可见，崭露头角的国家要么征服邻国，要么被征服。例如，在1568—1648年间，荷兰共和国为了政治独立与西班牙进行了八年战争。荷兰同时还参加了1618—1648年间的泛欧洲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虽然结束了这两场战争，却没有为荷兰带来和平。荷兰刚从西班牙获得独立，就与英格兰进行了一系列抢夺贸易线路控制权的战争。战争在1652—1654年间爆发，延续至1665—1667年，而后又在1672—1674年间重燃战火。巧合的是，对英国第三次海上战争时，荷兰不得不在1672—1678年间的法荷战争中对抗法国及其盟国，其中包括瑞士和西班牙。1688—1697年，荷兰与法国又爆发了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战争。很快荷兰又被卷入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继而在18世纪40年代被拖入旷日持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把这些数据相加发现，荷兰共和国断断续续参战的时间长达近15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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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异常暴力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大多数竞争者未能幸存。4早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公国、君主国和城邦国家被夷为平地，留存到现在的或是由于该国法律所特有的便利性而存在的政体（例如，摩纳哥公国的存在似乎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国与博彩相关的法律），或仅仅是语言遗迹（例如county这个英语单词，本来指的是伯爵领地，但现在则指代多种实体形式，例如美国州下属的行政分支）。法兰西王国吞并了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阿拉贡（Aragon）王国联姻并吞并毗邻地区，创建了今天的西班牙。英格兰吞并了康沃尔（Cornwall）、威尔士和苏格兰，征服了爱尔兰，并最终通过1707年《联合法》（Act of Union）整合为单一议会，巩固了政治统治。俄罗斯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个小地区发展为一个辽阔的民族国家，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西伯利亚。相反，以陈旧低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统治的国家都成为新兴世界强国的牺牲品，例如拉丁美洲、西非和中亚的王朝帝国、微型王国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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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大量造船、导航和战争武器的创新，提升了陆军和海军实力，使全球范围内的征服和贸易成为可能。5主要的技术突破包括：指南针、星盘和四分仪（用于测量纬度）、大帆船（结合了三角帆和横帆优点的三桅船）的“伟大发明”、造船领域的平镶施工法、加农炮、火绳枪、滑膛枪、天文望远镜、导航领域的多个数学进步（尤其是三角学），以及在造船、地理知识和武器制造方面的诸多进步。6当时欧洲人的贸易规模在之前无法想象。他们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正是所有这些能力，使欧洲的政治经营者们能实现中央集权，建立民族国家，并在之后使用国家的组织能力将其势力辐射到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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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心的统治者想要建立国家或贸易帝国，这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他不仅需要为军事力量提供经费，也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行业和贸易网络。为战胜竞争者，统治者必须与多个长期伙伴结成联盟，例如军人、航海者、殖民者、商人和金融家，同时，统治者还必须以比竞争者更快的速度结盟。成功的统治者迅速将雄心转化为一整套有效持久的制度，助推长期伙伴关系的建立。行动迟缓的统治者则目睹其军队战败，贸易网络消失，统治的国家变为更睿智的统治者领导下的一个省。适应新环境特别缓慢的统治者甚至会命丧长矛之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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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哪些国家能成为主导国家：一是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二是是否有能力与一些社会和经济群体建立持久伙伴关系，这些群体或开展贸易，或能为国家提供融资。大西洋是利润丰富的国际贸易的入口，如奴隶、贵金属、香料、丝绸和其他商品贸易，这些贸易连接了欧洲、西非、美洲和亚洲。威尼斯和热那亚城邦曾是中世纪贸易和金融强国，缺乏进入大西洋的通道或许可以解释它们为何未能跟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荷兰共和国创建民族国家或帝国的步伐。有些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通过建立与商人和金融家的伙伴关系，远远甩开了竞争对手。伙伴关系赋予商人和金融家群体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尤其是议会的建立，其中政府开支和征税都必须由议会决定。8英国和荷兰还赋予商人和金融家权力，使其能影响政府债务合约的性质，影响准许哪些企业从事贸易和帝国扩张的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荷兰和英国为什么在建立帝国方面虽起步较晚，却能在18世纪初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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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一系列金融创新同时出现，产生了第一个特许银行，该银行是在特许权下运作的私营股份制公司，为远距离贸易提供融资并管理政府债务。特许银行不是一夜之间发明的，它是长期一系列制度性试验的结果，包括新型合约的发明，如债务年金和汇票；新型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如股份制公司。下文将分别介绍上述制度性创新的发展轨迹，以及这些创新最终如何催生了特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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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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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合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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