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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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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三章征服和生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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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皮特以偿还保罗的政府总能倚赖保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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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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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政府特许银行。共产主义国家有，民主和威权国家有，甚至最低劣的盗贼统治也有。有个例外恰巧证明了这一规则：索马里在1990—2011年间没有特许银行，然而当时索马里已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在该国政治崩坏前，它也有特许银行。1甚至在没有军队的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在不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的国家，例如科威特，都有特许银行的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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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银行对国家如此重要，甚至比军队和税收的存在更加普遍呢？特许银行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大约在1600年后的同一时期出现。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相反，这两类组织是共同演进的，因为三个群体的行为动机通过银行实现了良好结合，这三个群体分别为统治者、商人和金融家，他们对于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实体（国家）来捍卫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航线，执行日益复杂的合同。统治者们需要商人建立商业网络，以使各国建立紧密联系，并维持统治者的海外帝国。商人和统治者都需要金融家。商人需要金融家创造并管理远程贸易所需的金融工具，统治者需要金融家提供战争资金，而为了建立持久的国家，战争似乎永无止境。对金融家来说，他们需要国家机器来确保合同的执行，无论是金融家之间、金融家与商人之间还是涉及外国的合同。实现这三个群体行为动机的良好结合并非易事。待尘埃落定，就会看到其中一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处在中心位置的便是特许经营的银行，即由金融家所拥有的股份银行，同时为贸易和国家提供融资，以此换取国家赋予银行的一整套有价值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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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许银行创立伊始，统治者便知道如何利用银行整合其他群体的行为动机，这一点对维护政治秩序非常重要。19世纪和20世纪，统治者深知如何让银行直接放贷给政治盟友旗下的企业，如何为关键选区雇主所处的行业提供融资，如何平滑商业周期引发的失业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不满），以及如何补贴惠民项目，如小企业信贷、学生贷款、资助自有住房的住房抵押担保项目等等，从而使公民的行为动机符合当下的政治秩序。简言之，现代特许银行伴随国家的演变而演变。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君主需要银行为战争和贸易融资，现代威权和民主国家需要银行来协助维持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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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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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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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学家的定义，从9世纪到15世纪，中世纪封建制度统治欧洲，之后取而代之的欧洲社会的组织结构就是“现代世界”。封建制度是管理原始农耕经济的去集中化的政治结构。由于骑马披甲的贵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统治之下的地区建立了政治和军事联系。成千上万的当地欧洲贵族统治着小块领土，以城堡来保卫领土，领土的产出盈余足够为封建统治和军队开支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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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这种分散的组织结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几个主要欧洲民族国家构成的集中化结构。集中化率先出现在部分国家，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而德国和意大利则晚几个世纪成为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权力整合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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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消亡和强大民族国家的出现，反映出两个平行且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以军事实力征服并保卫领土和贸易线路；以经济实力建构并管理广泛的贸易网络。国家必须能够以中央集权控制领土，而此时的领土面积也是达到了罗马帝国消亡后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必须要跨越海洋去征服其他大陆并与之进行贸易，从而获得贵金属、糖类、咖啡、茶、烟草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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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遍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竞争白热化且异常暴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耐心、中立和被动都无法获得回报。战争随处可见，崭露头角的国家要么征服邻国，要么被征服。例如，在1568—1648年间，荷兰共和国为了政治独立与西班牙进行了八年战争。荷兰同时还参加了1618—1648年间的泛欧洲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虽然结束了这两场战争，却没有为荷兰带来和平。荷兰刚从西班牙获得独立，就与英格兰进行了一系列抢夺贸易线路控制权的战争。战争在1652—1654年间爆发，延续至1665—1667年，而后又在1672—1674年间重燃战火。巧合的是，对英国第三次海上战争时，荷兰不得不在1672—1678年间的法荷战争中对抗法国及其盟国，其中包括瑞士和西班牙。1688—1697年，荷兰与法国又爆发了奥格斯堡同盟（League of Augsburg）战争。很快荷兰又被卷入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继而在18世纪40年代被拖入旷日持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把这些数据相加发现，荷兰共和国断断续续参战的时间长达近15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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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异常暴力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大多数竞争者未能幸存。4早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公国、君主国和城邦国家被夷为平地，留存到现在的或是由于该国法律所特有的便利性而存在的政体（例如，摩纳哥公国的存在似乎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国与博彩相关的法律），或仅仅是语言遗迹（例如county这个英语单词，本来指的是伯爵领地，但现在则指代多种实体形式，例如美国州下属的行政分支）。法兰西王国吞并了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阿拉贡（Aragon）王国联姻并吞并毗邻地区，创建了今天的西班牙。英格兰吞并了康沃尔（Cornwall）、威尔士和苏格兰，征服了爱尔兰，并最终通过1707年《联合法》（Act of Union）整合为单一议会，巩固了政治统治。俄罗斯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个小地区发展为一个辽阔的民族国家，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西伯利亚。相反，以陈旧低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统治的国家都成为新兴世界强国的牺牲品，例如拉丁美洲、西非和中亚的王朝帝国、微型王国和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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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大量造船、导航和战争武器的创新，提升了陆军和海军实力，使全球范围内的征服和贸易成为可能。5主要的技术突破包括：指南针、星盘和四分仪（用于测量纬度）、大帆船（结合了三角帆和横帆优点的三桅船）的“伟大发明”、造船领域的平镶施工法、加农炮、火绳枪、滑膛枪、天文望远镜、导航领域的多个数学进步（尤其是三角学），以及在造船、地理知识和武器制造方面的诸多进步。6当时欧洲人的贸易规模在之前无法想象。他们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正是所有这些能力，使欧洲的政治经营者们能实现中央集权，建立民族国家，并在之后使用国家的组织能力将其势力辐射到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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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心的统治者想要建立国家或贸易帝国，这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他不仅需要为军事力量提供经费，也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行业和贸易网络。为战胜竞争者，统治者必须与多个长期伙伴结成联盟，例如军人、航海者、殖民者、商人和金融家，同时，统治者还必须以比竞争者更快的速度结盟。成功的统治者迅速将雄心转化为一整套有效持久的制度，助推长期伙伴关系的建立。行动迟缓的统治者则目睹其军队战败，贸易网络消失，统治的国家变为更睿智的统治者领导下的一个省。适应新环境特别缓慢的统治者甚至会命丧长矛之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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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哪些国家能成为主导国家：一是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二是是否有能力与一些社会和经济群体建立持久伙伴关系，这些群体或开展贸易，或能为国家提供融资。大西洋是利润丰富的国际贸易的入口，如奴隶、贵金属、香料、丝绸和其他商品贸易，这些贸易连接了欧洲、西非、美洲和亚洲。威尼斯和热那亚城邦曾是中世纪贸易和金融强国，缺乏进入大西洋的通道或许可以解释它们为何未能跟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荷兰共和国创建民族国家或帝国的步伐。有些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通过建立与商人和金融家的伙伴关系，远远甩开了竞争对手。伙伴关系赋予商人和金融家群体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尤其是议会的建立，其中政府开支和征税都必须由议会决定。8英国和荷兰还赋予商人和金融家权力，使其能影响政府债务合约的性质，影响准许哪些企业从事贸易和帝国扩张的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荷兰和英国为什么在建立帝国方面虽起步较晚，却能在18世纪初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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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一系列金融创新同时出现，产生了第一个特许银行，该银行是在特许权下运作的私营股份制公司，为远距离贸易提供融资并管理政府债务。特许银行不是一夜之间发明的，它是长期一系列制度性试验的结果，包括新型合约的发明，如债务年金和汇票；新型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如股份制公司。下文将分别介绍上述制度性创新的发展轨迹，以及这些创新最终如何催生了特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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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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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务合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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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世界”之前，君主依靠私人银行家的贷款为战争提供资金。当战争进展不顺时，统治者经常拖欠贷款不还，有时甚至导致放贷的银行家破产。到1672年，英国查尔斯二世的“国库止付”（stop of the Exchequer）还使很多借款给国王的伦敦私人“金匠银行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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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规模和频率的不断上升使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统治者必须找到新的途径使其债务能够吸引更多的持有者。这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如何让那些控制着枪支和法律的政党在他们不想还钱的情况下还钱？预想到有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借钱给统治者呢？随着债务额的扩大，以及作为偿债来源的税收制度受到的制约增加，这个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考虑到战争融资对欧洲统治者的重要性，对偿还主权债务的可靠方式进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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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年金债务的问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方法之一，所谓新型年金债务就是统治者承诺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永续年金。在16世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似乎是建立永久年金式国家债务的第一个国家。这种实践反映了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等西班牙早期政权的公共债务结构。1489年，斐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出售了一系列可继承的永久性可赎回公债来为战争筹资，而这场战争导致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在1492年形成联邦。9在1542年的荷兰哈布斯堡王朝（南），查理五世大量依赖这种债务形式进行融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为增加年金合约在购买者中的可信度，并强化其流动性，合约具备五个关键特征：永久、可继承、定期支付利息、赋予债券持有人（即使是外国人）更强的法律权利，并辅以财政改革，例如规定某些税收用于支付利息，从而使支付更具可能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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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出现了金融创新，在市场买方中生成了新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债券持有人网络的创建，便利了债权人在债券购买过程中的沟通协调。通过共享信息并共同惩罚违约，债权人能有效防范统治者的策略性违约。若统治者对单一债权人违约，则其他所有人会拒绝购买该统治者发行的新债。因为统治者必须面对联合起来的债权人联盟，所以必须坚守诚信。例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得不依靠热那亚银行家们的服务，利用热那亚银行遍布于地中海周边以及在北欧的代理行网络来支付部队和海军开支。当菲利普二世的国家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出现了连续违约，但热那亚的银行家们采取了一致行动，迫使菲利普二世以可转让长期公债（“juros”）作为短期债务（“asientos”）的抵押，而这些长期公债的偿债来源则是银行家或其代理人负责收缴的指定税种。银行家们还强迫政府签订应急合约，以降低可能的违约损失。同时，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将债券再出售给其金融网络中的众多参与者，从而只持有原有债权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即便如此，三十年战争最后使西班牙中央财政受到严重损害，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再有创造力和凝聚力，也拯救不了债权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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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挑战的17世纪和18世纪，在稳定公共债务市场方面，英国和荷兰比西班牙更为成功。12在荷兰，成功的债务管理主要归因于税收的有效征收。在英格兰，1688年光荣革命引发改革，议会控制了税收和支出，从而降低了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13这些变化反映了一个事实：债权人身处议会之中，并且能够与其他利益集团结成联盟。14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详细讨论的一样，英国开始了另一个关键创新：将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公私合作形式，用于管理政府债务。英国把年金和股份制公司这两种金融创新整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即银行特许制度，用于重组主权债务并降低债务成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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